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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的社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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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招租，e-mail:yesize@hotmail.com 作者：罗伯特·平克 主题类号：C41/社会保障制度 【 文献号 】1-1735 【分 类 号】C41 【分 类 名】社会保障制度 【复印期号】200108 【 标 题 】全球化时代的社会福利 【 作 者 】罗伯特·平克 【作者简介】（英）罗伯特·平克 【编 者 按】罗伯特·平克是英国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社会行政学 （socialadministration）荣休讲座教授， 著名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学者。 他1964年出任葛德史密斯学院（Goldsmith College ）社会学系主任，1972年任该校社会行政学利韦沙（Lewisham）讲座教授，1974—1978年间任切尔西学院（Chelsea College）社会研究教授，1978 年任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首位社会工作学教授。平克教授还是英国政府新闻投诉委员会（the Press Complaints Commission）主席。 本文由作者于1999年4月20 日在香港城市大学公共管理与社会政策比较研究中心主办的国际研讨会上宣读。感谢平克教授和香港城市大学公共管理与社会政策比较研究中心授权本刊首发本文中文版。 【 正 文 】 导言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吗？国际金融市场与世界政治舞台所发生的变化确实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随着现代大众传播工具的发展，直接的与持续的信息交流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现象。与此同时，我们日常生活的更大部分则在一个更为有限与熟悉的环境中进行，这一环境包含了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所属的社区、我们的家庭以及我们的私人关系网络。这一切都是传统的界限，我们习惯了在此界限内追求我们的福利及制定我们的社会政策。 我们希望从全球化对我们各自社会的影响中互相学习些什么呢？我认为，我们首先关心的是全球化是否对我们的生活水准在总体上产生了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影响。其次，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全球化在多大程度上削弱了各民族国家主导经济与社会政策的能力。 福利的概念 当我们使用“福利”和“全球化”这类术语时，它们的含义是什么呢？先谈福利的概念。我们可以说福利指的是“个人的福祉”和对个人福利需要的满足（George and Page 1995：1）。这些需要有集体的和有个人的层面，包括基本的物品与服务，比如食物、收入、医疗保健、教育和住房。满足这些需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工作以个人的自助来实现，二是透过法定或非法定的福利这种集体的努力来实现。在社会政策的范畴内，我们必须就实现福利目标的手段作出艰难的选择。 首先，在所谓福利混合经济（the mixed economy of welfare）中，我们必须就什么是法定的、职业的和自愿的社会服务的最佳组合达成共识。其次，作为把财富从富者向贫者转移的再分配手段，法定社会服务的水平必须加以确定。再次，我们必须决定是否所有的公民都有权利获得福利；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就须决定这些权利所包含的福利的范围和水准。另外，为了尊重这些权利，我们也必须界定我们的公民责任或义务的性质与界限。 如果我们有需要而且能够劳动的话，劳动是我们作为公民的最高义务。福利无可避免地与工作联系在一起，没有劳动及不断的财富创造，就不会有任何的福利可言。不过，不管劳动作为福利的前提具有多么明显的重要性， 现在世界上很少有政府把劳动权包含在公民资格（citizenship）的定义中。一些政策分析者走得更远， 也拒绝承认公民资格应包含福利权。在他们看来，即使政府承认这样一些权利，也没有能力在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中实现这些权利（Freidman 1962；Grey 1992；Hayek 1960；Novak 1990；Nozick 1974）。 