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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科学期刊国家评比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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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招租，e-mail:yesize@hotmail.com 我国社会科学期刊的政府评奖工作，在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的指导、组织之下，于1997年底进行了首届“全国百家重点社会科学期刊”(实数为102种)的评比、认定工作，并于1998年初公布；1999年底又进行了第二届“全国百家重点社会科学期刊”(实数为108种)的评比、认定工作；与第二届评比的同时，新闻出版署和科学技术部还共同评出了“国家期刊奖”，其中“社科类”有49种。这些评比活动，无疑巨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科学期刊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这三次评比中，我们也可以明显看出，评比的科学性和覆盖面日趋合理。作为一项启动不久的全国性工程，它具有光明的前景和有向纵深发展的巨大潜力。在此，就我国社会科学期刊评奖中看到的一些问题，谈谈我们的想法，以期为我国社会科学期刊事业的发展尽微薄之力。 一、 关于“社会科学期刊”的涵盖面问题 我们知道，“社会科学”是指“研究各种社会现象的科学”，或曰“以社会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1]因而，确切地说，“社会科学期刊”应当是指那些专门登载研究各种社会现象及其背后内在联系的学术论文、且定期出版的学术期刊。这里的关键是“研究”，即社会科学是一种具有浓厚探索性质的活动，其结果是具有尖端性的学术成果，而非已有研究成果的通俗化或推广。因此，“社会科学期刊”一般是指社会科学学术类期刊。它主要包括高等学校的学报，中国社科院系统出版的各种期刊，各省、市、自治区等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学术期刊以及各地社联等群众性学术组织、团体主办的学术期刊等，如：《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哲学研究》、《西藏研究》、《江海学刊》、《学术月刊》、《生产力研究》等等。结合我国以往三次社会科学期刊评奖的情况看，对“社会科学期刊”内涵的把握似乎不是太准确，难免出现一些偏差，由此导致第二届“全国百家重点社会科学期刊”的评比结果与第一届按类别划分不同，是按地区划分的。我们对这三次获奖的期刊作了定量分析，首届“全国百家重点社会科学期刊”中，真正的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仅有16种，(15种“学术理论类”加上“文摘类”中的《新华文摘》)该类期刊只占全部获奖期刊（102种）的15%，而占85％的是“工作、学习、指导类”(占25％)和“生活、科普、文学艺术类”(占60％)期刊。[2]其实，这后两类大众性期刊，并非真正的社会科学期刊，国际上称之为“消费类”期刊[3]：第二届“全国百家重点社会科学期刊”中，真正的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有所增加，有22种，但该类期刊也只占全部获奖期刊（108种）的20%，而占80％的是“消费类”期刊；49种社科类“国家期刊奖”中，社会科学期刊的比重又有所增加，有15种，比重达31％。[4]但消费类期刊依然雄踞社会科学类期刊中。像《科幻世界》、《家庭生活指南》、《奥秘》、《装饰》等，就是这种典型情况。该类期刊与其说是社会科学期刊，到不如说更具有自然科学期刊的特性，且其主要目的之一是盈利。而社会科学期刊则是属于曲高和寡、处于科学前沿成果的载体，社会科学研究的是具有高度抽象性和逻辑性的思维成果，其目的是推动国家的知识创新，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科学思维能力的代表，它是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源泉，诚如国家副主席胡锦涛所说：“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和繁荣程度，是一个民族的综合素质和文化力量的重要体现和标志。”[5]社会科学类期刊与消费类大众期刊，在办刊宗旨、目的的盈利性与否等方面，都有着质的差别。 二、应加大社会科学期刊的评奖面 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可望而不可及事物的激励作用是大打折扣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科学期刊事业空前繁荣，中国社会科学院和高等学校等都创办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像中国社会科学院的70余种期刊，地方社会科学机构的近百种期刊，高等学校的千余种社会科学学报等，总数达1300多种。相对于这么多的社会科学期刊来讲，每次评比只有一二十种榜上有名，这与其在全国8000种期刊中占的比重是不相称的。据统计，我国的“消费类”期刊只有不到700种，社科学术类与消费类二者的数量之比为2／l，而前者的获奖比重仅为20%左右，后者却为80%，后者为前者的4倍之多，一 反一正，得奖率后者是前者的8倍，这对于社会科学期刊来讲，有失公允；与此同时，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获奖率（20：1300）为1.5%，而后者获奖率（80：700）为11.4%，前者仅为后者的不到1/8，这对于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来讲，也真谓可望而不可及。因此，增加社科期刊的获奖面是很有必要的，这必将增进评比的公平性，进一步奖励一大批社会科学期刊争创名牌，进而从整体上推动我国社会科学期刊事业的健康发展，同时也必将极大地推动我国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 三、应在以后的期刊评比中，将社会科学期刊单独列为一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社会科学期刊是登载研究社会各种现象的成果论文的期刊，将其与“消费类”的普及性期刊分列，由原来的两类，即社会科学类与科技类，改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类、消费类、科技类三大类，有其重要意义。