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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顾发展的二维性：对发展问题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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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招租，e-mail:yesize@hotmail.com 摘要： 发展具二维性：发展永无止尽，这是其无限性或曰长度性一面；但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可持续”表明发展同时具宽度性或曰有限性一面。兼顾发展的二维性是我们正在实践着的课题。进一步从理论上明确必须兼顾发展的二维性，对抓好发展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发展 无限性 有限性 可持续 生产力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把发展作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并号召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以来，反复强调这一基调并身体力行，中国的发展正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值此之际，为推动实践健康发展，笔者认为有必要从理论上进一步思考和琢磨发展。 一、何谓发展的二维性？ 党的十六大报告在强调抓好第一要务的同时，强调要把可持续发展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大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这是发展必须兼顾可持续发展思想，它本身已向我们昭示了发展的二维性。 传统的观点认为，发展是无限的一维的，就如时间一样。但可持续发展观的出现告诉我们，发展还有有限性一面，即，发展要保持在“可持续”限界内；否则，发展就难以为继。所以说，发展具无限性和有限性之二维性，或者说具长度和宽度两个维度。打个比方，发展犹如一条长河，就纵向而言是无限的，就横向而言则是有边界条件——“可持续”的。 二、实践凸现了发展的二维性 1、实践凸现了发展的有限性一面。我们知道，“可持续发展”事实上是针对“不可持续发展”而言的。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中，直到全世界约为5亿人口的17世纪（1650年为5.11亿，见乔晓春等著：人口学教程，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108页），由于人类这一生物群体稀少，不存在因消耗和排放所引致的资源环境问题。18世纪出现了世界性的人口增长，人口从1650年的5.11亿增至1750年的7.64亿（同上书），100年间增长了2.53亿。1830年世界人口突破了第一个10亿。这时问题已见端倪。针对人口增长和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其后恩格斯敏锐地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见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519页）由此可见一斑。伴随着工业化和世界文明进程加快，20世纪世界人口则连续突破了第二、三、四、五、六个10亿，而最后50亿人口增至60亿人口仅用了12年时间（1987—1999）。人口膨胀，生产和生活消耗与排放与日俱增，带来了日益严重的资源、环境及至经济、社会问题，人类社会面临着“不可持续发展”之势。在问题显现过程中，20世纪60年代，敏感人士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随后很快被世人所接受。我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人口大国，也非常自然地接受了这一观点。以《中国21世纪议程》为标志，中国政府自1994年起加盟国际行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目前实施的力度正进一步加大。这是缘于实践的推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只有5.4亿人口，目前则翻了近2.5倍。人口不断增长，其直观后果是使人均资源占有量日益缩减。建国初人均耕地2.7亩，现在则降到了1.5亩以下，并且已有1/3的省份降到了1亩以下。作国际比较，我国人均耕地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淡水资源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4；我国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均在世界排行榜100位之后，一些常用量大的支持型矿产资源，尤其是煤炭、石油、天然气、铁、金、铜等都出现供应紧张。这些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制约越来越大，怎样解决尚无良策。人口不断增长，生产和生活消耗与排放增加，使生态环境问题凸现。在农村，特别是 “老、少、边、穷”地区，为了生存和发展，若干年来大量毁林毁草开荒、劈山或围湖围河造田、过度放牧、伐木种养（如种菌种）等，从而使得植被退化甚至生态消失、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地力下降直至丧失等，进而自然灾害频烈（如沙尘暴肆虐，旱涝病虫害频发）。目前我们各级的防汛抗旱指挥部以及救灾办公室都成了常设机构（2003年和2004年又分别出现了抗SARS指挥部和抗禽流感指挥部）。在环境质量下降中，特别是水体大气污染和耕地污染加剧。当前“无公害食品”生产和“清洁生产”已成时代课题。此外，我国大多数城市已出现了“白色污染”、“垃圾围城”现象。倘若你沿铁路干线沿公路干线坐车，每到一个城市，老远就可以看见有白色塑料的垃圾“沿城点缀”现象。2003年非典疫情突如其来和一度蔓延无不与一些地方“脏、乱、差”和环境受污染有关。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在所监测的340个城市中，有199个即58.5%的城市空气质量未达到二级标准（其中有108个城市达到三级标准，占31.8%；有91个城市为劣三级，占26.7%）；对区域环境噪声的监测，详细数字未见公布，但据2002年公报称，在被监测的315个城市中，有47.9%即151个城市区域环境噪声达不到城市居住区声环境质量标准。另据各方资料显示和笔者所见所闻，目前我国内陆大多数河段和绝大多数淡水湖、河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城市湖泊水质富营养化问题突出，有的臭气薰天怪味刺鼻水体呈“有毒”型。因此，国家“十五”期间拟投资1234亿元治污。我们的发展成本正在加大。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在人口过度增长的情势下，我们的发展日益受羁绊，或者说发展的宽度越来越窄，若堵不住其“缩”向零距离，我们的发展就会中断。 2、实践对发展有着“扩张性”要求。随着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发展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发展。在中国，以党的十六大为新起点，发展正在走新型工业化路子，向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继而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前进。在这一进程中，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经济要更加发展，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民主更加健全，从而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建设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不仅如此，还要促使人与自然的和谐，建设生态文明，讲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可持续发展。而与此同时，按照国家中长期人口规划，我国未来半个世纪人口还将比现在增加3—4亿人。