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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代价的实质及支付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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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招租，e-mail:yesize@hotmail.com 作者：贺善侃 主题类号：B1/哲学原理 【 文献号 】1-146 【原文出处】学术月刊 【原刊地名】沪 【原刊期号】200008 【原刊页号】23～29 【分 类 号】B1 【分 类 名】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0012 【 标 题 】社会发展代价的实质及支付原则 【 作 者 】贺善侃 【作者简介】作者：贺善侃，东华大学教授 【内容提要】历史事实表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科学认识社会发展的代价，研究社会发展代价的成因及支付原则，准确把握社会发展效率与社会代价之间矛盾的结合点，是社会发展研究的重要课题。 【 正 文 】 一 从哲学的角度讲，社会发展中的代价指社会变迁进程中人们在追求、创造价值的同时所产生的与价值取向相悖的负面价值。具体可从以下三方面理解：其一，人们面临众多价值目标，为选择优先发展的主导性价值目标而造成的其他对社会有益价值目标的压抑、损害或牺牲；其二，人类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活动中取得积极成果的同时所产生的副作用；其三，由各种人为的因素所造成的失误而产生的背离自身价值取向的消极后果。 为准确理解代价的含义，有必要认清代价与成本、风险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从实际情况看，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发展，都需要消耗一定的成本，没有支出就没有收益；但成本的大小，只反映效率的高低、效益的好坏，并不直接反映发展结果的进步与否。因而成本的消耗本身并非涉及价值评价、积极消极与否。只有涉及成本怎样消耗即消耗的合理与否时才进入价值领域。从经济学方面理解，成本可以转化到产品的价值中，构成产品价值的一部分；而代价是指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被抛弃、压抑或损害的部分。可见，把代价等同于成本是不妥当的。 代价与风险也不是等同的概念。首先，风险的内容非常宽泛，并不是任何风险都属于代价范围。只有那些人类过度干涉自然而引起的“自然灾害”，如土地沙化、酸雨侵蚀、地面沉降、森林大火等负面影响才算得上代价，因为社会风险无可置疑地属于代价范畴，因为它是主体活动的结果，与社会发展有关。尤其在社会转型和社会急剧变革时期，由社会风险（如某种社会改革方案的制定、某种社会发展目标的确立、某种经济与政治体制的建立所承担的风险）所引发的代价问题更为突出。无视社会风险，不谨慎从事，不顾社会后果的轻率社会行为（如我国的“大跃进”等冒进行为），势必导致社会发展的重大挫折。其次，风险具有不确定性，风险只是导致代价付出的“可能”，但不就是现实的代价。风险是主体对事物发展趋势的把握和预测，它蕴涵了主体的价值取向和要求，反映了事物发展的矛盾性和复杂性，而代价只是这种矛盾性发展的可能结果之一。 社会发展的代价的实质在于“人、自然、社会”三者矛盾运动中所发生的失衡。自有人类文明以来，我们周围的现实世界，愈来愈是一个人类自己创造的人化（属人）世界。这个愈益扩大着的人化世界，是“人——自然——社会”相互作用的现实成果，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领域。在“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矛盾运动中，伴随着人、自然、社会的进步，难免会出现否定形态的负效应及由这种负效应所导致的“异态化”现象，即否定、压抑和报复人的本质力量、阻碍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异化物。这种负效应及所导致“异态化”现象，正是社会发展进程中所付出的代价。 这种代价广泛出现在人化自然、人类社会和人自身三个领域。 出现于人化自然领域中的代价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的活动中所付出的。其具体表现主要包括：第一，违背自然规律的改造自然活动所造成的对人类的惩罚性结果。第二，改造自然活动中所产生的“副作用”日积月累，超出正常的“度”后给人类带来的报复现象。例如，农田的开垦却破坏了自然植被及其演替，使地表能量吸收减少，植物光合作用利用率降低，地面粗糙度变小，大气变化受到影响。这些“副作用”在短期内效应不明显，但如不是有意识地加以控制，接踵而来的就是土地的荒芜，像历史上的美索不达米亚、希腊、波斯等地那样。工业的发展，在给人类带来昌盛的同时，副作用更大，诸如：工业废水、废料的排放；石油的遗漏；天然气的喷射；化学物质残渣和核电站放射性物质废料的抛弃等；如果放任自流，必将愈演愈烈而导致严重环境污染，直接危害人类的生命和健康。 出现于人类社会领域中的代价是人类在改造社会的活动中付出的。其具体表现为由多种原因所造成的各种社会异态化现象。诸如：其一，由于社会关系、社会组织和社会要素配置方式的不合理所产生的异己的社会力量。如社会对人、财、物以及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不当而造成的各种浪费；社会的经济制度、生产关系、管理制度的不合理对劳动者积极性的压抑；社会政治制度或政治体制的不合理而带来的社会不平等等。其二，伴随社会发展而出现的各种反社会、反进步、 反人道的社会活动。如专制独裁、恐怖、暴力活动；反社会的犯罪活动；各种腐败现象和特权行为等。