如前所述，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能推动一个国家和民族科学素养水平的提高，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抽象思维能力，也是国家知识创新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二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同等重要”，不可偏废。[6]因此，社会科学类与消费类期刊在知识创新的程度上，不属于同一个层面，(这里丝毫没有贬低消费类期刊的意思)按照国际惯例，科学探索是一种被政府和民间鼓励、支持的事业，推动其进步的重要手段——期刊事业，同样也是应当受到鼓励和支持的，对其，国家有管理和支持的职能，期刊评比就是这种职能的一种体现。如果仍旧把以赢利为目的的“消费类”期刊混同于以知识创新为目的的社会科学学术类期刊，会造成诸多不便，譬如在作为重要指标——发行量的把握上，就有很大难度，因为异类不比。社会科学期刊所载内容的探索性、专业性越强，读者面就越窄，发行量就越小，这与消费类期刊是有质的差别的，以下事实能证明这一点。1998年我国期刊20余种每期印数在100万册以上的，只有中共中央主办的指导性理论刊物——《求是》，其余全是消费类的文化、艺术、生活、科普等期刊；1996年每期印数在25万册以上的期刊共有136种，其中真正的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情况也大致如上。[7]这也说明，将社会科学期刊单列一类，会使评比更具有科学性和公正性。 四、社会科学期刊评比应掌握的几条标准 关于社会科学期刊评比的标准，国家新闻出版署在1995年已经颁布了有关的文件，它们是《社会科学期刊质量管理标准(试行)》和《社会科学期刊质量标准及评估办法》。这无疑成为当时评定期刊的主要法定依据。但时间毕竟过去四五年了，且有的还是“试行”。我们觉得应结合这三次评比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这些制度和标准。对社会科学类期刊的评比、管理应有别于其他期刊。如前所述，在发行量上，就不能与消费类的期刊作比较，这种比较只能在同类中进行。还有，由于历史的、政治的和国情的原因，我国的社会科学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而建立起来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它很大程度上有别于国外的社会科学。这就决定了它在与国际交流时不同于自然科学。因为自然科学成果的先进程度，一定意义上要受国外的检验，如国外二次文献的转载率高低，决定着一篇文献科学价值的大小。而社会科学就不同，其价值的高低，正如江泽民主席说的，是以是否有利于“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来作标准的。因此，在国外转载率和引用率的考察上，应区别于自然科学。相应地，社会科学期刊的这一情况又有别于自然科学期刊。关于学术期刊、特别是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评比标准问题，我们在1994年已作过初步探讨，当时我们认为决定其级别的标准和依据有6条：1.学术期刊主办者学术水平的高低；2.学术期刊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高低，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经济效益主要指的是期刊登载的文献成果给全社会带来的经济利益，而决非指所谓期刊社本身的创收；3.培养人才的情况，即读者的受益程度和作者、编辑的培养情况。这一点可以通过被其他文献引用率、二次文献转载率、获奖率和获奖层次的高低来检验，这是一项综合性指标；4.期刊的发行量也是一项指标，这种量的指标考核，要在同类期刊(专业类或综合类)中进行；5.期刊的封面及版式设计、编排、校对及印装质量等；6.学术期刊创办历史的长短。[8]当然，这之后又有不少学者对此作过不懈地探讨，这些更是期刊评比的有益参考。我们建议应及时对有关标准进行修订。 五、应适当改进社会科学期刊评比的办法&nb sp; 全国性的期刊评比工作已经进行了3次，各地区、各系统也进行了大量的期刊评比活动，均取得了许多好的经验。在此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总结和提高，在吸取其他评比经验(甚至其他行业评比)的基础上，改进我们的评比方法。总得来说，我们认为专家与社会科学界群众共同参与评比，不失为一种好方法。当然，这些方法包括将上述的社会科学期刊单列、将专业类学术期刊与综合类学术期刊再作区分。 专家评比与社会科学界群众共同参与评比的方法，是指继续以往的做法，同时面向与社会科学界有关的高等院校的社科院系、各种层次社科院、所的教研人员和研究生等，广泛征求意见，通过发放选票的方式，评定出优秀的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来。这就需要做大量的组织工作，如在前期的选票制作上，要注明“注意事项”，其应包括评比标准和范围等。选票回收后，再由专家进行甄别、遴选，最后由政府主管部门认可、公布。这种办法既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又有权威专家的参与，既有民主，又有集中，减少了单一操作导致失误的可能性，使评比工作进一步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注 释： [1]《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16页；《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82页。 [2]《中国新闻出版报》1998年1月23日。 [3][7]张伯海主编：《中国期刊》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9—408页，第364—365页。 [4]《中国新闻出版报》1999年12月3日。 [5][6]胡锦涛：《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大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1999年9月25日。 [8]尹玉吉：《学术期刊级别划分问题探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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