我们用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对象还在扩大。这些说明，我们今后的发展在即定的宽度——“可持续”之内还要寻求更深刻的拓展（由此可以看出，发展还有一个高度问题，也即发展有长、宽、高三维性问题。对此，限于篇幅和考虑到认识问题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本文不作探究了）。为此，我们应寻找一个最佳着力点：能够兼顾发展二维性的着力点。 三、保持生产力可持续发展：一个恰当把握发展二维性的着力点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它是缘于这样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建立的社会模式是社会“三段论”，即“以一定的生产力为基础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统一”；在这一社会结构中，社会发展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所推动。这里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也有反作用。在整个矛盾运动中，生产力是最终决定性因素和“初始变量”，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生产关系的更替发展使整个社会发生质的变化。人们通常把这种在一定生产关系下的生产力量变视作社会发展。所以，我们党历来从理论到实践总是紧抓发展生产力这个“点子”不放松。正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所指出的那样：“党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或者说，“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都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这从毛泽东同志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见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1028页）和邓小平理论的要义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以及江泽民首含生产力发展观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可以得到证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唱响这一“主旋律”。在2003年7月1日的重要讲话中，胡锦涛同志说：“我们党作为执政党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缘于此，笔者认为，恰当把握发 展的二维性还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求解问题。 问：为什么确保生产力可持续发展就能兼顾发展的二维性？我揣摩它取决于这么两个方面：其一，发展生产力事实上要求生产力各要素相对应存在并相互协调发展，它内含“可持续发展”要求。其二，“可持续发展”的底线应是生产力可持续发展，唯有保持生产力可持续发展才算守住了“可持续发展”的底线。 我们先谈第一点。我们知道，中国要达到全面小康社会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努力发展生产力以达到“发达”状态是基础。何谓发达的生产力？具体说就是生产力的“内涵”和外部条件要处于这样的水平：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之比较合理，或者说劳动力人口不能有过多剩余以形成对生产力的吸纳压力（这必定要求社会总人口处于一种适中状态）；先进的生产工具或劳动手段要得以体现或展现，不能受排斥或被闲置；劳动对象（要认识到资源环境是广义的劳动对象）能得到很好的开发利用，并且某些基本的劳动对象如耕地必须保证相对数量的存在，否则，就无“生产力”可言，更不可能奢望其“发展”、“发达”什么的。只有保证了生产力各要素相对应而存在和相互协调发展，才有“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可言。这是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状态（请注意：生产力本身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按理，涉及可持续发展的“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应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题中之义）。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呈和谐状态也即生产力各要素间呈协调发展状态，本身寓含了“可持续发展”要求。 再谈第二点。显而易见，“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的发展”之意，说明其落脚点是“发展”，或者说“可持续”是为了“发展”。在国际社会中，围绕着可持续发展有两种观点：发达国家更强调“可持续”，认为不首先保护环境，发展不可能长久；发展中国家则更强调“发展”，认为只有首先发展，保护环境才有可能才有意义。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成员国之一，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坚持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明确表示：“只有当经济增长率达到和保持一定的水平，才有可能不断消除贫困，人民的生活水平才会逐步提高，并且提供必要的能力和条件，支持可持续发展”（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所以，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发展，在发展过程中讲究可持续发展。在当前人口规模大并继续膨胀，不断吞噬基本的劳动对象和破坏资源环境的情况下，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守住“生产力持续存在和发展”这条底线，唯有生产力处于可持续发展状态才能兼顾“发展”及其“可持续”两方面，才能满足发展二维性“度”的要求。 四、按照“三个代表”要求，抓好第一要务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阐述的是全面发展观，或者说是剔除片面性兼顾发展二维性的发展理论。它表现在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主政的13年理论和实践的进步与完善上。 1、对发展的“加权”拓展。全面发展观有个演进过程。回顾历史，1956年4月，党的八大曾提出要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1958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进一步号召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1964年12月，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第一次向全国人民正式提出了在20世纪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简称“四个现代化”），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设想；1975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明确提出了分“两步走”，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战略构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之一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在领导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仅科学地设计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而且还为我们绘制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蓝图：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温饱；第二步，从1991年到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以上参见曾瑞芝、肖厚智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论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89—98页）。