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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当下性：一种方法论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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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招租，e-mail:yesize@hotmail.com 作者：蒙木桂 主题类号：B1/哲学原理 【 文献号 】1-739 【原文出处】江海学刊 【原刊地名】南京 【原刊期号】200002 【原刊页号】79～97 【分 类 号】B1 【分 类 名】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0101 【 标 题 】历史与当下性：一种方法论的追问 【 作 者 】蒙木桂 【作者简介】蒙木桂，女，1977年生，现为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 【 正 文 】 历史与时间是紧密相联的，这已经成为了一种共识。所谓的历史性，就在于它的时间性，用一个很流行的词，那就是“当下”。“当下”意味着暂时性，所以，以什么样的时间作为历史的尺度，也就会有什么样的“历史”。而这里我们主要想言说的，不是对我们所遭遇的历史作一番极尽可能的解释（这是很诱人的事情），而是对我们如何面对我们所遭遇的历史做一种方法论上的探讨，简言之，我们应该怎样遭遇历史？我们先来看两位重要人物。一是米歇尔·福柯。他极力要打破过去历史的连续性，而把零落的时间和非连续性作为知识考古学的重点。这源出于对线性历史观的反叛，更深一层，是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造就的现代性的反叛。第二位是安东尼·吉登斯。他精辟地分析了人在他的当下的历史存在中与现代性所达成的一种无意识的深深的自我认同。他把目光的焦点放在了“当下性”之上，在这个“当下性”之中，人无可奈何地接受现代性的控制和奴役，而反叛是根本无效的。这两人是反其道而行之，所用的方法却都是“历史”的方法。历史的方法与特定的时空相联，这要追溯到马克思。当他把社会劳动时间作为价值的统一尺度时，也就深刻地刻画了资本统治的逻辑：同一性。把统一的时间尺度作为资本的历史，在当今，也就是实现资本全球化。在这之外的所有一切，只有依附于这种逻辑，才有可能获得生存的可能性。而“历史”的方法，就是要终结这种同一的逻辑，消解存在的连续性和自然性（永恒性），从而复归于人的真实的当下的历史存在，在这个历史存在中，一切都是暂时的。我想，米歇尔·福柯和安东尼·吉登斯在这一点上，都非常准确地抓住了马克思的这个方法的要义。因而本文的意图，是想接着这两人往下说。 随便翻开任何一本关于思想史的书，我都诧异地发现，从一个思想家到另一个思想家，用的都是连续的自然的线性的历史叙事逻辑，换言之，思想的进步好象是自然而然的、自觉地发生的。在面对过往的思想家时，叙事者无意识地把时代的进步投射到具体的思想家身上，把这些具体的个人的存在（无论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全都涂上了一层前赴后继的时代色彩，从而在所谓的“历史性”上仅仅意指了宏大的时代性，而把富有内涵的当下性狭窄地指向了无关宏旨的“哲学家小传”——一种外在的思想影子，用所谓的时代尺度（通常是一个世纪或者是一个论题的完整过程）囊括了一切具体而微的可能性。在叙述历史的时候却没有“历史性”，这似乎有点可悲。究其根源，是因为具体的个人的当下存在就面临着两种迥然相异的时间尺度：“先验”的历史所指向的“先验”时间（在他出生的那一刻以前就已存在的“历史”）和非先验的当下时间。前者通常是以时代的总体性面貌出现的，后者通常是以残缺不全的生活碎片（轶闻趣事）的面貌出现的。当然，有一点必须指出，从具体的个人“在世间”的那一刻始，这两种时间尺度就以一种整合的方式杂糅为当下的时间性存在，这也是本文的“历史性”的本意。因此，“历史性”所要消解的和所能消解的是任何带有先验设定的存在（即使这种存在有始有终，也不意味着它契合了历史性）。在这个意义上，对任何现象的任何把握，都最终逃不脱康德的“二律背反”。米歇尔·福柯和安东尼·吉登斯也不例外。虽然他们殚精竭虑想摆脱线性历史叙事逻辑的侵扰，但是事与愿违。他们所用的概念、所依据的事实，无一不是线性历史叙事逻辑的产物。不用这些概念、事实就无法与其对话，但一旦运用，就意味着必须承认它的前提（这些前提正是他们所致力要打破和消解的）。这是一种本体性的困境，迄今为止，只有阿多诺稍为成功地迈出了一步。整本《否定的辩证法》就是他的一个艰辛的努力。在阿多诺的意义上，否定性的根基就在于历史性的持续的自我反省。在更深的层次上，这个持续的自我反省正是真实的当下的历史性生存。在不断使自己失效的有效性中，当下的时间性便使“历史”全面地展现出来了。而线性历史逻辑的叙事者给我们展 现的只是一幅没有色彩的油画。历史在他们眼里，就好象是一个没有缺口的链条，只要用线把链点穿起来，链条就会不断地延续下去。这是“正常的成年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和呓语。 