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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鹰派反思伊拉克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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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招租，e-mail:yesize@hotmail.com 摘要： 随着美军在费卢杰、和纳杰夫遭遇挫折，以及虐待伊拉克战俘丑闻的浮现，以新保守派为首的美国鹰派知识分子逐渐开始反思他们的对外战略思想。战前的光荣与梦想在战后暗淡的现实面前变得有些无奈，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甚至放弃了实现一个稳定、民主的伊拉克的构想，转而认为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战略修正、制订新的撤退计划，美国将会失败。 关键词：伊拉克战争，美国鹰派，反思 随着美军在费卢杰（Falluja）和纳杰夫（Najaf）遭遇挫折，以及虐待伊拉克战俘丑闻的浮现，以新保守派为首的美国鹰派知识分子逐渐开始反思他们的对外战略思想。战前的光荣与梦想在战后暗淡的现实面前变得有些无奈，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甚至放弃了实现一个稳定、民主的伊拉克的构想，转而认为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战略修正——重新确定普选日期；更换国防部长；制订新的撤退计划——美国将会失败。那些传统的保守派则开始扪心自问，通常情况下连对政府在国内经营一所公立学校都缺乏信任的自己，怎么会相信他们能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去改造一个国家？ 当然，也有人仍然在坚持。《华尔街日报》社论、《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克劳萨默尔（Charles Krauthammer），《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萨费尔（William Safire）等仍在支持拉姆斯菲尔德，认为加速政权移交就等于“打了就跑”（cut and walk fast），极不负责任。知名的脱口秀主持人林堡则指责自由派媒体对虐俘丑闻反应过度。 而新保守派的旗帜式人物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维茨（Paul D. Wolfowitz）虽承认美军在伊拉克遇到了一定的困难，但认为目前之局势还构不成大的麻烦。他在一次集会上这样回答其新保守派信徒的提问：“看来萨达姆的那些死党确实是帮顽强且残忍的敌人。但我们不应指望我们的使命能轻易地完成，更没有理由现在就撤退；我曾花了很多时间与我们的军官和士兵交流，他们中没有人是失败主义者——即使那些负伤的士兵也是这样。” 虽然如此，全美上下不同政治派别的鹰派现在大多都已开始反思。《国家评论》杂志（The National Review）放弃了原先在伊拉克移植民主的威尔逊主义思想，转而主张建立一个非独裁政权治下的有秩序的社会。诺瓦克（Robert Novak）、布特（Max Boot）和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等人则公开呼吁拉姆斯菲尔德辞去国防部长职务。 新保守派刊物《旗帜周刊》（Weekly Standard）两位深具影响的人物卡根（Robert Kagan）和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警告“美国已失去伊拉克战争或正处在失去它的边缘”，他们提出应加速政权移交进程，将普选从2005年1月提前至2004年的9月30日，这样就能转移公众对美国政策失误的注意。 “目前在保守派内出现了颇为广泛的失望情绪，这一点我注意到了。但我的情绪却更接近于愤怒而非忧虑，我的愤怒在于，政府犯下了如此多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但我们仍必须胜利，而且也能够取得胜利。”克里斯托尔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如是说。 保守派博客（blogger）沙利文（Andrew Sullivan）则怀疑自己是否太愚蠢，竟然会相信布什政府有能力打赢这场战争。在发生虐俘丑闻后，沙利文在他的博客里写下了这些痛苦的想法，结果收到了大量的e-mail，希望他振作起来。 “即使被指责为动摇，我仍然支持这场战争，并竭力希望我们能取得胜利。可是当我们发动战争的理由被一桩桩事件所毁坏时，我们不得不去承认它们，同时还要向人们解释这场战争的理由仍然存在。有时候政治家为了坚持其信念而不得不忽视事实，但作为一个作家却有保 持诚实的义务。”沙利文写道。 与保守主义鹰派相比，一些自由主义鹰派对伊拉克战争的反思始于更早的时候。布鲁金斯学会的帕莱克（Kenneth M. Pollack）曾写过一部很有影响的呼吁发动对伊拉克开战的书，但他在战争打响前却称，布什政府的计划是基于错误的构想。《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查卡里亚（Fareed Zakaria）则认为，布什政府的策略失误出现在占领伊拉克不久后。 “我们所有的重大失误都发生在开头的3到4个月里，政府没有往伊拉克派驻更多的部队，而且放弃了争取国际合作的想法。当时新保守派对此表示欢呼和鼓励，可到如今看到局势不妙，却只知道见风驶舵。如今回顾起来，我认为值得尊敬的是那些现实主义的保守派，他们在战前就说，你们此刻正在捅开一个马蜂窝，一定会得不偿失的。”查卡里亚这样表示。 回归传统保守主义立场的还有美国有线电视网（CNN）的卡尔森（Tucker Carlson）。他说：本来我支持这场战争，但现在觉得有些傻。我感到震惊，竟然有那么多象我这样出于本能不信任政府的人，在面对这场战争时却忘记了这一保守主义的基本原则：毁灭一件事情远比创造它要容易地多，而且也更富有趣味。 但沃尔福维茨认为，那种以为美国政府战略不合现实主义的看法是不对的。“这场战争的目的并非重建伊拉克，象二战后对德国和日本所做的那样。但既然推翻了萨达姆，我们有必要找一个更好的人来代替他。难道他们以为在发生了9•11事件后，再来一个12年的遏制就是现实主义的吗？” 曾预测冷战的结束并不能带来民主普世化，相反却会激发起“文明冲突”的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支持对外国敌人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但他反对发动伊拉克战争。他说：“我们并没有意识到中东的文化是多么地不同。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我预测我们能很快地打败萨达姆但随即会发现自己已陷入第二场战争，这场战争针对的是伊拉克人民，我们将永远不能获胜。” 作出类似预测的还有《国家利益》杂志（The National Interest）的前主编哈里斯（Owen Harries），他在去年秋天发表的一篇题为“美国保守主义”的文章里引述保守主义鼻祖伯克（Edmund Burke）关于重建社会——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之危险的经典论述：我们自己可以说我们不会滥用这种令人震惊、迄今为止闻所未闻的力量（指1770年代的大英帝国），但别的国家不会这么认为。这样的状况迟早会滋生反对我们的联合力量，从而最终导致我们的毁灭。 本文摘自刘见林先生《华盛顿观察》周刊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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