其三，伴随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进步而出现的社会精神生活领域中的各种僵化保守、禁锢进步思想的条条框框，违背真理和社会正义的言论；伤风败俗的精神文化产品等。 出现于人自身领域的代价是人类在各种涉及自身的历史活动中所付出的，它涵盖着人自身的各种异态化现象，包括历史活动中所造成的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人的价值、人的本性、人的生活的贬低和丧失；也包括由于个体性与社会性相对立所造成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滥觞。 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代价是多方面的，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四种类型： 其一，伴随物质文明发展而付出的精神（道德）代价。人类历史总是在“恶”的形式中获得发展动力，物质文明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往往由精神、道德的代价而换来。在古希腊，就有人诅咒财富的增长使人类从黄金时代堕落到黑铁时代。卢梭也曾感叹科学的进步导致人的道德蜕化。马克思、恩格斯则指出，技术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庸俗的贪婪、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自私自利的掠夺、偷窃、暴力、欺诈、背信等等，揭开了文明的篇章。 其二，伴随社会整体发展而付出的局部代价。社会是一个由多种要素构成的统一体。而社会的发展，不可能是各种要素的齐头并进；每一历史时期，总要侧重于一个或几个领域，并往往以暂缓其他领域的发展而换取重点领域的发展。 其三，伴随社会发展而付出的个体代价。从总体上说，社会进步与个人发展是统一的。但就具体历史阶段而言，社会与个人又并非总是一致的。且不说阶级社会所造成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尖锐对立，即使是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利益的实现也往往需要以某些个人利益的牺牲为代价。 其四，伴随社会发展长远性目标的暂时性代价。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来看，代价总是暂时的。社会整体的发展、更多社会利益的满足必将给局部、个体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条件。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付出的合理代价都是伴随社会发展长远性目标的暂时性代价。 以上所说的四种类型代价是从不同角度划分的。精神性代价指代价的内容；局部性代价指代价的影响范围；个体代价指承受代价的主体；暂时性代价指代价持续的时间。而每一种类型的代价都可与其他诸种类型的代价相交叉。如局部性代价也可能是精神性代价；精神性代价也可能是个体代价；而从发展趋势看，任何代价都应是暂时的。 二 代价现象说明，社会历史发展不是直线前进的，而是在不断付出代价而又扬弃代价的起伏曲折中前进的，这正符合历史的辩证法。正如列宁指出的：“把世界历史设想成一帆风顺的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向后作巨大的跳跃，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不正确的。”（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851页。）社会发展中所付出的代价，正是社会前进中的曲折、肯定中的否定。社会发展不可脱离迂回曲折的道路而直线前进，因而不能不付出代价。代价是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一个环节。无论是必须代价还是人为代价，其背后都隐藏着某种历史的必然性。 首先，代价源于社会各系统间的非耦合性。社会是一个大系统，社会大系统的稳定和有序，来源于构成社会大系统的功能和条件（输出和输入）的耦合，然而，社会大系统极为复杂，构成社会大系统的每一个子系统也极为复杂，它往往具有众多功能，每一种功能也往往具有很多方面。当子系统形成相互适应的社会大系统时，只能做到某几种功能的相互耦合，或者某种功能的某几个方面的耦合，每一个子系统的复杂的功能不能全部参与耦合。对于不参与耦合的其余部分，只要暂时没有害处，就不会影响大系统的稳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未参与耦合的部分会逐渐导致子系统结构的畸变，直至摧毁大系统的组织结构。这种现象称为“功能异化”。社会发展中的部分代价就来源于这种子系统间的非耦合性所引起的“功能异化”。任何社会结构都不是永恒的，各子系统也不可能绝对耦合而消除“功能异化”的根源，因而，社会发展中的代价在所难免。尤其在社会形态更替及社会结构转型期，更是如此。 社会结构的变迁，使社会矛盾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状况，从而不可避免地会加深社会各部分的非耦合性而促使社会付出更大的代价。一是由于新旧体制转换中的摩擦引发的社会矛盾促使社会付出的代价。新旧体制的基本原则、运行规则以及据此规范的社会秩序都是相互矛盾的。二是由于社会转型期法规不完善、法制不健全而引发的社会矛盾促使社会付出的代价。在社会转型期，法律法规的某些空白、暂缺或内容不完善的情况是不可避免的，这难免会导致社会行为的无所适从和各行其是，其结果就是社会的局部无序。三是由于社会转型期思想观念、道德标准的混乱所引发的社会矛盾促使社会付出的代价。在社会转型期，原有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在改变，原有的道德约束力有所减弱，新的价值观念的道德观念正在形成，新的道 德约束力尚未被人们普遍接受和发生效用。因而难免出现一些混乱、无序和失控状况。 