如果历史的方法仅仅成为一种理论上的欲求，那么就失去了本文言说的意义了。不知有谁注意到没有，在我们阅读过往的文学文本或者观看以过往的事情为题材的影视作品时，我们通常能体味到一种所谓的时代气息或者说是文化氛围，对历史的叙述的同时就是一种对现在的观照，但是我们对现在的观照往往构不成一种历史的叙述。这就是说，我们对当下的存在的判断通常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往往不能意识到，就在此时此境中，我们其实都是全部地投入了历史。如果在此过程中我们“抽身而退”，反观这个过程并回感隶属于当下的时代气息和文化氛围，那么所谓的“历史感”将会清晰地浮现在眼前，这也是本文所意指的“历史性”的真正内涵所在。如果说马克思在剖析资本社会时所运用的历史方法是一种宏观上的入思的话，那么本文所指的历史方法则是一种微观上的入思。这也就是说，资产阶级思想把资本社会的历史性当成了一种永恒性，这是一种时代的集体困境，但是这种时代的集体困境一旦回落到我们每个人身上，所有的人都不能摆脱的是，我们把我们当下的生存过程同样当成了自然永恒性（虽然人们通常意识到人终有一死，但由于这样的意识与生存的此时此境通常无涉，所以它是无意义的；而且就是在这样的意识中，它仍然是被无意识地拒绝的）。在实际生活中，我们是不谈历史的（这与历史学上的研究和讨论毫无关系，也与对往事的追忆无关），正如古典经济学不谈历史一样。我不知道这是一种无关紧要的缺失还是一种生死攸关的谬误。平心而论，人们所不能接受的并不是存在的历史性，而是历史地存在。可以想象的是，如果我们不能历史地反观当下，那么随之而来的将是无休无止的生存困境，而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可以纠正的错误。而如果历史的方法浸淫到一切领域，那么我们所熟知的已有的东西将无一例外地被颠覆和消解，而这未必就是我们的目的。马克思说过，问题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但在历史性的存在中，解释世界就是改变世界，改变世界就是解释世界。不可能有一部分人专门解释世界，有一部分人专门改变世界。所有的分工在宏观上是也许可能的，在微观上则是完全非法的。举个例子，如果说资本所有者只是资本的符号，那么比尔·盖茨本质上就不是人；如果说完全形式化的生存是一种异化的非人存在，那么英国女王也不是人。这样的论断总会让我有啼笑皆非的感觉。我以为，无论在社会分工中处在什么样的境况中，都是不可能再割离的当下存在。不可能说，人的当下存在一部分是工作，一部分是学习或者生活等等（在这里，“生活”一词其实也就是囊括了个人的一切存在）。“当下”就意味着此时此境。是什么构成了我们的当下存在？“在世间”及其所衍生的一切。比尔·盖茨也好，英国女王也好，都是与其他人一样，衍生着自身的当下存在。如果用理论上的设定把一部分人区别于另一部分人，这样的理论设定，我以为，依然是先验的非历史的（在这个意义上，启蒙思潮所设定的无差别的人类存在是一种抽象上的合理性，但同样无视了具体而微的当下存在）。每个人的当下存在构成了他之所以为他的全部内涵。在此，历史便意味了存在之为存在的自律及其源泉。因此，任何划分，诸如理论与现实，意识与潜意识等等，都是违背历史性存在的“当下”之意韵的，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最终缺失了自身的自律性和合理性。而任何界限，抽象的具体的，宏观的微观的，最终只会是烟消云散，消弥在当下的历史性存在中。在这一点上，康德的“二律背反”经马克思的初步消溶之后，在当下的历史性的存在的解剖之下，根概念的中介、现象的极致，这些认识的依据和内涵的消解最终将导致“本质拜物教”的没落。而在自身的当下存在的衍生过程中，无论是现象还是物自体，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将不再惧怕任何“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和“飘忽不定的偶然性”，从而真正的浸入历史性的溶液之中。历史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才最终摆脱了任何先验的理论构架的纠缠，为人复归于历史性存在指明了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所言的历史的方法主要不是指在以往的认识论意义上的方法，因为它并不是独立于人的认识过程而抽象出来的方法（它与综合、分析等等的方法并不是在同一意义层面上），也就是说，它并不形而上学地孤立地存在和被运用，也不意味着可构成“先天综合判断”的一部分。它只与人的本体存在的当下的生活情境相关，而与哲学上的抽象无关。不需要从人的历史存在中专门抽象出一个历史的方法来面对世界与人自己，而毋宁说它就是历史存在之为历史存在的内在因素。人的存在是具体的历史的，所以历史的方法也只是在这个具体的历史的人的存在中被我们所言说。唯其如此，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把握住历史方法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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