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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拜读了中国政法大学杨玉圣教授的大作《让学术归于学术》（刊于《光明日报》2004年7月29日B1版“教育周刊”专栏），颇受教益。一是其观点鲜明，一针见血，令人耳目一新，而不是钝刀子割肉，叫看客都跟着着急；二是其在理论上合乎分工精细之法则，似乎有利于提高教学与学术界的社会生产力；三是其若能真的付诸实行，无疑会解脱了诸多苦于写不出学术论文却又非得参与职称评定不可的教师们的烦恼。
物极必反，喜极生悲。在得益于杨教授的高论之后，不由得扪心自问：何所谓学术？何所谓教学？学术与教学能否分道扬镳？二者的源头在于何处？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商务印书馆1999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第1429页右侧，在“学术”的词条下解释说：“有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在该词典的第640页左侧的“教学”词条下，有这样的解释：“教师把知识、技能传授给学生的过程”；632页右侧的“教学”词条：教书。关于二者的关系，未见列举。教书、教学与学术的分水岭何在？不言已明。查遍《辞海》，未见到关于“学术论文”的解释。在一些专论写作的书籍中，关于“学术论文”的阐述，虽然见仁见智，但大多同“学术”的内涵相关，必备的条件是科学性、客观性、创见性、平易性（《应用文体写作概要》，第127页，东北师范大学李景隆、高瑞卿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统一书号：7090•232）。
根据杨教授的高见，清华北大、哈佛、伯克利、斯坦福等大学“抓科研、搞学术乃名正言顺、义不容辞”，“不用说数量庞大的专科、中专类学校，即便是绝大多数本科类院校也不具备做学术研究的条件。”“至于中小学教师和幼儿园阿姨搞科研、写论文，更是滑天下之大稽。有条件、有天赋的某些中小学老师和幼儿园阿姨可以写写教学体会和经验总结，但这与学术研究和学术论文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因此，应该正本清源，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学术研究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搞的，学术论文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写的……”至此，泱泱大国，在国际上能够用同一标杆衡量的“学术论文”的“人均”“国均”的数量与“国际水平”是那么的不相称，似乎是理所当然，无所指摘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格言，在杨论制造的巨石面前，似乎也被碰得粉碎了！
似曾相识，似曾相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有幸考上了省里的某校，有感于“共产党员有无个人利益，如何看待”的讨论，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个人利益》一文，首先向校刊投稿，校刊编辑部的人士连稿件都没看就抛出了这副腔调：“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在县委宣传部。”“那你写写调查报告还可以，像理论文章，我们这里光是领导交办的和专家教授的稿子都用不完。”两个月之后，拙稿在中央级的同类校刊上发出，且中国人民大学的书报资料中心的《中国共产党》1989年第5期全文复印，毕业论文指导老师二话没说，给打了个“优”。随后的几年时间里，相继写作并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了关于共产党员的奉献、信念、观念和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等系列文章，其中有的被转载，有的获得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等级奖。不用说，“有条件、有天赋的某些中小学老师和幼儿园阿姨”都不是的鄙人，原本连“可以写写教学体会和经验总结”的资格都没有的，居然却不自量力地“搞科研、写论文，更是滑天下之大稽”。
殊不知，即使是“有条件、有天赋的某些中小学老师和幼儿园阿姨”都做不到“可以写写教学体会和经验总结”的也大有人在。还有那顶着大学教授的头衔，却干着张冠李戴、掠人之美的勾当的，早已见诸于媒体，怕是特例吧？
而同是“有条件、有天赋的某些中小学教师和幼儿园阿姨”的南京师大附小的斯霞老师，多次被命名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劳动模范，江苏省特级教师、江苏省劳动英雄，她还先后当选为第三、第五、第六、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上世纪五十年代，她创造出“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文”的小学语文随课文分散识字教学法，大面积、高效率地提高了识字教学的质量。她教导的学生在两年内就认识了2000多个汉字，读了174篇课文，在当时国内小学教育界首屈一指。六十年代，经专家学者总结、论证，“以语文教学为中此文共有3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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