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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辑学者化”论争出现的历史必然性
“编辑学者化”问题的讨论始于80年代末，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和逻辑起点。作为历史转折点的1976年，是我国文化起死回生的起点。这一年我国结束了十年“文革”浩劫，特别到1978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从根本上动摇了长期以来文化领域的“左”的根基，从而导致了我国文化的空前繁荣：一度被称为“牛鬼蛇神”的优秀民族传统文化重放异彩，被禁绝的所谓“帝修反”的境外文化，也被大量引进。这是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和闭关锁国的关门主义的必然结果。因为只有继承才能发展，只有开放才有繁荣。至于由此带来的利与弊，这是长期争论的问题，似乎到今天，利与弊孰大孰小的问题已不用再争论了。与我国文化的空前繁荣相适应的是广播、影视、图书、报刊等出版事业的大发展。例如，在我国今天已拥有报纸2000多种，广播电台1000余座，电视台六七百家，期刊逾8000种，出版社近600个。这些数字比“文革”期间都多了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在这种形势下，全社会对编辑出版人才的需求，在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的迫切程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一点不难想象。
而传统的观点认为：编辑无学，编辑人员九流不入，只具备“剪刀加桨糊”就足矣，编辑人员是“工匠”，甚至是工具，无需创造力，也不应有自己的思想。这种传统的“编辑观”与形势的需要是格格不入的，它作为一种旧的观念，理所当然应受到荡涤。旧的过时的观念淘汰后，需要适时和科学观念的建立。现代化的出版编辑工作需要具有现代意识、现代化思想和现代化知识的人才去从事。并且，睁眼看世界的当代中国人，已经发现了与先进国家在出版业上的巨大差距：先进国家的出版界，均有大批已掌握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编辑家、出版家，而这些人才又都是在现代条件下培养和成长起来的。严酷的现实和紧迫的形势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是因循守旧、死抱“编辑无学”不放，还是惊回首、奋起直追、树立全新的观念，将直接关系到我国编辑出版事业的兴衰成败。编辑事业的拓展是客观形势使然，而主观上的素质低下和不适应以及观念上的陈旧，已经导致了目前出版界弊端丛生：买卖书号、公费出废书、有偿新闻、有偿稿件、真正的学术著作出版难，……这些难道还不能发聋振聩吗？
80年代初，中国出版界的脊梁出现了，从中央领导到编辑出版界的有识之士均有大声疾呼者：胡耀邦、胡乔木、叶圣陶、吕叔湘、邵益文、宋应离、王振铎……，正是这些我国当代“编辑有学”论的先驱们，开拓了中国的“编辑学”这一处女地。可谓时势造英雄。在不平凡的80年代，我国文化造就了这些属于编辑界的“英雄”，而这些英雄又无愧于时代，推动了我国编辑学的建立和发展，无疑也推动了我国文化事业的繁荣。目前，已有北大、清华、南开、复旦等15所大学相继设置了“编辑学”本科专业，有的还招收了研究生；国家新闻出版署在1989年成立了“编辑出版教材领导小组”，并组织出版了18种编辑出版专业方面的教科书，且被列为国家教委“八五”高等教育专业教材重点项目；国家成立了“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并创办了《新闻出版报》、《中国出版》、《出版发行研究》、《中国报刊月报》等，各地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和有关学会等也创办了大量的编辑学术刊物，如《编辑学刊》、《编辑之友》等，据不完全统计，该类报刊总数已达到五六十种之多，另外，其他许多非编辑学专业学术报刊也发表了大量编辑学学术论文，全国每年公开发表该类学术论文上千篇；从全国性的“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编辑学会”、“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等到各省市自治区的各相应学会、协会，已经构织成了一个庞大的学术研究网络；国外编辑学的研究已经领先于我们。总之，编辑学研究已成燎原之势。所有这一切，都无可辩驳地证明：编辑有学。我国“编辑学者化”的讨论就是在上述环境之下出现的。
二、“编辑学者化”论争的过程
“编辑学者化”这一论争在学术上也有一个演进的过程。其理论起点源于80年代初的“编辑素质”讨论。作为一种突然膨胀了的社会群体——编辑来说，“素质”问题自然而然地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从理论上讲，解决这一问题并不难，与其他知识群体一样，任何一个领域里的知识分子都需要有适应本行业、领域要求的一般素质和特殊素质。关于编辑人此文共有5页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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