其次，代价源于社会运行中不断出现的不平衡。从横向看，是社会各领域间存在不平衡性；从纵向看，是社会各阶段间的不平衡。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的变革时期是不平衡现象尤为突出的时期，因而也是代价的付出最为昂贵的时期。以我国当今的改革为例，我国的改革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冲垮了僵化的传统经济体制，使经济运行充满生机活力。从发展的意义上说，这是对原有社会关系的调整和完善，是社会向更高阶段的跃迁。然而，同任何社会发展必然带来新的不平衡一样，当今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也带来了新的不平衡：原有的社会规范部分失效，新的社会规范一时难以跟上，一时间，在新的平衡出现之前，新旧规范的冲突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状态；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的失衡导致社会控制能力的下降。局部领域的“假冒伪劣”、“道德沦丧”、“纸醉金迷”……往往是转型社会中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再次，代价还源于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与整合。所谓社会分化，指的是社会系统中原有承担多种功能的某一结构要素发展为承担单一功能的多个结构要素的过程。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期，社会分化加剧，社会差别也更突出，因而，在社会分化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也在所难免。在当代中国，随着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的消灭，社会分化越来越多地表现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内部。随着改革的深化、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乡镇企业、联产承包制、企业内部体制变革的深化，利益分配不断调整，社会集团不断重组；善于经营者、竞争中的强者崭露头角；思想保守者、竞争力弱者败下阵来。一些原属同一阶级的人，现在却往往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代表不同群体的利益，具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和思想观念。他们之间虽无根本的利害冲突，但却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别。这一现象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当今社会进步的表现。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也不可避免。 以上诸种对社会代价产生根源的分析注重于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社会发展的代价还源于社会主体自身，归纳起来，主要有： 第一，人类未能合理估价自身的主体功能，未能正确处理好自觉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之间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特别是20 世纪60—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极易导致人类在自然界面前的忘乎所以；企图占有一切的意图极易导致人类对自然界的某些非理智态度和行为；人类主体能动性脱离自然规律的发挥，势必破坏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破坏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出现于人化自然领域中的人为代价盖出于此。 第二，人类未能妥善处理好自身所处的社会关系，未能遵循社会和谐发展的普遍规律。人类对社会发展的某些片面、错误意识也是产生代价的根源所在。例如，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社会发展仅仅理解为经济增长，并把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衡量发展的片面尺度，从而导致社会经济的片面发展，忽视社会的整体和谐；导致对人类主体的物质需求的片面追求，忽视同知识、教育和文化相关的精神需求，助长了人们对物欲的不恰当追求。历史实践证明：单方面的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实现社会整体目标。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看，由于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增长只能使少数人受益，80％以上的人依然处于低收入或贫困状态。对某一特定发展目标的片面追求，势必造成局部发展同整体目标之间的断裂和脱节，导致社会结构的失衡，产生紊乱、摩擦和冲突，因而代价不可避免。 第三，人类主体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局限性。人类变革自然和变革社会的活动都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进行的。有什么样的实践能力和主体的本质力量，就会有什么样相应的实践结果和实践效应。而人的本质力量和实践能力是历史的产物，永远不可能尽善尽美。