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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认同标准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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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招租，e-mail:yesize@hotmail.com 摘要：党的十六大指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但实际上，党的执政能力能否真正提高，还必须由实践来检验，由群众认同来检验。自执政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就始终把人民群众的认同作为检验党执政能力根本的标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按照群众认同标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树立科学发展观，推动国家和社会的迅速发展；必须加大反腐力度，增强全党拒腐防变的能力；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和完善党的群众利益代表机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当前，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已经被提高到一个新的认识高度。十六大明确指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必须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总揽全局的能力。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只是党中央对全党提出的新要求，这一要求是否真正能转化为实在的执政能力还需要通过一定的标准进行检验。此外，只有找到检验党执政能力的科学标准，我们党才能按照这种标准，采取更加切实有效的具体措施，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观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那么党的执政能力高低，也只能由实践来检验，进言之，只能由群众认同与否来检验。事实上，群众认同标准和实践标准本质上是一致的。因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尽管主观上希望通过实践“三个代表”，切实解决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群众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为民谋福，但执政的客观效果归根到底还要由人民群众来评价，由人民群众来认同。广大人民群众只有从党的执政中得到切实的利益，也才能认同党、支持党、拥护党，党的执政能力才能真正提高，党的执政地位才能真正巩固。 一、衡量党执政能力高低的标准始终都是群众认同标准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近几年提出的新概念，但实际上自执政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人民群众的认同作为检验党执政能力根本的惟一的标准。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之一，毛泽东深知群众认同对我们党“进京赶考”的重要意义。在进入北京之前，他就指出我们进京赶考，要考试合格，就必须密切党群关系，获得全国人民的认同和支持。为此，“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都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1]“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2]在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执政期间，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衡量党一切言论行为的最高标准，始终把群众认同作为衡量党执政能力高低的根本标准。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3]这是邓小平和中共党人高贵品格和风格的集中体现。实际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党人始终把自己放在群众中间，放在集体中间，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关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种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作为衡量党执政能力高低的标准。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4] “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5]他又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四年多的实践证明，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当然，还需要继续通过实践来加以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6]改革开放和党的领导的“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7]“共产党员……就是要有不怕麻烦、谦逊朴素和实事求是的作风，要有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不计其他的工作态度。……领导不是自封的，要看群众承认不承认，批准不批准。”[8]由此可见，在邓小平的论述中，衡量改革开放和党的领导水平的标准有生产力标准、人民利益标准、实践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但归根到底还是人民群众认同标准。因为只有人民群众得到实际的利益，生活水平提高，人民才会高兴， 才会拥护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才能提高。 在新的历史时期，以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共党人明确提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点，并把能否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衡量党执政能力高低的根本标准。江泽民同志指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9] “我们想事情，做工作，想得对不对，做得好不好，要有一个根本衡量尺度，这就是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10]“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最根本的是要不断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11]胡锦涛同志进一步指出：“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说，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这里的‘本’、‘基’、‘源’，说到底就是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以及全部工作，只有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党８０多年的一切奋斗，无论是战争年代浴血奋战推翻‘三座大山’，无论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2]这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精神实质的精辟论述，是对全党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实际上也是把群众认同标准作为衡量党执政能力的最好诠释。 二、按照群众认同标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党的执政能力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衡量党执政能力的群众认同标准却是不变的。确立这个根本标准，不是仅仅为了理论探讨，而是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执政能力的迫切需要。它要求全党深刻认识这个标准，在实践中按照这个标准采取各种有效的具体措施，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按照群众认同标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必须紧密围绕我们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遇到的各种现实问题，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中心，真正做到“三个代表”。 首先，按照群众认同标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树立科学发展观，推动国家和社会的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由共产党来领导，归根到底，就是因为共产党有更高的执政能力，因为它以更加科学的理论指导，能够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共产党执政的规律，能够结合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特点，制定出符合实际、符合本国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人民群众以更快速度推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这种执政能力的直接体现是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在这一点上不成功，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为此，毛泽东多次强调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邓小平指出，“发展是硬道理。”中国所有问题的解决，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全党同志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13]，不断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江泽民同志指出：“发展是解决我们面临所有问题的关键。”[14]“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15]“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目的都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16]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在中国“能不能解决好发展问题，直接关系人心背向、事业兴衰。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始终紧紧抓住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7]只有紧紧抓住这一点，才能从根本上把握人民群众的愿望，才能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到实处，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但是，实践证明，非科学的发展还不能保证国家和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此，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使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科学发展观的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各种非科学发展问题的解决，人与自然、社会的和 谐发展，必将使人民群众获得切实的利益，增强他们对党的认同感，从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其次，按照群众认同标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加大反腐力度，增强全党拒腐防变的能力。腐败问题本质上是党的作风问题。党的作风是全党在实践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反映党的特征和品格的整体精神风貌。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人民群众正是通过党的作风了解党，认识党，最后决定支持这个党还是唾弃这个党。因此，执政党的党风建设关系到人心向背，关系到党执政能力的高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近年来，我们党进行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极少数领导干部的腐败行为严重损害党的形象，降低了群众对党的认同感，削弱党的执政能力。为此，邓小平沉痛地指出，腐败这股风来得很猛，“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18]江泽民同志也痛切地指出：“腐败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机关健康肌体的病毒”[19]，我们党“如果不注意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不注意克服脱离群众的现象，听任腐败现象蔓延，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也会蜕变，丧失人心。