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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权宪法作为孙中山法制思想发展进程中的一块里程碑，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研究价值。他在纷繁的革命斗争中，在仔细考察西方政治的基础上，独具慧眼发现了西方议会制度的弊端，并立足本国实际情况，创造出了五权宪法学说，对更加民主、合理的新政权构成形式进行了大胆、有益的探索，使五权宪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本文立足前人之研究成果，对此简作一探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 五 权 分 立
“五权分立”是五权宪法的第一个特征。所谓“五权分立”就是将政府的权力划分为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权，然后分别归五个独立的部门来行使。“五权分立”是孙中山的一大创造，正如他所说：“各国的宪法只有国家的政权分作三部，叫做三权，从来没有分作五权的。五权宪法是兄弟创造出来”[1] (P572) 。
孙中山的设想是建立在他对中国国情了解的基础上的。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必须符合自己的国情，外国的制度只能借鉴，不能照搬。他坚决反对不究中国国情，奉欧美三权分立为金科玉律。他说：“宪法者，为中国民族历史风俗习惯所必需之法。三权为欧美所需要，故三权风行欧美；五权为中国所需要，故独有于中国。诸君先当知为中国人，中国人不能为欧美人，犹欧美人不能为中国人，宪法亦犹是也。适于民情国史，适于数千年之国与民，即一国千古不变之宪法” [2](卷1，P444) 。他以为，革命要能成功，其成功要巩固，如果光靠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其结果只能是，好处“中国一点都没有学到，所学的坏处是百十倍”[1](P763) 。他考察并总结了中国自辛亥革命之后实行“三权分立”政治制度的实际后果，明确指出，其结果是弄得国会议员变成猪仔议员，分脏贪利，为全国人民所不齿。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孙中山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的历史、社会与外国完全不同，“如果不管中国自己的风土人情是怎么样，便象学外国的机器一样，把外国管理社会的政治硬搬进来，那便是大错”[1](P764) 。他认为，只有当能够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的时候，“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1](P757)我们“不是要学欧美，步他们后尘”；是用我们的民权主义，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民国，要驾于欧美之上”[6](P757)从这里不难看出，孙中山创立的五权分立的宪法学说，是以中国的国情为依据的，是在 对欧美资产阶级国家学说有了较清醒的认识后得出的结论．五权中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自于西方的三权分立，而考试和监察两权却来自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正如孙中山所说：“我们现在要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便要采用外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加入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连成一个很好的完壁，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象这样的政府，才是世界上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3](卷9，P353) 。五权宪法突破了西方简单的三权并立，独具创新的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五权分立。
二、权 能 分 开
“权能分开”是五权宪法的第二个特征。所谓“权能分开”就是指“人民有权，政府有能”的权能区分理论，其基本思想是主张把国家的大权分成两个，一个是“政权”，一个是“治权”“政权”简称“权”，是“管理政治”或“管理政府”的力量，这个“权”，交由人民掌握；“治权”简称“能”，也即职能或管理权，是“政府自身的力量”或者为人民服务的力量，这个“能”归于“有能力的人”组成的政府来掌握。孙中山认为，只要这样把“权”与“能”分开，就可以做到人民有权，政府有能，以及达到“权”与“能”平衡的目的。五权宪法与“权能分开”说是一脉相承的，“权能分开”说为五权宪法的合理和可能性提供了依据。孙中山之所以创造出“权能分开”的构想，就是为了防止“五权分立”可能带来政府专权的弊病，并使人民真正能够有权力来监督政府，而又不使政府缺乏效率。按照孙中山的构想，把国家大权中的“政权”完全交到人民手中，使“人民有充分的政权可以直接管理国事”。治权完全交到政府的机关之内，使政府得以掌握实际权力。同时，政权对治权拥有“把国家的大权托于他们，不限制他们的行动，事事由他们自己去做” [3](卷9，P332) 。支配权，即它们之间是单向的主权者与执行者的关系，只存在执行者对主权者负责，不存在执行者对主权者的干预。具体到国家机关，就是国民大会对五院制的中央政府拥有选举、罢免、复决权，五院则向国民大会负责。
与西方的议会相比，尽管西方的议会权力很大，但它并不能真正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分权制主张此文共有3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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