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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代革命背景分析模式的反思 ——读《旧制度与大革命》关于革命背景分析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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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招租，e-mail:yesize@hotmail.com 摘要： 近代世界史、近代中国史都是一部整体史、一部现代化史。改革与革命是世界与中国走向近代化、全球化的必由途径。从人类历史发展和现代中国主题来看，摒弃苏联体系，以现代化为主题建构新的学科体系已是实践的问题。 关键词：范式 近代化 革命 改革 权力 权利 道德 政治全能主义 建构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为著名法国史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先生（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所著，冯棠翻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托克维尔把“事实和思想、历史哲学和历史本身结合起来”，提出并解决了许多问题，诸如，何以封建特权对法国人民比在其他地方变得更为可憎？尽管文明不断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甚至比13世纪的农民处境更恶劣？何以18世纪法国文人成为国家的主要政治人物？等等。笔者就期中第三编第四章提出的命题："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结合我们对现代革命背景分析的实际，谈自己一些感想。 一．这个被当作革命对象的政府恰恰是一个相对开明的政府 托克维尔分析道，当时的法国“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立宪君主制的37年是我们和平和迅速发展的时期，唯有这个时期在这方面能与路易十六朝代媲美”。路易十六的朝廷是“一个依旧非常强大有力但却不再实行专制、到处维持秩序的政府；一个从上层阶级看已成为欧洲大陆最开明、最自由的民族，在它内部，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可保住已取得的财富”。它“对自由和人的生命的尊重经常可见，尤其可以见到对穷人的苦难的真正关心：这种现象以前是找不到的”。至于针对人们普遍认为路易十六朝廷的专制与残暴，他补充说“行政当局的种种流弊实在并不新鲜”。托克维尔最后得出结论“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前面的那个政权”确切的说就是路易十四政权—光荣的，政治全能主义的--君权无限扩张、私权无限被压缩的政权。 路易十六的统治时期是法国封建社会最为繁荣、最为开明的时期。而恰恰是这个繁荣而开明的路易十六政权成了革命的对象。 这种观点使人惊奇，但这并非个案，历史充满着类似的景象。 在中国亦是如此，辛亥革命前夜的中国社会已非康乾时期政治全能主义的社会，结社、办报已相对自由；当时历经逃难困苦，眼见民生调敝的慈禧在宫内整日以泪洗面，“统治在失去权威的情况下，往往会成为真诚的改革者，慈禧也不例外”①，此后的改革涉及到军事、行政、法律、教育、城建、实业诸多环节，其深度远远超过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并且更重要的是，新政是在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全面实施的；更需要关注的是清廷的预备立宪“是中国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步骤，……以绅商为主体的地方势力正积极参政、议政，许多新的制度、机构、规则在不断建立、筹划和执行”②，正是一个思想控制有所放松，正致力于渐进改革的政权却反而成了革命的目标。又如，在20世纪初基于义愤与道德基础上的收回利权运动而导致的商办铁路高潮中产生许多弊端，待修的铁路粤汉、川汉铁路为迫切，困难在于资本的缺乏，想集民股筑路，其时，民间资本不够，公司的一些领导人也有借公济私的，所以成绩不好，进展很慢，邮传大臣、有李鸿章二世之称的盛宣怀（一说实乃张之洞授意）乃奏请借外债修路，把这两条铁路都收归国有。因商办铁路无以为继，故铁路国有无可非议，借外债建设是一种开明的举措，“这次对外借款，利息之低所罕见，且不附有政治条件”③，事实上清政府与四国银行团的协定不附带有损中国国家利益的政治条件，何况明确规定修筑铁路优先采用中国产品和给予中国对贷款国产品的监督权，这个协定远非卖国协定，也现实于民国时期孙中山以浪漫主义的激情提出利用外债和给予外人经营权为代价修筑围绕地球四十圈长的“国有铁路”计划。而正是这件好事成了辛亥革命的 导火线。 那么，倒底是什么激化了社会矛盾呢，是什么让罗伯斯庇尔大吼“路易当死，因为必须使祖国生存下去”，是什么让辛亥志士把清末“新政”指斥为“欺骗人民、麻弊人民斗志”。 二．导致矛盾激化的原因是信息的不对称造成双方极度敏感 托克维尔对早就进行旧制度改革却成为滋养了内战战火的巴黎的地区和旧制度保存得最完整的却成为反抗大革命主力军的卢瓦河流域及河口处、普瓦图沼泽和布列塔尼荒原进行了比较，说“法国人的处境越好就越觉得无法忍受”，他针对这个现象分析道“在大革命夕，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每个人……都在努力改变处境，……梦想一种与眼前现实完全相反的情况。 …… 30年前对同样的痛苦逆来顺受的人，现在对此却忍无可忍了”，很明显，这种改变的原因除了经济根源之外，与政府信息的逐步公开有一定的关系。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封建制度在盛期并不比行将灭亡时更激起人民心中的仇恨，末代皇帝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盛世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正是在那时，人能不断地无限完善的理论产生了。改革前，人们对未来无所期望；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人们的想象力预先就沉浸在即将来临的闻所未闻的幸福中，使人对既得利益无动于衷，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这就是矛盾紧张的原因。 所以“他们（资产阶级-笔者注）通常构成一个最敌视新政策的阶级，表现得最急于改革，并且最坚决。……而未想到人们如深深震撼了政府的这个部门，其余部门即将全部垮台”；“这种精神很快渗进政府内部……法律没有改变，执行法律却是另一样。”这会使同样的代理人，同样的专横，却会失去更多的民心。所以中国人民对于新政“应喜者不喜，应惧者不惧，相与漠然处之”④，盛宣怀的借外债修铁路成为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线。 由于报禁的开放，结社的自由，使人们对政府的不信任已达到敏感的程度，同时是统治者权威的失落使改革无法深入，利益无法调整。由于缺乏足够的统治资源，这使问题更难控制，统治者就想用威权来解决。铁路国有并可用法律程序来解决，但清廷却严谕“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煽惑抵抗，即照违制论”。巴黎民众本是到巴士底狱外请愿，但守卫士兵却开枪相对，人民的生命权受到威胁，哪时还能期望改良。而最终陷入到泥潭之中。 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推促自己的毁灭。正是政府的开明刺激了人们的欲望，最终使得人们不愿按原先的方式生活下去了---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 在当时信息不对称极严重的情况下，即使是一项好的措施没有民主化也可能使矛盾激化的，而统治者的民主化措施与被统治者对民主化的期望是不可调和的。 三、传统的现代革命背景分析模式存在的问题 革命前夜社会是相对繁荣的社会，作为革命目标的政权是一个相对开明的政权，这样就迫使对我们的现代革命背景分析模式进行反思。 我们对现代革命运动的背景分析总采取这样一种模式，“上层不能按原有的秩序统治下去了，下层也不能按原有的方式生活下去了”（列宁语），即由于反动统治的专制腐朽激化了社会矛盾，并使这个矛盾到了剑拔弩张的时刻，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开始了。在这里隐含着这么几个命题：作为革命对象的政府是非常专制腐朽；这个政府的领导人是十分可憎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社会矛盾的尖锐到革命的发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对后三个问题笔者详细解释如下： &n bsp;1．这样的分析模式不利于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当我们在讲到罗伯斯庇尔大吼“路易当死，因为必须使祖国生存下去”，我们只知道路易十六是多么的专横残暴。丰富多彩的历史画面变得脸谱化、线条化了。 法国前总统密朗曾经这样评价过路易十六，“他是一个好人，把他处死是件悲剧”，的确路易十六是个善良、勤政而不幸的君王。1776年，当御前会议判决确定，国王猎物在王室狩猎总管管区周围毁坏农田，应付农民赔款，并指出进行赔款的简便可靠的方法时，路易亲自撰写了各项理由。重要的是，在他的统治下，法国的民智开放程度是路易十四那个盛世所无法比拟的。 现在，清朝各代帝王都摆上了银幕，康雍乾更盛，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每个皇帝都比较勤政廉洁，但是当我们看到刘墉的俯首贴耳，命系乾隆一言和康有为的康慨激仰而政府却难以定罪，我们难道还认为末世的统治者比盛世的君王还要专制么。 这实际上涉及我们评价政府官员的标准问题，传统的思维往往把评价官员的标准是“清、廉、勤”，按“道德”这个词汇，这际上这是一种“私德”，这是一种基于“个体的安身立命，终极关怀”的，个人觉得这样做心安理得，但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这样做，政府也不能以法律形式来推行的道德行为，借用康德的词语，它是一种“范导原理”(Regulative principle)。而在现代公民社会，我们衡量政府官员的标准应当有一种“建构原理”(Constitutive principle)，即建筑理性与契约上的现代生活的共同规范，要求社会成员遵循 “公德”，或者说“政绩”。 2．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正如盛世的概念需要重新定义，分为古代盛世与当今盛世一样，革命的概念里也需要划分出古代革命与现代革命的区别。