内部政治秩序的建立与法治是不断创造财富与增进福利的重要前提。但是，如果政治秩序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那么福利的定义中必须包含真实的民主权利和义务、 社会融入的机会，以及积极参与政治过程的机会。劳动、财富创造与福利是社会团结框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了这一框架，民主国家将无法生存（Baldwin 1990： 288 — 299：deSwaan 1998；Donnison 1992；Plant 1991）。 这些是所有的先进民主国家通过立法提供部分集体供给来满足基本福利需要的主要原因。各国福利供给的水平、服务提供的方式及福利权利的身份也许会不同，但是他们都认识到社会团结与社会福利之间的制度性联系的重大意义。伦理上的考虑也是重要的，但正如我前些年指出的：“一个社会的福利制度代表着同情与冷漠、利他与利己之间的不稳定的调和。如果人们完全受利他主义的支配，那么就用不着各种强制性的社会服务，而如果人们毫无例外都是利己的话，这些强制性服务则不可能实现”（Pinker 1971：211）。 甚至那些最贫穷的国家也遵循必须满足基本福利需要的原则。不幸的是，他们缺乏把这些原则付诸实践的起码的资源，如果没有国际社会的援助，他们的需要将无法得到满足。 公民资格与福利 在当代最著名的社会政策学者当中，马歇尔（T. H. Marshall）是强调公民资格（citizenship）、福利权利， 以及与此权利相伴的公民责任之间的正面联系的第一人。他在此问题上的观点与我们的主题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我们国家的法律制度都把取得某种福利的权利与公民资格联系起来。 马歇尔区分了公民资格的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包含了与“个人自由，言论、思想与信仰自由，拥有财产与缔结有效合约的权利及得到公平对待的权利”有关的公民权利与义务（Marshall and Bottomore1992：8）。经济权利与义务当然是这一定义的固有内容。 第二个要素是作为选民或代表“参与权力运作的权利”。第三个因素包含我们“取得最基本的经济福利与保障……以及过上相对于普遍社会标准而言的体面生活”的社会权利（Marshall and Bottomore 1992：8）。 马歇尔研究公民资格的方法一直是不断争议与重新评价的主题（Pinker1995a： 102 — 118）；（ Bulmer and Rees 1996）。迪肯（Deacon）最近注意到，全球化过程加强了“公民资格概念的两面性。在民主资本主义社会，它成为确保权利和福利惠及一国之中所有人的有力的推动力量。另一方面，它完全排除了一国之外的人对公民资格的受益。”由于穷国与富国之间的福利差距扩大，移民控制变得一年比一年严格（Deacon1998：131）。但是，正如迪肯接着指出的， 在欧洲联盟的范围内，已经采取了一些尝试性的步骤来创造超国家的公民资格，例如，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人权法院面前享受平等对待的权利以及欧盟理事会对社会宪章的批准，这一宪章规定了一系列社会权利与应得利益的最低标准（Deacon 1998：131）。最近的另外一些评论把注意力集中在批评马歇尔的公民资格概念缺乏国际视野上。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因为在马歇尔著书立说的时代，全球化并不是一种重要的潮流。不过，正如纽拜（Newby）所言：“一种国际秩序现在已经出现， 构成这种秩序的是一些特别的机构与势力，公民们很难对它们进行控制，也很少甚至没有机会对它们表达不满。”纽拜总结道：“要使全球居民的权利不受侵犯的话， 全球资源的全球治理需要民主的和具问责性（accountability）的新制度”（转引自Bulmer and Rees 1996：214 ）。 全球化 约翰·格雷（John Gray ）把经济全球化定义为“由不受限制的资本流动和不加束缚的自由贸易所促进的工业生产和新技术的世界性扩展”（Gray 1998a：6—7）。在他对全球化的分析中，格雷区分了由工业生产构成的真实经济（real economy）与由国际性投机及债券、股票交易所组成的虚拟金融经济（virtual financial economy）。 在真实经济中，全球化的主体是那些占全球产出三分之一及贸易额三分之二的大型跨国公司。而在虚拟金融经济中，全球化由巨额增长的资本交易所驱动，自从固定汇率制度结束以 来，投资者通过资本交易来不断地使投资品种多样化。 全球化在这两个方面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得到监控，其结果是，民族国家的政府实质上失去了对它们的投资政策的控制，而且“所有国家的汇率是由全球性的条件而不是一个国家的内部环境或政策所确定”（Gray 1998a：61—61）。