因此，人们在处理自身与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的关系时，不可能完美无缺，失误与片面性在所难免，人为代价的产生也在所难免。当然，人们如果在自己从事实践活动之前能够深思熟虑、周密计划，对可能产生的后果做全面而充分的估计，并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的话，是有可能使各种人为代价的付出减少到最低限度的；但妄图完全消除这种代价，那只能是天真的想法。 诚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意味着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在任何社会历史阶段的每一个具体的社会进步都必须付出代价。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只要活动主体所制定的发展战略目标正确，所采取的手段合理，所应用的措施得当，是可以少付甚至不付代价的。把发展与代价看作是相生相随、亦步亦趋的孪生兄弟，也并非真正辩证的观点。就历史发展的总体和整个过程而言，代价不可避免；就特定的具体历史阶段而言，代价又是可以避免的。我们是主张代价“不可避免论”与“可以避免论”的统一论者。抽象议论，偏执一端，只能进入认识上的误区。 三 社会的发展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但这种代价必须保持一定的“度”。因为代价是对收获而言的，只有相应于某种收获，为获得这些收获而 不得不付出的损失或难以避免的失误才能被界定为“代价”。因而，在量的规定性上，付出的“代价”显然不能超出所得到的收获（当然，这种比较是着眼于整体，着眼于发展总趋势，并非拘泥于某个具体阶段），否则，就是得不偿失。代价的付出必须低于所得到的，并越低越好。这是对代价的度的临界点设置的原则性要求。具体地说，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代价的付出以维持社会稳定、维持社会良性运行为总原则。为此，在制定社会发展战略、实施社会发展的具体政策时，必须注意以下诸具体“适度”原则。 首先，必须注意社会功能体系的耦合性。由上所述，代价源于社会各子系统间的非耦合性。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社会各子系统的功能不可能完全耦合，一定程度的非耦合性的存在是必然的。但这种非耦合性的存在是有限度的，这个“度”就是不能破坏社会整体的耦合网；一旦超出这个“度”，社会结构就会紊乱，社会功能就会失调，整个社会就会处于无序的运行恶性状态。因此，代价支付的适度原则在此具体体现为社会功能非耦合性的合理程度。 由于社会各子系统的功能随社会分化而发展，社会各领域间的关系也在不断起变化，因而，社会功能体系的耦合网并不是静止不变的；伴随不同水平的社会整体功能耦合网，允许社会局部功能非耦合网存在的空间也不同；这样，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体现为代价支付“适度”原则的社会功能非耦合性的合理程度也是不同的。随时掌握这一变化情况，找出适当原因，有目的地进行干预、控制，把非耦合性保持在限定的范围内，是极为重要的一环。尤其在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分化加剧，社会局部功能的非耦合性势必提高。此时，往往需要采取外部冲突的形式（如社会革命）使社会重新耦合。但这种代价的付出，必须以不损害社会整体功能的耦合为原则，具体说来，主要包括：要保持社会的整体有序，保持社会的宏观调控能力，保持社会总体对局部非耦合现象的消化吸收能力，保持社会各子系统的有机协调。代价的支付不能超出这些限度。 其次，必须注意社会分化的有序性。社会分化产生的社会分层现象有降低社会整合度、引发社会冲突、阻碍社会良性运行的消极作用。因此，为使代价的支付保持在适度的范围内，必须密切注意社会分化的有序性。实行合理的社会流动，正是缓解社会分层消极影响，提高社会分化有序度的主要方法之一。 所谓社会流动，指的是人们在社会关系空间中从一个地位向另一个地位的移动。社会流动的合理与否关系到社会运行的有序度。不合理的流动，诸如调动工作、评职晋级中的拉关系、走后门，或过度的社会分层都有可能败坏社会风气，引发社会震荡，扼制人们的积极性，从而对社会运行起阻碍作用。盲目的社会流动甚至可以成为引发社会犯罪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犯罪学的常识告诉我们：一个社会中的“盲流”人员越多，对社会治安构成的威胁就越大。 可见，为保持社会稳定和社会分化的有序性，必须把社会流动控制在特定的界限内：以满足社会分化的最低需要为下限；以不超过社会承受能力为上限。而是在量与质上都保持合理性的“适度”。量的“适度”体现为社会需要和社会承受力的统一。质的合理性体现为流动的普遍性原则（任何社会地位所提供的流动机会应向所有合乎条件的人开放）和自获性原则（把个人通过自己后天努力而获得的素质、知识、技能、成就等等作为影响其流动的决定因素）。合理的社会流动是提高社会分化的有序度，减少代价的付出，促进社会良性运行的重要手段。其作用在于：（1）形成开放、动态的分层结构， 有助于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2）拓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接触界面， 有助于各阶层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相互联系，加强社会整合程度。（3 ）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开拓精神，给社会系统注入活力，从而促成高水平的社会良性运行。总之，合理进行社会流动，注意社会分化的有序性，是代价支付适度原则的又一具体表现。 再次，必须给人们的社会活动留出适当的空间，保持社会成员利益满足程度的合理性。社会运行的有序性有赖于社会制度的规范，而任何制度都必须得到人们一定程度的支持才得以实行，社会成员对某项制度的支持和对制度化活动的参与程度取决于这一制度的实行结果能否给他们带来利益以及利益的大小。