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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知识贫困的现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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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招租，e-mail:yesize@hotmail.com 摘要： 在以知识创新为特点的新世纪，知识因素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中最重要的因素。在收入贫困、人类贫困及知识贫困三种贫困表现中，知识贫困成为最大的贫困和贫困的根源。做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在追逐知识发展这一“移动目标”的过程中，知识贫困愈显严重。本文对我国知识贫困方面的现状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研究。 关键词：知识经济、知识创新、知识贫困 知识，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发挥着巨大的潜能和蕴藏着无穷的魅力。知识技术创造的财富是叠加的和倍增的财富，它给人类带来的福祉远远大于劳动和资本。如果说，仅仅凭力气（劳动）赚钱，利润率可以达到10%，仅仅凭资本（钱）赚钱，利润可以达到100%的话，那么，靠知识的驱动和知识、资本、劳动的结合，则可以创造高达1000%的利润，“微软”等世界上一些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和成功都已证明了这一点。完全可以说，我们正处于一个知识创新的年代，在知识的推动下，我们跨入的21世纪，将是一个财富叠加的时代，一个充满的幻想、充满竞争、充满创新、充满活力的知识经济时代。 一、 知识因素是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中最重要的因素。 知识因素成为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因素。众所周知，长期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以下五个主要因素：人口的增加、资本存量的增加、劳动力质量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和技术进步，专家们认为，后四个因素是引起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大量的国际研究证明，知识因素是解释各国或地区之间增长率差异的最重要的因素，而资本投资增长率的差异性并不像人们所想像的那么大。人力资本（教育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根据世界银行专家计算，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经中期各国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人均资本增长只解释了24%——29%，而反映知识以及其它要素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了70%以上[1]。这表明知识贫困是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当前和未来经济增长率低下和经济起飞困难的重要原因，反之，向知识贫困宣战，投资于人力资本和知识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获取、吸收和交流知识能力则是落后地区加快 发展的关键。 二、 知识贫困是贫困的根源 由于是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减少贫困人中。在过去20年里，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贫困人口大幅下降的国家，1978年中国有1.2亿贫困人口，2000年贫困人口已经下降到2200万左右，贫困发生率降至3.5％。 实际上，收入只是贫困的一个表面特征。贫困深层的原因在于人的基本能力的缺乏。目前存在三种贫困：一是传统的收入贫困，即收入水平不能维持人的基本生活；二是人类贫困，指缺乏基本的人类能力，如不识字，营养不良，较短的预期寿命，母婴健康水平低下及可预防性疾病危害严重。三是知识贫困，也是新世纪贫困的根源和最大的贫困。知识贫困衡量的不仅仅是教育水平低下的程度，而是获取、吸收和交流知识能力的匮乏或途径的缺乏，据此又可将知识贫困划分为获取知识能力的贫困、吸收知识能力的贫困和交流知识能力的贫困。这里的知识是广义的，既包括科学与技术，又包括教育与培训、信息与网络。 