跨国公司的活动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寻找劳动与社会成本最低的地方以及税制与市场监管制度对它们最有利的地方，目的是把效率最高化、利润最大化。 正如乔治（George）指出的，这种全球化进程已使资本的流动国际化，但是劳工的流动却不是这样。为了对来自低工资与低社会成本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日益激烈的竞争作出回应，越来越多的发达工业化国家正在放松对他们自己的劳动力市场的管制，限制本国的社会服务预算。综合而言，这些变化对工作机会和福利权利的影响正在开始使整个发达工业化国家内公民资格的真实地位受到损害（George 1998：17—36）。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金融投机的共同作用，使得整个世界对工作与福利前景产生了巨大的不安。在新的全球经济中，变动显然难以预测，而且更加难以控制。1997年泰铢的贬值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使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的经济陷入衰退。俄国卢布在经济混乱中贬值，而同时其他主要国家的货币也承受着巨大压力。美国与欧盟一些成员国现时的经济增长强劲，但是对英国经济衰退的担心与日诸增，英国的高利率正在造成失业率的上升（Browne 1998：4）。全球性的自由贸易市场远景是激励18世纪欧洲启蒙时期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两大理想之一。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一类的学者确信自由、国际竞争和对利润的合理追求是提高整体生活水平和增进人类幸福的最佳的也是唯一的方式。这种对理性力量的信仰和运用理性促进社会进步的观念，曾经广为启蒙时代的学者所接受。他们挑战权威和现有制度的合理性，他们期待发展中的物理学和社会科学能够带来有助清除阻碍人类进步的许多传统障碍的新知识和新见解。他们是关于人类未来前景的乐观主义者。 但是，欧洲启蒙时代是一个伟大的知识多元化现象，它为现代主义和今天的现代民族国家奠定了知识基础和制度基础。有两种极富影响但又互有冲突的理论范式发端于启蒙时代，它们在整个19和20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发挥着巨大而持久的影响。第一个范式是自由主义理论，主张建立一个最少干预但民主的国家，崇尚个人主义价值观，实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国际贸易。第二个范式是社会主义，它奉行集体主义观念，敌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但是在理念上也是国际主义者。一些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想走得比自由市场自由主义者更远，主张完全地废除国家。但是，费边主义者和其他民主社会主义者相信，国家在创造一个更公正和平等的社会中扮演着中心和恒久的角色。马克思主义者在其早期运动中，声称国家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中具有重要的但只是暂时的作用。然而，一旦他们掌握权力，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运动却总是在国家永存的基础上不断扩展国家的权力。 自由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在理性的力量以及运用理性来提高统治质量、扩展政治自由及增进福利的问题上常常具有相同的信念。自由主义者吸取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原则，相信市场理性的“看不见的手”。社会主义者则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运用理性的计划技术来创造集中的国家控制经济上。 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衰落也许会，或者不会，被证明是一个暂时的现象。但是在目前，自由主义范式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优势。但是现在还很难说，全球化将是伟大启蒙计划中一个新时代的开端或者说是衰落的序曲。也许从过去十年重要的政治事件中要吸取的教训是，我们的理性力量在预测未来和调控现时的经济和社会趋势方面同样都是不成功的。这并不是贬损理性在引导人类事务中的作用，而是仅仅强调它的不足。怀疑而不是盲从，才是而且应该是理性探求与推理的关键。 