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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顿对价格战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是以目标产量为导向的企业，这种导向生产了许多过剩的产品，从而导致了价格战。当市场一开放，国内的品牌将与拥有更多功能，做过更多消费者调查的国外品牌同场竞争，显然中国的产品处在下风。举例而言，市场只需要一台电视机，以目标产量为导向的国有企业生产了100台电视机，而以消费导向的企业生产了1台电视机。很明显，消费的需求使前者无论如何打价格战也无法达到后者所获得的利润。或许，价格战可能会夺得市场份额，但没有利润的市场份额有什么用呢？
价格战通常是利润丰厚的企业用来打败其他竞争对手所惯用的手段，比如石油公司经常用此来打击其他一些刚起步的小型公司，但这些公司的高额利润可以让它们承受暂时的策略性利润亏损。根据米尔顿的观察，中国的价格战大多并不是由利润丰厚的企业发起的。因为没有以往的高利润积累作支撑，价格战的后果很可能使打价格战的企业最终永远退出这一行业。通过降价，可以赢得较大的低端市场份额，而采用新产品、新技术却可以赢得高端市场一个可以创造品牌价值和长期受益的市场。
在中国，市场研究和营销信息系统的建设都正处在襁褓之中，品牌意识和品牌偏好则正处在快速成长的前期，提高产品质量和增强产品的创新能力已成当务之急。价格战应当收手了。对中国的企业来说，真正的挑战应当是不断创新，不放弃目标，以占领最后的利润丰厚的高端市场。TCL也好、康佳也好，只要能够发现消费者的真正需求，同样有可能战胜摩托罗拉这样的跨国企业。
中国企业及中国政府的领导人都相信，他们对本土市场的了解将确保在众多领域（如零售银行业务）的竞争优势。但事实是，这种优势的杠杆作用，是否能真正从中获益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今天的中国企业要想把这些潜在优势发挥出来，就必须要采取一种基于对客户系统的了解的市场营销准则。中国企业需要的不仅仅是低价策略和对错综复杂的分销渠道的掌控，它们还需要利用品牌领导力和价格准则来获取足够的利润，像世界上许多基业稳固的领导企业那样，在研究开发和营销创新上进行投入。
诺基亚在这一点上做得很聪明，它将精力花在大量的消费者调查上。诺基亚生产的手机可以换机壳，别小看这一点变化，这就是创新。诺基亚为什么这样做？就是因为他们通过科学详尽的市场调查后知道消费者需要这样的“小”功能。再如瑞士的斯沃浪（SWATCH），多数手表制造商认为一人就需要一块表，但斯沃琪却认为根据不同心惰，不同服装搭配，一人需要20块表。所以，斯沃琪的产品就不同于其他制造商推出的豪华表和时装表，是更符合消费者需求的时尚表。这也是斯沃琪以消费者角度为导向带来的必然结果，现在没有一家手表制造商可以忽视斯沃琪品牌。
价格战实际是企业的一种惰性，是因为不愿投入资金与精力到技术创新中的结果。其实，缺少最新技术可能会使国内企业付出高昂的代价。当国内企业在VCO市场占有优势的时候，他们在开发DVD产品上的进展非常缓慢。因此，松下、飞利浦、索尼、先锋等企业抓住了DVD这块大饼，国内企业只能分享很小的一块，并且还只能以很低的价格卖出，这将给国内企业从外来品牌手中夺回市场份额带来很大难度。
摩托罗拉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摩托罗拉曾是模拟手机领域的技术领头羊，也正因如此，她没有利用先进的数字化技术集中为国内外客户创造新的价值，相反仍然在亚洲新兴手机市场销售模拟机；而当时的爱立信和诺基亚则成了数字机的先行者，并且进一步分食了摩托罗拉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出于财务上的考虑而牺牲了最基本的营销法则，这是摩托罗拉的失误，它不是投资于新技术，而是在现存的模拟机市场上寻求最大化的短期回报。
从摩托罗拉的例子可以看出，企业需要一个领导，一个具有长远营销头脑的领导，他并不注重企业短期的财务状况。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公司的财务帐面尽管总是亏损，但投资者依然不断向公司注入新的资金，因为他们能够看到公司长远的赢利可能。所以公司需要的是一个强硬的、有能力、有耐心的CEO来平衡公司的各方面发展，使股东能够接受公司各方面的亏损或短期的收人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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