获取知识能力贫困主要指生产知识和引进知识能力的匮乏。获取知识能力贫困的表现就是发表的论文、申请的专利很少，通过吸引外资等手段获得先进国家和地区知识的渠道较少等。 吸收知识能力反映人们利用已有知识的能力，即人们在获得知识之后能否利用这些知识促进发展和促进发展的效率。教育是提高人们学习和理解知识与信息能力的关键，吸收知识能力贫困主要是指人力资本的贫困（没有受过或仅受过很少的教育）。 交流知识能力反映一个地区人口传播知识的能力，决定了该地区人口在其需要信息时是否有获得信息的途径，以及通过这种途径传播知识的效率。交流知识能力贫困就是获得和使用信息交流工具的缺乏，如没有机会和能力看报纸等纸质信息传 播工具、使用电话等电信交流工具、接触和使用互联网等网络信息交流工具获得和交流信息。 三类贫困之间不是互相隔离、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缺少收入会导致缺乏营养、缺乏清洁水、缺乏教育；由于人类贫困和知识贫困，人们很难摆脱收入贫困；一些已经暂时脱离收入贫困的农户和城市人口在遭到疾病或不识字等人类贫困或知识贫困打击后容易返回收入贫困状态。在知识化和信息化发展日新月异的２１世纪，知识成为创造财富的基本手段，将有越来越多的收入贫困和人类贫困是由于缺乏获取知识吸收知识和交流知识的能力所致，调查结果表明劳动力文化程度与家庭人均收入的高低密切相关。 三、 我国知识贫困的现状 1、 获取知识能力贫困的现状 a、我国科技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几倍的差距。《SCI》统计指标可以从一个侧面更多地反映我国基础研究水平在世界范围内的状况。我国1995年以来被《SCI》收录的论文总量是逐年上升趋势，在国际上的排位1993-1996年基本上徘徊在14、15名，1997年排名12，超过了印度，位于美国、英国、日本、德国、加拿大、意大利、俄罗斯、西班牙、澳大利亚和荷兰之后。[2]1999年，我国进一步上升到第10名，又超过了荷兰和澳大利亚。但是，我们如果考虑一下各国人口基数比，即可看到我国的不如人意。 并且，我国论文的国际影响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尚有三、四倍的差距。1989-1993年我国论文总数的被引用率为0.97%，而世界平均被引用率为3.47，我国仅到第43位，从科学影响指标（用于表示论文的反响与世界平均水平比较的情况）看，我国科学论文总数的影响指标为0.28，与世界平均水平（科学影响指标为1）相比差距也在4.5倍[9]，与印度、巴西相比也存在差距。在论文数量上，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相比，也反映出我国基础研究的薄弱，1986-1995年的9年间，韩国论文数量增长了9倍，我国台湾省也增长了5倍，而我国仅增长2倍[4]。 我国具有原创性、有重大突破的科研成果越来越少。“特别是基础性研究领域的重大理论建树和科学前沿的突破比较少见”。从代表我国科学研究水平的国家自然科学奖看，90年代以来共评奖四次（1991年、1993年、1995、1997年），在213项获奖项目中，一等奖仅2项（有两次空缺）占0.94%，二等奖也仅23.94%（注，2000年度国家科技奖一等奖又空缺）。 b、我国科技期刊的国际影响力和影响因子普遍偏低。科技期刊是反映科学技术产业水平的窗口，是科技工作者进行科技信息交流、知识成果展示最重要最有效的途径之一。我国科技期刊目前已发展到4400种，在数量上已成为科技期刊大国，但是反映期刊在科学交流中学术影响力和受重视程度 的影响因子在我国科技期刊中普遍偏低。如1999年进入《SCI》的期刊为14种，只占收录总数的0.39%;进入《EI》的期刊为96种。占收录总数的3.5%；进入《科学文摘》（SA）期刊为117种，占收录总数的3.2%；进入《科学技术文献速报》（CBST）的期刊为132种，占收录总数的２.64%；进入《文摘杂志》（AJ）的期刊为193种，占收录总数的0.95%。[5]在这些被收录的期刊中，真正在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刊物数量很少。像英国的《自然》、美国的《科学》以及德、法等国创办的一些科学杂志，水平很高，得到世界认可，可作为世界科学成果评价依据的科学刊物，我国还没有一种，这反映出我国知识创新实力、科学水平和科学素质的差距。 c、我国的发明专利也越来越少。从专利授权量上看，1991年日本有38.4万件，美国有18.7万件，中国为7.7万件，而日本的东芝、日立公司就分别拥有专利数万项，1991年在美国的专利数分别是1156项和1139项，几乎是我国近5000家研发机构一年获得的国内发明专利总数的3倍。1993年-1997年，我国专利的年增长率平均下降12.7%。1996-1997年，中国台湾省的专利权件数为19481件，韩国为11409件。而中国这一泱泱大国，除台湾省外，专利权件数只有1458 件[12] 。1999年，中国在美国获得的专利数为754件，巴西为1022件，印度为612件。2000年，中国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交了579项专利申请，占申请总数的0.64%。