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 与此同时，在当代有关社会变迁与社会福利的方法与手段的争论中，对于各种宏观理论的怀疑变得越来越明显。例如吉登斯（Giddens ）声称，我们今天生活在后现代的世界中，其特征是，“关于知识的各式各样主张的多元化，科学在其中并无至尊地位”（Giddens 1996：2）。 社会变化的步伐与幅度已经破坏了既存制度的权威性，并且影响到我们解释社会秩序的方式。普通人对他们的政治机构、党派以及合理化管理的公共和私人部门的表现变得越来越富批评性。人生职业形式的变化以及消费主义的高涨降低了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效忠的吸引力。政治与家庭生活更加民主化的趋势为个人选择、自我发现与自我实现创造了更多的机会。随着更加 自信的个人主义社会风气的蔓延，集体责任的约束已经失去了他们的许多迄今为止尚无疑问的道德权威。 同样显著的变化发生在家庭生活的结构、妇女的地位以及个人关系和性关系的形式之中。在大多数发达工业化国家中，离婚率与非婚生率在上升，不受正式婚姻约束的同居比率也在上升。人们接受并且按照过去被认为是人生目标和永恒准则的宗教和世俗的道德观念去生活的意向正在削弱。在后现代时代，更多的人以道德相对主义来处理他们自己的关系、作出他们的选择。 社会政策学科和我们现时的社会福利制度同样可从启蒙思潮中找到其历史渊源。对理性计划和管理方法的崇尚以及对客观的和普适性的公正标准的追求，是形成现代社会政策和福利国家的智识上和道德上的驱动力。 这些基本的原则和政策目标同样受到来自社会政策学科内外的攻击。后现代主义批评者声称，普适性和理性计划的概念正在丧失其在社会福利世界中的中心地位。随着经济自由主义的抬头，普适性的法定社会服务正被福利混合经济所取代。残存的法定服务正按准市场形式重新组织，并按照竞争性市场理性标准来管理。据称，这些占支配地位的趋势带给我们的将是更少的普适性和更多的选择性，更少的集中性和更多的分散性，以及更少的单一性和更多的多元性。这些政策变化的目的是要鼓励福利中的多元性与选择性，强调消费者利益而不是公民资格。这些变化的内在危险是，随着财产审查的广泛使用和对福利受益者的资格采用更为严格的标准， 准市场（quasi—market）的发展将创造新的准公民（quasi—citizens）一代（Best and Kellner 1991 ； Carter 1998；Hillyard and Watson 1996；Leonard 1997；O’Brien and Penna 1998；Penna and O’Brien 1996；Taylor—Gooby 1994；Taylor— Gooby1997；Wilson 1997）。 此外，后现代社会鼓励个人自主，鼓励更多的选择性和多样性。它们也将产生更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社会团结的传统方式是以习惯性的义务观念为基础的，但互惠的义务观却越来越不受尊重。正如吉登斯指出的，社会关系的长期固定网络变得与它们传统的制度背景日益分离。社会生活中过去许多的常规作法现在正受到不断的诘问与反思。在这样的社会中，越来越起支配作用的是陌生人之间的合约关系，以信任为基础的关系虽然更有价值但是越来越难以建立与维持（Giddens 1996：34）。 这些使我们的个人生活面临更多的个人自主和选择的趋势，不是由依然影响我们经济命运的市场理性强制力来驱动的，而是由情感、自我决定和浪漫的情感来驱动的。无可避免地，它们将在工作、福利和家庭生活领域之间产生新的冲突和矛盾。例如，我们的商品和服务消费的选择范围取决于我们的工作和收入。但是，全球化与劳工市场管制的解除显著地减少了期盼终生雇用的工人的比例。更多的工人正在经历间歇性失业，生活在失去工作和收入的风险之中。这些新的不安全减少了普通人实际选择的范围。家庭生活和个人关系变得更多而不是更少地被抽象的经济市场力量所控制。正如格雷观察到的：“如果父母双方都要轮班，那么一家人怎么能聚在一起吃饭呢？当工作市场把父母分开的时候，家庭生活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呢？”（Gray 1998a：72）。 在福利的范畴内，其他一些矛盾与冲突正变得越来越明显。由于家庭的形成和解体日益受个人选择和浪漫爱情而不是家庭义务的影响，离婚与单亲家庭的数目正在不断上升。大多数单身父母成为社会保障的领取者。他们能够领取福利津贴是基于他们的福利权利，但是这种权利的享受必须以其他人的付出为代价。不幸地是，后现代主义者的道德相对主义论调更多地强调权利与应得利益而不是责任与义务。 社会福利系统不能在道德相对主义的教条下公正地运转。作为服务提供系统，它们不仅包含了互有关联的一系列抽象的权利和义务，而且也包含另一种形式的现金交易关系。公共资金的使用必须有明确的目标，而且要有公正及负责任的态度。这样一来，下面的论点会引起争论：尽管每个人都有平等的福利权利，但是一些人作为个体应该有额外的权利去追随个人选择与浪漫爱情的指示，而当他们的选择被证明是错误的、他们的浪漫感情以眼泪告终时，有权把额外的成本加诸其他公民。 公民权概念不应当成为一种概念把戏，用它来把对福利的依赖伪装成个人 自主和自由的进一步延伸。即使是在后现代社会，也能够而且应该对独立、互相依赖、依赖这些状态作出真正的区分。 