经济搞不好会垮台。经济搞上去了，如果腐败现象泛滥，贪污贿赂横行，严重脱离群众，也会垮台。”[20]实事求是地说，近年来，我们党加大了反腐力度，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深受群众欢迎，但腐败现象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在有些方面还有愈演愈烈之势，所以反腐败斗争仍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两大课题之一。要加大反腐力度，增强全党拒腐防变的能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必须明确党反腐败的工作方针和基本思路。在长期的反腐败斗争中，我们党摸索出一条新路子，即由过去单纯依靠思想教育逐渐转变为“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从思想上筑牢拒腐防变的堤防，同时通过体制创新努力铲除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的力度”，从而形成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预防和惩治体系。但是，从根本上说，要有效遏制腐败现象，把其降低到最小限度，就必须完善党的制度建设，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把权力置于强有力的制约和监督之下。2004年2月颁布实施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是党中央加强党内监督、惩治腐败的重要举措，对于密切党群关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总之，只有从根本上遏制和消除腐败现象，党的形象得到根本改善，我们党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党的执政能力才能提高，党的执政地位才能巩固。 再次，按照群众认同标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充分发扬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党提高自身执政能力的根本保证。“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21]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表现在能够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上，而且表现在能够创造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上。从根本上说，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是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我们党和国家生活中的民主和集中严重失衡，民主发扬得很不够充分，党员群众的民主权利得不到保障，权力高度集中，家长制、一言堂盛行，决策独断，权力失监，腐败蔓延。这些不仅影响了党员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降低了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和认同感，涣散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而且导致决策失误，行政效率低下，严重削弱了党的执政能力。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不断增强，对民主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当前，满足人民群众的民主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成为提高党执政能力新的增长点。要发展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必须健全党内民主制度，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为此，十六大报告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22]要扩大在市、县进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和试点。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和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增强党员的主人翁意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增强党的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和执政力。另一方面，在发展党内民主的基础上，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 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为此，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各项基本制度，加强法制建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加强权力监督，维护社会稳定。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扬人民民主，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汇聚民智，聚集民力，群策群力，保证决策的科学性，提高执政效率，增强执政能力。2004年2月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规定党员有民主评议领导干部、询问和质询等各项权利是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举措。在基层民主建设中，扩大民主选举范围，提高民主选举层次，实行“双推双选”、“公推直选”、“两票制”等做法，推行政务公开，公开招聘招考制，干部任职公示制等，都表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这对增强群众对党的认同感、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最后，按照群众认同标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和完善党的群众利益代表机制。党的制度是指整个党的组成和运作所依据的原则、体制、规则程序等的总和。健全和完善党的制度建设，是加强执政党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治本之策。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党忽视了制度建设，以至于酿成了“文革”这样的惨剧。总结几十年的执政经验，邓小平痛切地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23]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加大了制度建设的力度，在民主集中制等原则制度和具体规章制度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在体制和机制层次上还很不健全、很不完善，突出表现在：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干部任用机制不完善；民主集中制不完善；党群关系沟通机制，尤其是党的群众利益代表机制不完善。这些体制和机制的不完善严重制约了党的执政能力提高。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根据社会实践的需要，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次声明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是在纲领层次上提高党执政能力的根本前提。同时，它还开展各种学习活动，努力把党的纲领路线转变为对党员干部的具体要求，转变为党员干部的实际行动，从而试图在实践层次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然而，要实现从纲领层次到实践层次的转化，就必须密切党群关系，建立和完善党的群众利益代表机制。没有这种科学的体制和机制作保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很难落到实处，人民群众的利益很难得到保障，人民群众对党的认同很难增强，党的执政能力也很难提高。从某种意义上说，苏共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从纲领层次上说，苏共声称是代表群众利益的，但是从实践层次上说，由于体制和机制的欠缺和不科学，群众的政治参与受到极大的限制，党的决策并没有反映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最后导致党群关系隔阂严重，群众对党失去了信任和信心，极大地削弱了党的执政能力，直至苏共垮台。当前，我们党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理论上说固然是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但在社会实际生活中各种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仍然存在，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仍不时发生，这说明要真正做到“三个代表”，还必须加强科学的体制和机制建设，建立和完善党的群众利益代表机制。要建立和完善党的群众利益代表机制，我们党就必须顺应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需要，改进自身的结构、功能、机制和活动方式，不失时机地推进政党结构功能、机制和活动方式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为此，一方面，党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功能和作用，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委和人大、政府、政协的关系，划清各自的权责能，重新回归到“党是人民群众参政的桥梁和纽带”的定位上来；另一方面，党要加强共青团等外围组织团体建设，支持他们依法依章开展工作，发挥他们了解民情、反映民意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此外，还可以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等制度。只有这样，我们作决议，办事情，才能更充分地反映民意，更广泛地代表民意，从而增强人民群众的认同感，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参考文献： [1]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 [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人民出版社 第1128页 [3]邓小平1981年2月14日为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将要出版的英文《邓小平副主席文集》所写序言。全文见《党史研究》1981年第3期 [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 1994年 第128页 [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 1994年 第314页 [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 1993年 第28页 [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 1993年 第372页 [8]《邓小平文选》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94年 第157页 [9]《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年 第644页 [10]《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年 第638页 [11]《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年 第646页 [12]《胡锦涛同志“七一”重要讲话学习读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3年 第10-11页 [1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 1993年 第375页 [14]《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年 第108页 [15]《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年 第90页 [16]《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年 第109页 [17]《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 2002年 第12－13页 [1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 1993年 第379页 [19]《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年 第426页 [20]《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年 第426页 [2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 1994年 第168页 [22]《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 2002年 第46页 [2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 1994年 第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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