有必要指出的是，1990-2000年，全球专利申请从19159项增长到90948项，并增长率为16.9%。[6] d、我国科研投入与产生成果之低也很惊人。1991-1995年，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每亿元产出国家级成果数为1.38项，国家“863”计划的每亿元产生为4.87项。中国科学院与德国的马普协会相比较，被SCI引证论文数的投入产出关系是：中国科学院为每篇20万美元，马普协会为每篇10万美元。 e、在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方面，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8%左右，而发达国家一般都在50%以上。 目前，我国生产和高技术所需设备的三分之二需要依赖进口。一些关键技术，我国还没有掌握或取得突破，被发达国家所垄断，并对我国实行技术控制。高技术产业专利基本上被外国一些公司所垄断。 2、吸收知识能力的贫困现状。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知识贫困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全国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82年的4.64年提高到了1999年的7.18年，到1999年，成人文盲率下降到15.14%，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1997年为28.4%）。1999年，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已经达到99%以上。但是，每年仍有100多万适龄儿童不能够入学，他们现在没有机会或没有能力接受教育，将使他们成为未来的贫困人口，而且是最难脱贫的贫困人口。1999年，小学五年巩固率为92.5%，小学毕业升学率为94.4%，初中毛入学率为88.5%，初中毕业升学率仅有50%，尚有大量的青少年不能得到基本的教育和培训。[7] a、我国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百分比尚低于周边发展中国家。教育支出占GDP百分比反映了一国在教育方面做出的努力程度，目前，三大发展国家（中国、印度、巴西）中，巴西政府教育投资额占GDP的5.1%，高于OECD国家1995年4.9%的水平；印度政府教育投资为3.2%，中国政府对教育的投资仅为2.3%。反映到小学、中学、大学的入学率上面，巴西为125%、62%和15%；中国为123%、70%和6%；印度为100%、49%和7%。由此可见，小学和中学教育三国差别不大，但是在高等教育上中国与印度巴西的差距较大。 b、人力资源水平的低下，直接导致了在我国经济结构中传统产业一直居于主导地位，技术水平，生产效率和能耗处于严重的落后状态。我国劳动生产率仅为发达国家的四十分之一，同样生产9000万吨钢（1995年我国生产了9400万吨钢，美国9300万吨），从业人员美国为16.8万人，我国为380万人；美国生产10亿吨煤，从业人员15万人；我国生产13亿吨煤，从业人员700万人；汽车实物劳动生产率我国际为日本的六十分之一；纺织印染业实物劳动生产率，我国为美国的十分之一，日本的三分之一。我国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能耗为日本的5倍，美国的2.6倍，德国的3.6倍，印度的1倍；每1万美元国民生产总值的原材料投入与发达国家相比，钢材是2-4倍，水泥是2-11倍，化肥是2-13倍。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式一直徘徊在“高消耗、高投入、高污染”的阴影中，是不可持续的生产模式。 c、我国目前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培养规模太小，博士后制度亟需积极发展。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尤其需要发挥博士后流动站在培养基础研究人才方面的作用。博士后制度，既是提高博士毕业研究生研究水平的重要途径，也是科技人力资源的蓄水池。实践证明，实行博士后制度，是一条促进早出人才的有效途径。美国科学基金会的有关数据表明，美国在博士后职位上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已经从1982年的不足15000人增加了1992年的24000多人，从1970年到1993年，美国所有工程和科学博士学位获得者中有确定博士后计划者的百分比从20%上升到约40%[8]。1996年日本科学技术基础计划中建议，到2000年 。日本的博士后研究职位将从90年代中的8000增长到10000个。而我国从1985年开始实施博士后制度，经过10多年发展后，至1998年进站博士后也仅仅达到1755。 