目前第一步、第二步目标已经实现 ，正在向第三步目标前进。其中，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的13年，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实现第二步、第三步目标从理论到实践都作出了积极努力，逐渐体现了全面发展观。在党的十四大作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的决定基础上，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建党100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实现这一“展望”和保持政策的连续性，报告重申了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精神，其中还强调了“两个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为贯彻十五大精神，中央先后召开了七次全会，分别就农业和农村工作、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制定“十五”计划、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等重大问题，作出了决定和部署。这些措施使得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与此同时，我国与发达国家比经济依然落后，并且还有为数不少的贫困人口，我们仍面临着发展不够的问题。党的十六大根据十五大提出的到2010年、建党100年和新中国成立100年的发展目标设想，提出：要在21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进而要求国内生产总值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 以上表明，我们的发展无论在质还是在量的方面都必须不断“提档升级”，才能满足社会文明进步的需求。 2、对保持发展宽度条件的努力。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主政的13年，推行可持续发展，在实行计划生育、保护资源、保护环境方面作出了一系列的积极努力，除继续将其作为基本国策加以贯彻外，且力度和措施也不断加强。从1991年起，中央连续十多年每年在“两会”期间召开这方面的专题座谈会（1991—1996年为中央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1997—1998年为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1999年起为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总书记、总理即席发表重要讲话，阐述中央关于人口资源环境方面的最新政治主张（我注意到，在1999年的座谈会上，江泽民同志讲“人口、资源、环境三者关系，人口是关键”，朱容基同志讲“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是我国的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认识到什么是影响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为正确解决问题指明了方向和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1992年联合国《21世纪议程》公布后，中国政府随即于1994年颁发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在1995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中央提出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控制人口增长（具体是，2000年全国人口控制在13亿以内，2010年控制在14亿以内——笔者注），完善社会保障，加强环境保护”。在闭幕会上，江泽民同志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以后十五大、十六大一再强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并且，十六大报告将“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在改善自然生态环境上， 中国政府还出台了《中国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纲要（1995—2050）》，以及中国21世纪林业法律计划和建设生态示范区等一系列规划。1997年中国政府作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负责任地向国际社会陈述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实践状况。1998年特大洪涝过后，国务院出台了“退耕还林”等32字方针，以更大的投入和更切实有效的措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13年间还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水土保持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农业法》、《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自然区保护条例》、《矿产资源法》（修正）、《节约 能源法》、《防洪法》、《防震减灾法》、《动物防疫法》、《土地管理法》（修正）、《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大气污染防治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海洋环境保护法》（修订）、《渔业法》（修正）、《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等。2003年7月《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对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作出了更加务实更为全面的谋划。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五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同时提出了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目前进而强调发展“循环经济”、抓“绿色GDP”等。这些都有“确保中国发展所需要的宽度条件”涵义。 总而言之，抓好第一要务，必须兼顾发展的二维性，从“度”的方面考虑，着力点应是保持生产力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做到这一点，以赢取中国发展的光明未来。 主要参考文献： 1、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 2、王国强：坚持协调、全面和可持续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人口与计划生育,2003年第7期。 3、高德明：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求是，2003年第18期。 4、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光明日报，2003年10月15日A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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