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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一生致力于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在他的各种文体著述中，对国民劣根性及其社会根由的锐利透析、辛辣讽刺、无情抨击及活脱脱的摹写、刻画比比皆是，而其指归却是“立人”，使国人都具人格而不是“奴格”。
人是灵与肉的结合，是自身命运和社会发展的主体。抽去灵魂，失为主体，剩下的肉躯就只能做牛马，做奴隶，“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呐喊•自序)。千百年来，中国人在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压迫下不幸沦落至此，且集体无意识。即为奴隶，便显奴性——冷漠、自私，非主体的麻木；守旧、健忘、迷信，非主体的自欺；敷衍、献媚、无特操、“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忽然想到七），非主体的欺人与受欺。总之是一切有悖于主体人的品性。这种在长期的封建制度压迫下衍生出来的奴性正是种种国民劣根性的“原点”。①
人之为人的内在品质是人格；人作为人的社会认同也是人格。所以鲁迅认为，要让一个丧失了人格的民族免于灭亡，“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呐喊•自序)，使之找回灵魂，还为主体。这就是“立人”，让趴着的奴隶站立起来做人。“找回灵魂”便是“文明批评”，医治奴性的病根；“还为主体”便是“社会批评”，抨击致人于奴的社会弊端。这两方面形成了鲁迅立人思想的完整体系，而贯穿其中的正是矫正国人传统奴性的人格内涵：人的自觉、个性的发展和行为的理性。
1．人的自觉
人是什么？人＝动物＋文化。② 这个“文化”指的是人的社会生存环境，包括生产方式、社会体制、思想意识和伦理道德的总和。特定社会文化孕育特定类型的社会人。鲁迅认为，“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老调子已经唱完)， 并且“从来如此”（狂人日记），“天不变，道亦不变”，人人都须“存天理，灭人欲”。于是，中国人便“坐稳了奴隶”，甚或“想做奴隶而不得”(灯下漫笔)。于是鲁迅得出了“人＋家畜性＝某一种人”的另一种答案（略论中国人的脸）。
但是鲁迅理想中的人，首先是具有人的自觉品性的生命存在。它的根本自觉就在于把握住自己生存的权利和生命的价值。“自觉”是人的精神支柱，自觉的生命是人生意义的展现而不是“苟活”。所以，他“心以为然的道理”，“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这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其核心就是对以生命形式存在的人的“爱”，发自人的自觉的自尊、自珍和自强的爱。而“从来如此”的定理实质上就是要人一代接一代地做旧礼教、旧体制的殉葬品，完全泯灭了人的生命价值，显然违反了生命的基本道理。
既要“保存这生命”，就要树立起人的自尊。人是万物之灵，天地至尊。人命贱如草芥，何谈“保存”？是此，中国人在无视人的社会中已经习惯于“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灯下漫笔)《祝福》中饱受封建礼教身心摧残的祥林嫂最终沦为“千人踏，万人跨”的“非人”，也没能赎清“一世的罪名”(祝福)。礼教杀人，而芸芸众生或冷漠、或讥诮、或鄙视，也有意无意地帮着作贱人：作践人的肉体，作践人的灵魂。然而在作践人的愉悦中，他们也作践了自己作为人的尊严，自行退化成了兽，于是也就见怪不怪地看吃人，心安理得地跟着吃人，最终也无可抱怨地被人吃。“死的说‘阿呀’，活的高兴着。”(暴君的臣民)
既要“延续这生命”，就必须珍爱生命，像生命的“过客”（过客） 那样，任是“困顿”到像一个叫花子，“有许多伤，流了许多血”，依然不屈服、不妥协、不回头、不停步，认准了最后的出路，一意地“奋然”走去。因为他知道，“回转去”的结果不是被恶势力吃掉，就是与之同流合污，生命就毫无价值地结束。自珍的爱也是推己及人的爱，及整个人类的爱，终为“全体人”的自珍。正因于全体人的不自珍，鲁迅“主张一条‘先觉者的个性解放→立人→立国’的道路”③ 来拯救我们民族的沦亡。所以他在早期发表的《摩罗诗力说》一文中就疾呼：“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至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至诚”、“温煦”就是先觉的战士对于“人”的珍爱，也应是及于全体人的普遍道德此文共有4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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