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是清末民初极具影响的历史人物.多年来史学界将其定性为一个出卖维新派，复辟帝制的政治反面人物。但近年一些学者开始运用大量的史料论证了袁世凯在清末民初这特定的历史时期，对社会经济及教育的发展在客观上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本文目的并不是为其作历史的翻案，仅是研究在清末新政这一时期，袁世凯利用自己显赫的地位，在主观认识和客观形势的推动下，力主废科举，倡留学，参与留学政策的制定与完善；积极选派和资助学生出国，重用归国之士。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清末留学热潮的出现及近代留学教育的发展。而这些推动留学教育的措施，至今仍具有值得借鉴的作用。
一 
　　袁世凯（1859-1916），河南项城人。早年接受传统教育，后因两次科举不中，投笔从戎，成为淮军将领吴长庆手下的一员将官。后在朝鲜“壬午兵变”中崭露头角，深得权臣李鸿章的重用，曾任驻韩商务委员，总理对韩交涉通商事宜。在韩期间，受韩国王之托编练新军。他“草创章制，编选壮丁”，并延请曾在德国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留学生王得功为教练，经过月余的训练，这些兵士就“技艺娴熟，步伐整齐”[1]（卷二，P5）。袁世凯因此也深感西方教育的先进性，萌发了倡导留学教育的意识。 
　　甲午战争和庚子之变期间，袁世凯目睹了清军的腐败无能。他曾上书指出甲午之败“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足患者，在于军制冗杂，事权分歧，纪律废弛”，指出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广设学校，精选生徒，延西人著名习武备者为之师，严加督课”；同时还要选派年富力强之将士，“出洋游学”[2]（第五册，P218-219），提高将士的素质。八国联军攻陷京师前后，山东一时成为清王朝的政治中心，清廷及各省督抚的函电，都由时任鲁抚的袁世凯转达。“交涉案件沓来纷至，棘手异常，每拟选员分办，辄至无可任使”[3]（第十四辑P105），使他倍感培养具有近代知识人才的重要性。 
　　1901年11月，袁世凯督直后，在直隶大办新政。他倡实业，兴教育，整吏治，办巡警。这些新政的实施，急需大批具有近代知识的人才来参与。为增强北洋势力，袁世凯借新政之机，奏请增编新军。使原仅有7500多人的新建陆军，在不满5年的时间里，扩充为六镇，拥有兵力达8-9万人，成为中国第一支近代化军队。新军扩编急需大量具有近代军事知识的人才来充实，但刚刚起步的中国近代军事学堂则无法满足其对各类新式人才的需求。为此，袁世凯提出在结合中国国情的前提下，兴办陆军小学，培养“干城之才”[4]（P543）。同时，还要选派有志之学员赴国外深造，以解当前对高等军事人才的需求。 
　　早在此前的1900年，时任鲁抚的袁世凯就在济南创办了山东大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所省立学堂。次年11月，袁世凯督直后，更是“以实力热心提倡北洋学务”[5]（卷十一，P24），在直隶设立“劝学所”，各府县设立中小学堂，以及相应地区设立一批师范学堂。据不完全统计，至1909年，直隶地区就有各类新式学堂及教育所11201所，拥有教职工242247人[6]（第二辑，下册，P840）。新式学堂的广泛建立，加大了社会上对新式师资的需求。为此，1902年8月，袁世凯提出“育才莫先于兴学，兴学莫重于得师”，并认为中国士人长期囿于章句帖括之间，对于西方传入新学一无所知，“难膺教习之选”。因此，他在直隶广设师范学堂培养教员的同时，还清醒的认识到要“多获教员”，“惟有赴外国游学之法”[7]（P58）。因此直隶新政的实践，促使袁世凯本处于萌芽状态的留学教育意识最终形成．　　　　　　　　　　　　　　　　　　　　　　　　二 
　　力主废除科举，积极倡导留学，参与留学政策的完善。为推动留学教育，新政伊始，袁世凯就上奏力主废除科举，因为他认识到废除科举是推动留学教育的重要手段。洋务运动时期，由于“科举不废，荣途不出，士夫之家，聪颖子弟皆以入学为耻”[6]（第一辑，P603），更不愿出洋游学。1871年，容闳受命在沪、宁、闽、粤挑选幼童赴美留学，预备学校虽设于风气开通的上海，首次招考仍不满额，容闳不得不到香港选拔数人方补足。清末留学生指出：“吾国二千年来，无普通之教育，冠儒冠者，唯以戈取为心，所治者科举之业；主讲者，唯以研求帖括为事，所督者记诵之功，……名为老师宿儒，其实学问之程度，曾外国童稚止步若”[8]（七册，P31）。科举制度越来越脱离了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为各类实用人才培养与获得的主要障碍。为此，袁世凯于1901年4月向朝廷提交了他的《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其中就提出要“变科举、增实科、重游学”的主张，建议将“旧科中额，每次递减，”“实科递增二成以六成为度，”“三科之后，旧科一概止”[9]（卷九，P1-12）。并主张“拟请简派王公分赴外洋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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