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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中的“供养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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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招租，e-mail:yesize@hotmail.com 作物生长离不开足够的营养，每一植株都需要一定的供养区。同一物种单棵植株所需供养区的大小不能一概而论，一般而言，在营养充足的条件下，密植的程度可以高一些，而在营养不足的条件下，就必须适度稀植，以便让每一植株的根系充分伸展，从更大范围内汲取足够的营养。无论哪一种营养状况下的密植，各植株之间都会存在对阳光、空气、水、肥等营养成分的争夺，相邻植株的根系和枝叶都会相互交错，“弱肉强食”和“两败俱伤”的情况也都有可能发生。换用“虚拟花盆” 的角度来看，要保证单棵植株的正常生长，营养充足的条件下可以用小盆，而在营养不足的情况下最好换用大盆。 同植物生长一样，城市的发育也需要营养，这种营养主要来自该城市自身产品的外销，包括物质产品（工农业产品）和非物质产品（第三产业及建筑劳务）的对外输出（包括出口）所获得的收益，以及由此而连带发生的外来资金、人才等发展要素的注入。这些城市产品的外销量越大，也就表明该城市被需要的程度越大，城市的发育也就会越快。城市产品的外销量取决于两个因素：该城市供养区（产品行销范围）的大小以及该区域平均购买力的强弱。如果一个城市地处沿海或沿边，交通发达，周边相当大的区域内经济富庶，购买力很强，同时附近又不存在其他有力的竞争对手城市，那么就可以说这个城市的地理区位和交通区位相当优越，其发展前景也就相当可观了。可惜这些优势条件不太可能同时落到同一座城市身上，相当普遍的情况是：区域经济首位度高的一些中西部城市，其供养区看起来很大，但周边地区往往比较贫穷，这样的城市发展前景势必有限；而在经济富庶地区往往又“大城市扎堆”，最终形成“连绵城市带”或“城市群”。因此经济富庶地区的特大城市在一个大范围内“一枝独秀”的情况并不多见，往往只是一种理想状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内各省市区经济偏重于自成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市场分割的状况已形成一种常态，各省区首府城市的中心区位更有利于省域内部的联系和管理。此时省会城市的发展有点类似花盆中的植株，一般尚能够保持在本省区内“一城独大”的地位，其发育所需营养一是依赖于花盆内营养的充裕程度（省域经济发展程度），二是依赖于外来营养的补充（来自中央政府的财政和项目支持）。然而古今中外的事实表明，城区和省域资源终归是有限的，自给自足式的城市发展注定是缓慢的，“城无外财不肥”， 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为周边和更远的其他地区提供产品与服务，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与周边和其他地区的相互联系。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地市经济实力的增强，国内不少省会的中心城市地位均有不同程度的弱化，其主要原因，一是由于以上所述省域内其它区位条件更好的城市的快速发展，二是由于邻省大城市“阴影”的影响，如果所承受的影响总体上是负面的（发展资源的流出大于输入），那么后果将是严重的。遗憾的是，安徽省会合肥目前正处于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 打开中国地图，在合肥周围由宁（南京）、郑（郑州）、汉（武汉）三座特大城市为顶点所构成的大三角区域中，郑州距合肥592公里（公路里程，下同），武汉距合肥439公里，而南京距合肥仅129公里。南京是安徽通往华东沿海发达地区5条交通干线（京沪铁路、宁西铁路、宁铜铁路、合宁高速公路和长江水道）的会聚点，这就为它对安徽各地的辐射创造了极为便利的条件。作为江苏省会，它在江苏版图上的“偏心”区位十分醒目，其市区距皖苏省界最近处仅20公里，距安徽的马鞍山市区仅45公里，距滁州市区仅56公里。南京的禄口机场距马鞍山市区仅20公里，比距南京市区还近。该市与皖东地区属于同一方言区，历史上的联系就十分密切。徐州市紧邻安徽省北部的宿州市，位于京沪铁路和陇海铁路的交汇点，素有“五省通衢”之称，其市区距皖苏省界最近处仅16公里，距宿州市区仅75公里，该市与安徽的淮北地区属于同一方言区，历史上的交往也十分密切。 合肥承受来自邻省的“威胁”由来已久。1986年6月成立的以南京为龙头的“南京区域经济协调会”已将当时安徽省16个地市中的合肥、芜湖、马鞍山、巢湖等12个地市纳入其“协调”范围，而1986年3月组建的以徐州为龙头的“淮海经济区”也将当时安徽省的蚌埠、淮北、宿县、阜阳等4个地市纳入其中。由此可见，上述两大跨省经合组织早已将安徽全境尽数覆盖。2003年新年伊始，江苏省政府正式批准了南京、徐州两大都市圈规划。