全球化和后现代政治 下面这句看似矛盾的话却对全球化政治作了最佳的表述：现代民族国家变得“相对于生活中的大问题而言太小了，而相对于生活中的小问题而言则太大了”（Giddens 1996：65）。吉登斯接着解释说，全球秩序的大问题包括国家对市场力量的调控、环境的保护、和平的维护，以及对恐怖主义和犯罪的防范。小的问题已经在我关于后现代的陈述中涉及，包括寻求社会团结和基层以及地区层面公民参与的新形式、个人与家庭理想的实现，以及在我们日常关系中身份、目标与信任的重新发现。 尽管联邦主义在西欧的发展，基层与地方层面的忠诚在现时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表现得更为明显。一些地区性的运动寻求更多的政治自治和完全的民族独立。尽管如此，正如库柏（Cooper）所言，民主“要求对政治共同体进行界定，并且发展共同的国家认同感”（Cooper 1996：16）。但是，库柏接着指出，成功的后现代国家必须迎接两种不同的挑战。它必须对全球化所造成的巨大的经济与政治问题及其前景作出积极的回应。这些问题实质上与吉登斯提到的问题是相同的。因此，后现代国家必须成为更广阔的国际社会的积极参与者，这样一来，它将牺牲国家主权的部分要素（Cooper 1996：28）。同时，他认为， 成功的后现代国家应“确立超越个人之上的价值观”，包括对人权的尊重，鼓励基层与地区间团结，容忍文化上的多元性（Cooper 1996：35）。 这些问题与挑战尽管规模较小，却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与社会关系质量有着直接和持续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成功的后现代国家必须承担和平之责而不是挑起战争。在这方面，全球化与跨国相互依存的加深至少永远是积极的力量，即使仅仅因为“把工业合并起来的国家不会互相打起来”（Cooper 1996 ：38）。然而，我们依然生活在一个政治上分裂的世界。全球化推动联盟的扩充和国家边界的模糊。冷战的结束在欧洲与亚洲创造了许多新的独立国家。与此同时，许多其他的民族国家依然徘徊在以联盟与国际联系为主导的后现代世界之外。 在后现代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分界线外，非洲与亚洲的一大部分似乎正在倒退到政治与经济动乱、内战、深度贫困的前现代环境中。受到各种复活的宗教的、世俗的和民族主义的原教旨主义的支持，国际恐怖主义的蔓延就象国际犯罪和毒品交易一样，进一步加深了当今世界业已普遍存在的恐惧与危险。 比较与共同关心的问题 由于制度文化的差异性，全球化以不同的途径影响不同的民族国家。这一点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都是适用的。例如，英国与美国通过采取自由贸易政策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大多数紧跟其后实现工业化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民族国家采取的却是贸易保护政策，这在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这些国家最为明显。 在整个20世纪60和70年代，连续几届英国政府通过管理需求水平来谋求控制通货膨胀与就业水平。他们借助于收入政策、公共投资政策和其他凯恩斯主义风格的方法来达到这些目标。从70年代中期开始，这些政策不断受到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家的攻击。这些批评的实质是，政府无力管制失业水平。实际上，“只有一种失业水平，通货膨胀在此水平上是稳定的，这一水平称为自然状态。如果失业率超过自然状态，通货膨胀会下降，直到达到平衡点；而如果失业率低于自然状态，通货膨胀就自然会上升”（Elliot and Denny 1998：13）。 从1980年代开始，连续几届英国保守党政府的施政都以这一教义和其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教义为基础。他们的目标是使英国成为在世界市场中更有效率、更有实力的竞争者。为达致这一目标，他们把国有工业私有化、摧毁工会的力量、取消最低工资制，并且解除对劳工市场的管制。就改善了的经济表现而言，这些政策是成功的，但它也使英国变成更不平等和更缺少就业保障的社会。 正如霍顿（Hutton）指出的：“在1975年，55％的成年人拥有全职、长期性的工作，而到1993年，这一比例下降至35％。”而他进一步预测，如果目前解除管制的潮流继续的话，全职工作“将只是少数人的特权”（Hutton 1995：108）。结果，不平等与贫困发生率上升。对相关证据进行评估后，霍顿总结道，“头30％的人口是弱势群体”，接下来的30％的人口处在“边缘化和不安定中”，剩余的40％是那些有特权的“全职雇员和自雇人士，他们拥有超过两 年的工作”（Hutton 1995：106—108）。