社会分化的结果是改变部分人们的原有地位，从而改变原有社会制度给这些人们所带来的利益。因而，社会分化意味着对原有利益关系的调整，其结果势必影响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而产生阻碍和抵制力，或产生社会不安定因素。这表明，因社会功能非耦合性和社会分化所引起的社会代价有相当部分可归因于人们利益关系的调整不当或人们利益变动的过度。因此，代价支付的“适度”原则在此具体化为社会分化、社会变迁中的给社会成员留下的利益空间，把握住社会分化程度、社会功能耦合性与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结合点。既不能过度地追求社会功能的耦合而忽视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也不能单方面地追求社会成员的积极性而忽视社会功能的耦合性。 在社会运行 过程中，虽然从总体上说，社会功能的耦合性与人们在各个活动领域的积极性是相一致的。耦合性越强，积极性越高；耦合性越弱，积极性越低。然而，两者还是有不一致的地方。例如，在社会大变革时期，人们积极性普遍高涨，但新旧体制的交替难免影响社会功能的耦合性；而在社会大变革前夜，当旧的社会体制还相当强大时，社会功能的耦合网势必严密，但这种高度的耦合性却限制了社会活动的开展，压抑了人们的积极性。可见，在社会变革时期，尤其要调整好社会的耦合性和人们的积极性之间的关系，尽可能注意政策的连续性和社会分化的渐进性，尽可能注意社会变革中的平稳过度性，从而给人们留出适当的利益空间，以保持社会的稳定，把代价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 为尽量减少社会代价，尽可能避免不必要的代价，至少必须做到： 其一，在某些改革、发展方案出台之前，尽最大努力做到周密论证，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做详尽的预测与考虑，并注重研究前人的经验教训。否则，所付出的代价很难说是适度的。 其二，在具体实施发展战略时，尽可能采取与发展目标相适应的完善的方法、手段。合理的目标必须有良好的方法、手段；盲目冒进的结果必然遭致惨重的代价，这样的代价肯定是过度的、不必要的。 其三，对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应当及时加以解决。如果任其自流，积重难返，以至酿成大祸，这样的代价也不能说是必要的。 在确立代价的“度”时，应注意处理好如下几种矛盾：一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制约性与人的自觉选择性之间的矛盾。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追求价值的选择活动。有一种代价的产生就是源于人们为选择优先发展的主导性价值目标而导致的对其他仍有益的价值目标的抑制、损害甚至牺牲。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应对自身的选择及其后果作慎重考虑。另一方面，历史发展的客观制约性是代价产生的另一基础。在社会活动中，主体的价值目标和手段都要受到包括环境、技术、生理等物质条件和各种文化、价值规范、传统习俗等社会条件的限制。这些制约导致人类不可能完全彻底地达到和实现自己所有的价值目标，而总有一些对人有价值的东西被抑制、损害或牺牲，从而构成社会进步的代价。代价支付的“度”，应从这两方面去考虑，即：既考虑到人为因素，又考虑到客观因素。 二是人的各种价值需求之间的矛盾。为满足不同层次主体的需要，价值包括个体价值、群体价值和社会价值；从价值的性质看，又有物的价值和精神价值。这些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价值必然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复杂矛盾和冲突，为把代价的“度”限制在合适的范围内，至少要处理好：（1）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关系， 尽量减少以牺牲局部利益为代价换取整体利益；（2）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 尽量避免以牺牲长远利益为代价换取眼前利益；（3）精神价值和物的价值的关系，使两者间尽量协调、统一。 三是人类主体认识的局限性同人类活动的现实性之间的矛盾。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类认识活动中的片面、谬误在所难免，主体认识上的局限为代价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但只要不把不成熟的、片面的认识付诸实施，代价不会成为现实。因而，尽可能防止把错误、片面的认识付诸实施，是减少代价，把代价控制在限定范围内的重要手段。 影响而偏重短期行为。这样势必为社会的今后发展留下隐患，酿成代价。 可持续发展，则是由经济、科教、社会（这里主要指文化和政治）、生态四个要素组成的社会系统整体发展。它不仅包括社会内部各要素的协调发展，而且充分考虑环境、资源、生态等自然系统方面的承载力，体现人与自然的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从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人与人）的两方面协调出发，突破了从“无自然的人类发展”向“有自然的人类”发展的观念转换；实现了从“只顾眼前”向“注重未来取向”的观念转换；实现了从局部观念向整体观念的转换。这样，就为更深更广地解决社会发展效率与社会代价的矛盾提供了战略指导思想：社会的发展效率不仅不能以损害当代人的利益为代价，而且不能以损害后代人的发展为代价；在全球范围内，任何国家、地区的发展都不能以损害别的国家、地区的发展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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