“革命”一词，源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在辛亥革命中为孙中山所取用，遂日益成为一个极其深刻的政治术语。但是现代革命是不同于古代革命的，现代革命更需要启蒙预设、理性构想的内容，这些要素是不可能在政治全能主义社会所实现的。因为现代革命形势的出现必须具备两个硬件，其一，的确需要有压迫，但是这个压迫不可能是政治全能主义的压迫，其二，是要有反抗力量的聚集，倘若不然，东欧革命的可能性与法国大得多。 牟宗三先生（1909－1995）在《中国哲学的特质》⑤第十一讲里认为中国思想的活跃期就是在春秋战国、汉末、六朝、宋代和明末清初、清末民初一些政治上“糟透了”或比较“糟糕”的时期。这些时期也就是我们心目中的“末世”、“乱世”，孔子眼中的“礼崩乐坏”的时代，而恰就在这个旧的统治秩序难以维系，专制的魔爪不得已有所放松，人性的苏醒也就随之而来，这就成就了这个“乱世”、“末世”同时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百家争鸣的时代，也就是一个大革命的时代。 考据辞章之学独独兴起于乾隆时期绝非偶然，盛世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声音”，也就是一个“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鲁迅语）。路易十四时代是一个光荣的时代，是一个称霸欧洲的时代，但这种光荣和强大靠的是对人民的奴役，靠的是对全社会经济、政治、宗教思想的每个角落的控制，靠的是君权对私权的全面干预，个体的空间微乎其微，这是一个典型的坏政府。据《第三帝国的兴亡》⑥作者、美国史学家威廉·夏伊勒的资料统计，纳粹上台前后公开声明加入的够资格的思想家就有近百人，比如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莱纳德和斯塔克，著名的哲学家海德格尔，法学家施密特，众所周知的音乐家斯特劳斯，他们中的有一些因高压之下臣服于那个充满流氓地痞习性的领袖，但更多的是他们希望他们的思想学说在这个体制下得到实践甚至是印证（结论同时参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⑦）。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发生革命？一方面是压迫深入到社会各个角落，另一方面是抵抗的力量自动瓦解。 3、革命的形势并非必然导致革命运动 现代革命有一个临界点的问题，即革命已经具有了发生的一切观念与行动条件，但即将发生却又尚未发生之际。权势者改弦更 张，则化解危机；权势者作茧自缚，则可能丧权失命。革命是危机的产物，但是，危机又并不必然导致革命。关键在于，权势者能否以尊重人民的权利为导向，化解革命危机，走向理性政治、制度化的轨道。 在法国大革命前夜，倘若国王路易十六统治集团识大体，明趋势，而愿意坐下来与人民妥协，权力与权利的衡平机制，不是不可能建立的，那么，1789年的革命也就消逝在临界点上了。路易十六本是法国民众、甚至学者们改革的寄托对象，但是，握有权力的国王却逃出了巴黎，与革命对立，自作孽不可活。四川保路运动本把希望寄托于清政府，清政府也本可以按法律程序把信息公开，但它却颁布上谕“格杀勿论”，将四川保路会赴京代表递解回籍，谕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命湖广总督端方督兵入川，当局开枪射击请愿队伍，民望垂绝。 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分析。伏尔泰的秘书告诉我们，夏特莱夫人毫不在乎地当着仆从的面更衣－她并不确信仆人也是人。 革命前，在公共事务的舞台上，人民连片刻也未曾出现，因而人们根本不再相信人民还会走上舞台；看到人民麻木不仁，人们便认为他们是聋子；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关心穷人时，尚不相信穷人的疾苦会导致他们自己的毁灭。 在革命的临界点上，控制局面的主动权一向推在权势者手里，但权势者总是不愿意让度些微既得利益，与人民妥协，他们总是对历史作出迟钝的反应，直到成为革命对象。 我们之所以形成这种“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分析模式，原因就是我们长期以来采用“革命范式” 的教法。这种教法的理论基础就是把革命史观概括了整个人类历史，这就客观上把革命史代替了整个人类历史，特别是世界近代史与中国近代史。这种以革命史代替历史为指导的分析模式来解释现代革命运动不利于今天这个现代化急剧深入和充分发展的时代价值取向的形成。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给我们现代革命背景分析模式提出的新的课题，即应该从现代化的角度去思考现代革命。 ----------------------- 参考资料 ① 《困窘的年代》胡成 1997年 上海三联书店 ② 《世纪新梦》 李泽厚，1998年，安徽文艺出版社 ③ 《中国近代史》 蒋廷黻 199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④ 《论变法之精神》、1904.8.1 《时报》 ⑤ 199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⑥ 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 ⑦ 英国 A·J·P·泰勒 商务印书馆 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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