在过去5年中，失业人数下降了50％，但是许多新工作是兼职、低薪和临时性的。 1997年上台的工党政府在降低公共开支的同时，尽力在干预主义与非干预主义政策之间保持平衡。它最近为低收入工人重新设置了最低工资标准，还使英格兰银行负起管理利率的责任，而且该行仍遵循自然就业率的教条。直到最近，高利率和强英镑已使得英国的出口商在海外市场上的竞争变得困难起来。 公民权、主权与全球市场 在全球经济变化的时代，生活在后现代社会中的人心中都存有一种“悖论”。根据后现代主义的社会理论原则，在个人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我们在个人选择和自我决定方面比过去有了更多的选择。但是根据全球经济理论的原则，我们依然被市场竞争和利润最大化法则所左右，而这些法则早在18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就已确立。不论我们作出何种选择，都要符合这些法则，这意味着即使我们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中的一员，我们也不能或者说很少能控制我们的集体命运。 然而，我们应该对各式各样经济与社会理论中的决定论表示深深的怀疑，因为它们“的确是从知识源泉中引伸出来的”，而与那些自然科学理论不同。自然科学法则描述并解释物质世界的性质，这些描述与解释不断地随着新的科学发现而被修正，但是被考察的现象本身并不发生变化，它们并没有被赋予意图与选择这样的人类的品性。 经济与其他社会科学的法则旨在描述与解释个人与集体的行为以及构成人类社会的制度。与构成自然科学的要素不同，社会科学中的所有制度都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它们是人造物而不是自然物。无论我们制造什么，我们都可以根据新的知识和经验来毁灭它们或重新制造它们。碰巧，我们从最近的历史进程中已经对经济法则的有效性有了许多认识。需要指出的第一点是，关于它们的有效性和解释效力，专家们很少取得共识。第二点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普及版本——以曼彻斯特学派的自由放任教条为代表——忽视了亚当·斯密对公民责任之作用的重视，以及他关于国家作用的积极信念，他认为国家在济贫、教育、执法、主办公共工程等方面扮演着关键的角色。那些信奉不受限制的全球市场竞争的信徒们如今正在全球范围内上犯下相同的错误（即忽视公民责任之角色和国家之作用的重要性）。 第三，不受限制的竞争性市场从来就没有完美地实现过。为了平稳运行，它们必须服从法治和一系列辅助性的政府规章制度。如果不对最易遭受损害的那部分公民提供某些形式的保护，任何民主国家都不可能发展成功的竞争性市场经济并保持政治稳定。俄国从计划经济转向竞争性的市场经济的短暂的七年试验的失败，不是因为竞争性市场不行，而是市场运行所必要的政治、法律和社会前提根本就不存在。社会主义存在70年后在俄国的失败也是基于完全相同的原因。 第四，男人与女人们是由政治的、社会的以及经济的迫切需要所驱动的。在18世纪的英国，公民权利的扩展和法治为竞争性市场发展的人创造了条件。其后选举与代表权这些政治权利的延伸最后迫使历届政府给予其公民以福利的权利，而公民则有相应的义务以使国家能收取必要的税收。 权利与义务成为公民权概念的要素反映了愿望的多样性，包括对普通人的激励、赋予他们生活的意义和控制他们命运的某些方法。这些愿望超越了对利润的追求与财富的创造，尽管这些目标也是重要的。 即使是在经济生活的范畴内，对劳动人口的大多数而言，对利润的合理追求本身从来就不是目的。相反，可以认为大多数的人尽他们的所能工作和储蓄是为了他们的家庭，特别是孩子。他们在更大部分上不是为经济理性本身所驱动，而是为家庭的忠诚和情感以及上一代对下一代的无私奉献所激励。经济活动的正式世界由另一非正式世界所补充，在后一世界中，情感而不是理性才是主导力量。 表现在公民权地位中的权利是以通过对抗当时的政治与经济传统而获取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声称，干预市场力量自由发挥的任何企图只会损害国家的财富与福利。集体主义者则认为，为了政治稳定和社会正义，某些干预是必不可少的。许多社会主义者走得更远，主张把生产资料和分配国有化。大多数民主的工业化国家在解除市场管制和纯粹的计划经济之中选择了某种形式的中间道路。但是，近年来，中间道路的教条已经被许多变化所压倒，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全球市场的成长。 但是，全球市场并无政治合法性资源。它们的主体，包括银行、基金经理和无数的投资者，缺乏民主的问责制。全球化作为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与超越国际与国内法要求之上的道德目的无关。 在非正式的意义上，市场只有在信任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地运作。就其意味着信守 承诺这一点而言，信任具有道德的特性。但是信任的道德性必须以所作承诺的目的来进行衡量。窃贼在实施盗窃的过程中也许会承诺互相帮助，但这不意味着给予窃贼以道德的荣誉。