南京都市圈包括南京、镇江 、扬州、淮安南部以及安徽的马鞍山、滁州、芜湖和巢湖市部分地区。徐州都市圈则涵盖江苏的徐州、宿迁、连云港及其所辖县，安徽宿州市、淮北市及其所辖县，山东的枣庄、济宁市微山县，河南商丘的永城市等。由于南京、徐州这两个紧邻安徽城市的规模（人口和GDP）都比合肥为大，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南京、徐州两市对皖东、皖北地区的资金抽吸大于资金投放，商业投资大于工业投资，突出表现为消费流出。这其中又分两种类型，一是吸引安徽消费者去南京、徐州消费，二是上门推销，“引邻省之水灌自家之田”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因而从总体来看，可以说这两个城市至少在目前对合肥经济的影响是负面的。 总之，南京、徐州两个城市在皖苏省界的存在对合肥第三产业向皖东、皖北辐射形成了相当大的抑制作用，加上因皖赣、宣杭铁路的开通，安徽的宣州、黄山、池州等市加强了与浙、赣、闽等省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导致合肥城市赖以发展的“供养区”的萎缩，皖东、皖北、皖南地区的经济离心倾向对合肥在省内的中心城市地位形成了严重挑战。根据合肥市车流客流统计分析不难发现，目前合肥经济辐射区的实际范围主要局限于市辖三县、淮南、六安、安庆三市以及巢湖、滁州两市的西部，即以“庐州方言区”为核心的由长江、淮河、合裕公路、合蚌公路以及大别山所围成的区域内。明显可见合肥城市发展所需的供养区是严重不足的。由于历史遗留的欠帐过多、差距过大，短期内合肥的总体经济实力很难达到能与近邻南京相抗衡的规模，因此“强邻阴影”对合肥中心城市地位、特别是对其第三产业服务半径（范围）的挑战将是长期的。正因为如此，面对南京、徐州两大都市圈规划的出台，尽管安徽省高层领导部门和被纳入圈内的安徽城市反响积极，但合肥市的感觉却是五味杂陈的。 其实，作为江苏省会的南京，在对合肥的城市发展形成“威胁”的同时，本身也长期面临上海这个“强邻阴影”的影响，上海具有在长三角地区无可匹敌的金融、信息、技术等固有优势，江苏与上海毗邻的苏锡常地区以及江北南通等市的蓬勃发展，长期得益于上海的资金、技术、人才和信息的辐射和带动，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苏南乡镇工业的发展就利用了上海工业结构和体制的调整，得到了很多设备、技术乃至生产骨干。江苏省的苏州市一直是作为上海的“后花园”发展的，而苏州与上海毗邻的昆山、太仓等市事实上早已成为上海的“经济郊区”。目前上海与周边城市之间已形成一种“前店后坊”的关系，即外资企业的总部设在上海，分支机构和生产基地设在周边城市。相比之下，作为省会的南京对苏锡常通等市长期以来除了行政上的领导以外，经济上甚至文化上的影响都可以说是十分有限的。统计分析表明，南京尽管与本省的镇扬泰淮（安）等市的经济联系要强于上海，但与苏锡常通四市的经济联系却要弱于上海，这就大大限制了南京经济“供养区”的范围。 南京为了抗衡上海的影响，拓展本市的生存空间，提升本市在区域经济格局中的竞争力水平，采取了跨省与周边城市联手组建“南京都市圈”的举措，其规划范围包括了安徽的马鞍山、芜湖、滁州三市全部以及巢湖的部分地区。这样一来，南京就等于公开宣布将自己的经济根系伸向在计划经济时代原本属于合肥的“供养区”——皖东地区。从这个角度来看，南京经济、特别是它的第三产业的根系和触角积极向安徽省域渗透，是一种“东突不成，只好转而西进”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必然举措，也是大幅度外拓城市发展空间、寻求新的经济发展腹地的理性选择。徐州都市圈出台的战略意图也与之类似。 从国内各省的情况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省外城市对本省的“经济入侵”是无法避免的事情，此举固然会侵蚀省会城市的“供养区”，有损于省会的中心城市地位，但对全省经济总量的提升未必是一件坏事。因此不必过于强调省会城市对全省经济的主导地位，只要对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全省大局有利，暂时由谁来辐射和带动并不重要。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今天，强化省会中心城市地位既不能指望用行政命令来限制省内其它城市的发展速度和对外交往，或是限制省外城市对省会城市原有“经济属地”的渗透和入侵，也不能简单地依靠扩大市域面积和人口规模，唯一的出路是正视现实，调整心态，与“强邻”之间建立一种合作、协调、互补、互动的经济关系，避免与其结构趋同、正面对抗、盲目竞争；选择切合本地实际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主动发展能影响和带动全省经济发展的产业部门，大力扩充本市的经济社会综合实力；同时根据自身条件规划适当的城市规模，改善与周边地区的交通条件，以增强省会城市的凝聚力、辐射力和市场竞争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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