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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世界，政治民主是时代进步潮流。“民主”的实质，就是“主权在民”、“人民统治”。也即全体选民通过 “选票取代子弹”的和平方式，推选或罢免领导人、执政者，由这些“公仆”来行施治权。从另一个角度看，选举也是整合、显示民意的必要方式。它能传递公民意志力量对比的信息，区分“多数”与“少数”，使少数派不得不与多数派合作，从而促成政治稳定。执政者（党）也只有通过选举，才能“代表”民意并为之服务。否则，就只能是空泛承诺、政治作秀和自我美化。当然，选举也决非万能，选民也可能作出错误选择。但又只有选举，才能用和平方式纠正错误。在这一过程中，选民获得了切实的民主锻炼。也只有如此，政治竞争才能以公开、有序、文明的方式进行，不至发生台上握手、台下踢脚的暗斗，既增加社会成本，又影响社会稳定。
列宁和邓小平都曾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而民主选举，自然又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容。
所谓选举的“民主”性，应包括普遍、平等、直接、自由、任意、公开等基本原则。它排斥特权、操纵、隐瞒等恶行。尽管这些原则均由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所确立，却难以贯彻到底。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议会选举“虚伪性”的揭露、批判，人们早已耳熟能详。说它“虚伪”，就在于资产阶级出于阶级私利，言行不一、表里不一，打着“全民利益”的幌子，却实际上排斥底层民众的根本利益。那么社会主义民主选举，就理应比资本主义更彻底、更真实地贯彻上述原则，从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将人民的权利还给人民。而能否做到这一点，将是对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切实的考验和检验。
那么，国际共运史给我们提供了什么经验教训呢？世界上第一个执政的社会主义政党苏联共产党，又做得如何呢？
在十月革命前后一段时间，鉴于严峻的国内外形势，苏共不得不实行“集中制”。但为了与官僚集中制相区别，又对“集中制”作了“民主的”严格限定，故而叫“民主的集中制”。其内容包括：党内实行自下而上的定期选举；群众有权了解被选举人的全部活动；保障任何少数和任何忠实反对派的权利；每个党组织都有一定的自治权；党的负责人必须向组织汇报工作，并可以随时被罢免；坚持“公开性”，“多一些光，要让党知道一切”；保障进行思想斗争的权利，等等。（布尔什维克向第四次党代表大会提交的《党组织的基础》）尽管由于环境的限制，尚难完全彻底地落实上述原则，但基本上做到了“民主的集中制”。
不过，也应承认，由于俄国缺乏民主传统，俄共缺乏民主实践经验，即使在列宁时期，党内选举也出现过不正常现象。早在苏共十一大之前，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就关系密切。有长期机关工作经历并深感这一工作有种种方便的斯大林，心中觊觎即将设置的总书记职务。而加米涅夫则希望未来中央机关领导人成为“自己人”。因此，事先获知即将设置总书记职务并具体组织十一大领导机关选举的加米涅夫，为保证所希望的人入选，私下便作了不少“工作”，其中包括在某些选票上注明书记处书记人选。结果，斯大林、莫洛托夫、古比雪夫成为书记处书记。而总书记人选，又只有加米涅夫提出的斯大林一人，结果在无异议的情况下顺利通过。于是，斯大林一下子便担任了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和总书记三个要职，从而为其后的专权埋下了伏笔。（德·安·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上册第152-154页）只是由于操纵工作极为隐秘，致使锐敏的列宁也未能洞察。但这无疑给此次选举涂上了斯大林式选举的色彩。
而当列宁过世，斯大林大权独揽之后，他对选举的操控就不必这么小心谨慎、偷偷摸摸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十七大的选举。
到十七大时，斯大林已把主要政治对手一一击倒，列宁时代的老近卫军收拾得差不多了。所以，斯大林不无自豪地宣称“已没有打击对象了”。但实际上，仍有幸存的一些老革命酝酿撤换斯大林，作挽救革命的最后努力。在十七大召开前后，米高扬、奥拉赫拉什维里、彼得罗夫斯基、奥尔忠尼启则等老同志，找到在党内威望极高的基洛夫，提出有必要撤换斯大林，并请他出任总书记。但这些要求均被拒绝。不知是出于忠诚、讨好还是恐惧，基洛夫竟将上述动向如实报告给斯大林。不过即使如此，在大会的1200多张选票中，还是出现了斯大林近300张反对票，仅在计票委员会中就有27张，而基洛夫却只有3张反对票。卡刚诺维奇焦急不安此文共有3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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