金融投机者并不是窃贼，他们遵循市场理性的指示行事，这更多地与逻辑而不是与道德相关。 体现在公民权地位中的权利与义务是政治经济学中的道德与政治层面，然而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它们似乎正消失于全球化之中。当主权国家失去对自己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的控制时，他们的公民的权利实质上遭到了剥夺。当国际机构不能控制全球性市场力量的自由运作时，我们其实已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在此点，公民权利、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的演变与发展趋于停止，然后向相反方向发展。公民将成为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政府都不能控制的经济影响力的人质。他们一生的积蓄可能因为一次投机风潮而一扫而空。他们的银行贷款可能在没有足够通知期的情况下被收回。他们的政府也许被迫把社会开支削减到政府与公民的合同（不论是内容还是目的）不再兑现的地步。 迄今为止，全球化对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福利状况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负面的。而且，也很少有证据显示那些最贫穷的国家从不受约束的竞争的“滴漏效应”中获益。世界经济关系受对收益率和繁荣的长期关注所驱动，它们对尚未出生的后代，具有不可预知的深远影响。但是他们对于生活在今天的人们的生活水平与预期有同样深远的和更直接的影响。对福利的追求既有人生的也有历史的层面，而这两者经常是互相冲突的。 正如我在最近的另一篇论文中所言，“普通人现在更多地是从他们日常生活的主观体验中形成他们对于公民权（福利权利与义务隐含在此概念中）的观念，他们的这种观念，不是在川流不息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而是在他们自己的人生经历以及代际关系的有限范围中形成的”（Pinker 1996：2）。 类似于“全球化”这样的宏观经济趋势发生在较长的时间内，这也许超出了个人的生命范畴。即使是这样，它们也会对普通人的生活产生更直接的好的和坏的影响。经济变化的过程无可避免地会使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受损。因此，社会保护政策在减轻诸比如失业和社会混乱之类的短期痛苦（diswelfare）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着新的地区性贸易集团出现在世界不同的地方，世界经济的自由化趋势是否会延续还有待观察。正如威尔·霍顿所言：“正当经济与政治主权越来越受制于全球金融市场的崛起时，议会主权崇拜却加强了，这是一种悖论。”（Hutton 1995：312）。 霍顿接着指出，“无论是美元还是日元都没有强大到足够单独成为全球金融秩序的支柱：这两种货币都必须寻找一些能够以经济政策支持货币管理的稳定的地带。这也许不可能做得到，若如此，世界将继续不稳定或者陷入贸易壁垒的泥坑中”（Hutton 1995：316）。 霍顿总结道，欧盟能够而且应该“坚持横跨欧洲大陆的共同的社会权利，这样一来，跨国公司就不能利用国与国之间的差别而渔利，从而降低工资与工作条件”（Hutton 1995：316）。单就这一原因而言，还不能证明竞争性市场资本主义与那些保护性的社会政策之间的调和是可能的，除非我们愿意牺牲国家主权的某些要素。在全球经济与国际金融市场的新环境下，社会保护的目标只能通过鼓励主权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来有效达到。没有这种合作，对竞争性市场优势的不受约束的追求将破坏社会团结的契约，而正是这些契约维系着对普通人的福祉至关重要的世代繁衍。 我们必须在竞争与合作这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因为“我们如果不拆开把市民社会捆在一起的精致的相互依赖之绳，就无法追求哲学家所谓的市场个人主义的基石。我们也不能给予平等、博爱与合作这些集体主义意识形态以绝对的支持。如果我们忽视财富创造的动力，我们最后将走向共同贫困。意识形态，象物质产品与服务一样，受效益递减法则的支配。对物质产品与服务适用的，也对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教条适用，没有哪种单一的意识形态可以包容或调和人类多样的原则与愿望，而这些原则和意愿都可以在自由社会的体制中找到其表达方式”（Pinker 1995b：83）。 结论 全球市场经济的增长具有把巨大的好处传递给世界各国的潜力。但是，全球市场，象国内与地区性市场一样，需要有效的控制措施。正如格雷所言：“自由市场经济缺乏内在的稳定机制。