河南省登封市公安局长任长霞的事迹无疑是感人的。她身上所体现的疾恶如仇的力量、将心比心的悲天悯人情怀、对职务责任的忠诚，令社会公众为之动容。

　　登封人对任长霞的敬重是通过传统的方式表达的。在她生前，老百姓多次给公安局送去锦旗，甚至赶80公里的长路把锦旗和奖匾送到其上级机关郑州市公安局；她去世后，20万人自发前往吊唁，3天3夜人流不息。在她的灵棚前，每天不断有群众来敬献花圈、花篮，有人主动为她守灵，许多人下跪磕头；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那天早晨，十里长街挤满了人，道路两边是难以计数的鲜花和花圈。那天，“登封的花圈卖光，黑幛卖完，鲜花店也告罄”。

　　其实，不独对任长霞，百姓对优秀官员的评价，大约都是这样的形式———生前，受恩者送锦旗和奖匾给有关机关；死后，一街两行的人们吊唁、送葬、痛哭甚至磕头。无论是官方组织的表彰大会，还是媒体进行的长篇报道，也都习惯把这种人数众多、场面宏大、情节感人的细节作为百姓对“好官”的评价依据。

　　当然，我们十分看重百姓对一个官员发自内心的情感表达，这样的道德评价对一个官员来说弥足珍贵。但它毕竟只是一种民意的表达方式，除此之外，我们还期待对官员（包括优秀官员）的道德评价之外，能有更多的制度评价。

　　我们现有的制度评价，主要是自上而下，即上一级组织对一个官员的评价，我们缺少来自公众的对一个官员称职与否、威望高低等的评价。比如，一个官员的政绩如何，公众（选民）可以通过投票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并据此判断其在民众中的威信和工作是否称职。一个不称职的官员，他得到的赞成票将是很低的；而像任长霞，她的赞成票显然应该很高。

　　这种自下而上的制度评价的意义还在于，公众的评价可以作为官员职务升迁的依据。得赞成票低于一定比例的官员，他必须离开原来的职位。用“生前送锦旗、死后十里长街送葬”来表达对官员的评价，类似于原来政府决策的“鼓掌通过”，是模糊的。“鼓掌通过”之所以被逐步抛弃，是因为在一片掌声中可能淹没了少数人不同意的声音，剥夺了这些人发表反对意见的权利。在过去，也有人对“十里长街”之类的活动表示出“是不是有人组织”之类的怀疑，就是因为这种模糊的民意表达，的确有不缜密之处。

　　毫无疑问，任长霞是个优秀的公安局长，百姓们自发地用传统的方式对她表示敬意无可厚非。但作为一种科学有效的官员评价体系，我们更希望建立在制度层面的来自公众的评价，拓宽官员的评价渠道。对公众而言，对某个官员的评价心中有数，自己的民主权利也得到了尊重。对于官员而言，他（她）理应清楚自己在公众心中的分量，而不只是上级的满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