d、由于科研环境及薪酬待遇上贫弱，致使三分之二留与人员学成后遗留海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累计共有32万人出国留学，分布在103个国家，其中国家公派5万多人，单位公派10万余人，自费出国留学近17万人，有11万多人先后学成归国，目前仍有20多万人一直遗留海外。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的统计分析，1990—1991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留学生中，中国共2779人，到1995年仍然遗留在美国工作的比例高达88%。这无疑使得我国本来就贫弱的智力资源雪上加霜。 3、交流知识能力的贫困现状 a、传统印刷型出版物人均拥有量低，利用水平也非常低。1999年，我国的年人均杂志印张数为7.7张，年人均报纸印张数为50.6张。全国约有9亿农村人口一年不买一份报纸。国内各大学拥有图书、报、刊量也极为有限，一般万人学生规模的中型大学图书馆图书拥有量50万余册，期刊3000余种，报纸200余种；年人均购书费高于200元的个人只有在校大学生及中学生，年购书、刊开支高于1000元人民币的在普通高校师生中也是凤毛麟角！高校图书馆的书刊利用人数及利用率也低的惊人，据作者统计，在万人规模的中型高校的教职工中，一年内到过图书馆借阅过书刊的比率不高于五分之一，常到图书馆借阅者不足十分之一（一年到馆5次以上）。 b、绝大多数人没有机会和能力通过电话、互联网获取知识和信息。至1999年我国电话普及率为7%，目前，估计普及率有望达到全国平均15%，据2001年7月17日CNNNIC（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中国互联网调查报告，目前我国有上网计算机1002万台左右，（估计电脑保有量已达2500万台左右），上网用户（平均每周便用互联网1小时以上的中国公民，含在网吧上网者）约2650万人；www站点数约242739个。目前，我国互联网存在的问题，依然是十分严峻的：42.7%被调查者依然认为网速太慢，19.0%的用户认为收费依然太高，4.1%的用户认为中文信息不够丰富。可见，全国还有大量 人群没有机会和能力通过使用电话和互联网获取信息和交流知识。 而美、英等发达国家，在上网费用持续走低的情况下（美国为每户10美元/月，不限时间和区域；英国任何人一次性缴纳50英镑，就可终身无限制上网，而且不需交电话费）又喊出了“免费上网”的口号。英国于2000年4月开始，在NTL电讯集团开户的因特网用户就不用交任何师范户费和电话费，全部免费上网。[9] 而我国的因特网个用户，每月没有为之开销四、五百元（含电脑折旧）的支付能力，则与电脑和网络无缘，尚不考虑其收获价值几何。 c、我国科技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在发表展示交流方面，也深受国内科技期刊发表周期及语言性障碍的影响。目前，我国知识生产的“瓶颈”在相当大程度上表现在知识鉴别和出版的速度上，我国科技期刊论文的发表周期平均为14.1个月。而国际上论文发表周期为6—8个月，而美国《科学》周刊，论文发表周期为2—3个月。相比之下，我国科技期的出版周期太长无疑严重影响了发表论文的影响因子和价值的发挥。另外，语言障碍也是影响我国科技期刊影响因子的一大问题，1999年，在被《SCI》收录的1442种发表我国论文的期刊中，英文期刊为1436种；收录的13357篇论文中，中文的仅占646篇[10]。这样的事实对科技期刊界来说值得深思。为了提高我国期刊的国际交流度及提高其在国际上的影响，我们应办一些遵循国际标准的英文版刊物；力争实现作者、读者的国际化。一些重要的核心期刊，在办好中文版的同时，也可出英文版。而对于中文期刊，也应加大英文摘要的篇幅及突出论文的新颖性，以适应国际交流的需要。 参考文献： [1]赵忆宁.知识社会中的中国、印度、巴西：追逐知识发展的"移动目标"[J].瞭望，2001.20.22. & nbsp; [2]国家统计局,国家科技委员会.中国科技统计年鉴[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1999. [3]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政策指南:1997[z].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8. [4][8]曾国屏,李正风.我国基础研究队伍的规模、结构和水平问题初探[J].科学学研究,2001,6.62—68. [5][10]张惠民.中国科技期刊：亟需打造国际品牌[N].光明日报,2001.7.19. [6][7]赵忆宁.知识发展:中、印、巴比较[J].瞭望，2001.20.27—28 [9]崔建国.网络应用与"信息扶贫"[J].上海微型计算机,2000.6.19. 本文发表于2002年第2期《自然辩证法研究》54-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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