如果没有政府的有效监管，就很容易发生经济繁荣与萧条之交替循环，而付出的代价则是社会的凝聚力和稳定”（Gray 1998b：25—26）。格雷还建议八大工业国集团的领导们应该著手探寻对不受约束的资本的流动施加某些 控制。 我们不能回到根据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议而确立的战后固定汇率体系中去。在那一时期，美元是唯一可以加强或削弱那样一个协议的世界性重要货币。今天，存在着其他重要的对手，而且世界市场也变得更为复杂了，90％的国际金融交易是投机性的，我们只是从最近的经验中才知道货币投机是如何可以在一个制度上似乎很完善的国际市场网络中演变成为具有高度破坏性的货币战争形式。 尽管如此，就象布莱尔首相最近提议的，我们必须着手创造一个新的世界金融制度。在最近对纽约交易所发表的讲话中，他呼吁对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进行改革。 这也许可能成为走向建立一个新的“世界金融管理局”的第一步。这样的一个机构将被赋予监管权力去干预和处理因为短期流动债务而引发的危机。在被认为是必须的时候，它还可以鼓励各国政府实行资本控制。这个新的机构将“建立在国际清算银行的基础上”，并且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道扮演“有效的最后贷款者角色”（Elliot and Watt 1998：23）。 但是，在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差不多耗干了资金。如果在将来它作为信贷联盟和最后贷款者要更有效地运作的话，它必须有足够的资金去迅速回应因市场信心的失败而不是因“相关国家经济政策的失败”而造成的流动债务危机。如果想要保持全球经济稳定和平衡发展，国际金融交易必须有更大的透明度、必须有更有效的金融管理体制，以及更好的风险评估与预警系统（Keegan1998：5）。 如果我们不能在全球层面迎接这一挑战，我们将最终破坏民主的公民权与社会保护的制度结构，而这些是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在国家层面的经济与社会政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果我们成功了，我们将开始把全球的未来变成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将不再把全球经济看作是非人格的、不负责任的市场力量所驱动的现象。国民经济与全球经济都不是超制度的实体，不能说这种实体所关注的事物如此重要和普遍以致所有其他政治与社会的愿望都要从属于它们。 从最近的历史经验中应吸取到的教训是，共产主义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体系的极端形式都是完全错误的。如果我们不能控制新的全球经济的运行，我们最终将为政治不稳定、市场不确定和极端的社会不公重新创造同样的条件，而这些正是当初使共产主义比资本主义更有吸引力，甚至取代资本主义的原因。如果我们任由这两种有缺陷的意识形态通过利用对方的失败来掩饰它们有污点的信誉——就象现在在俄国所发生的那样，那将是一场悲剧。 从我们最近的全球经济的生活经验中，可以吸取两个教训。其一，我们对于后现代主义者所声称的伟大的启蒙工程已经失败的论调表示高度的怀疑。没有其他的信仰系统或经济、社会、政治组织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创造了如此巨大的财富。没有财富的创造就没有福利。但是启蒙运动是一个具有广泛的知识与政治多样性的工程，它总是受到两种强大的意识形态传统的推动：其一是从古典政治经济学教条中引伸出的对个人主义与竞争的崇尚，其二则是从各种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教条中引伸出的对集体主义与合作的执著。 最近一些年的错误在于我们失去了在这些互相竞争的教条中达成恰如其份的多元平衡的能力：在全球经济的环境中，我们开始夸大了不受约束的市场竞争的力量。我们这样做，是因为单一民族国家的经济失误和失效在全球经济中要受到比从前更迅速和更严重的惩罚。 同时，由于我们对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选择失去了信心，致使我们对各种形式的经济管制与社会保护的有效性产生了过度的怀疑。尽管如此，在以更高水平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以及更极端的不公平为特征的全球经济中，接受自然失业率作为一种必要的不幸，不会比接受饥荒、洪水以及传染病的自然发生更有道德说服力。这样的宿命论完全背叛了启蒙时代的理想：对我们所有人而言的更公平、更繁荣的未来前景。 【参考文献】 Best, S. and Kellner,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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