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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本质 揭示规律——论邓小平思维的透彻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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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招租，e-mail:yesize@hotmail.com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始进入了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现象异常纷复，社会矛盾盘根错节，社会运行急剧波动，把许多时代性的重大疑难课题推到邓小平面前，迫切需要这位历史伟人予以破解。邓小平以其透彻性的理论思维，拂开事物的表象，抓住事物的本质，揭示事物的规律，正确而又深刻地解答纷然沓至的复杂课题，由此提出了一系列力透纸背的精辟论断，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极其有力的理论武器。 一、“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的中国，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一科学命题，是邓小平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审视中国社会主义的曲折进程而得出的历史结论，是对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将要获得新生的金鸡报晓。它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重申，又是深刻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的产物。在人们刚刚从极“左”所谓“唯生产力论”的阴霾下走出，“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的时候，能够提出并坚定地推行这一命题，是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的。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命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也反复强调，必须尽快把工作的重点从革命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他指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列宁选集》第4卷第586页）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充分认识到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他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17、767页）这些可贵的思想，对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在较短时间内就迅速恢复了经济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遗憾的是，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没有将这一思想很好地贯彻实施，从而延缓了我国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明确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3页），“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6页）这些科学论断，为我们坚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一科学命题，是邓小平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的过程中提出来的。由于过去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不够深刻，对基本国情缺乏正确的分析，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也不足，先后发生了像1958年的“大跃进”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错误，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很大损失。邓小平痛心疾首地指出：“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7页）要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真正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一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实际上就是邓小平率领全党回答这个问题的历史。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科学地分析了我国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正确揭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其中落后的社会生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社会生产落后，经济上不去，国家的综合国力薄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就难以得到满足。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途径，关键在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为此，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82页）邓小平在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以其独特的理论思维，彻底批判了多年来离开生产力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的谬论，除掉了固守多年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所谓“社会主义原则”，肯定了有利于生产力发展而被当作“资本主义复辟”的作法，着重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加以澄清。1980年他在同外国客人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3页）他认为，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后来，他又指出，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1990年底，他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页）1992年初，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总结长期以来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反复思考，艰辛探索，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创造性的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突出强调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揭示了社会主义与生产力的内在联系。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一科学命题，为我们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全新的理论思维视角。社会主义无论是经济制度，还是政治、文化制度，要巩固和发展，都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说：“我们奋斗了几十年，就是为了消灭贫困。”（《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9页）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集中体现在它能使社会生产以资本主义所没有的速度持续发展，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的更快更好；能够兼顾效率和公平，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指出：“我们一定要、也一定能拿今后的大量事实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速度和效果方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51页）“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要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3页）这充分说明，发展生产力既是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又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直接体现。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我们的奋斗目标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只有通过社会生产力高度的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的丰富，才能为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奠定物质基础。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共产主义是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没有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的。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7页）也就是说，在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之前，必须经过一个为共产主义准备物质基础的阶段，这个阶段就是社会主义阶段，它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改变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面貌，使社会主义中国立于不败之地，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二、“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新时期中国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改革开放。中国人民从一开始就分享着改革的成果。但同时也感受到改革的艰辛，体会出改革的难度。怎样看待中国的改革？怎样推进中国的改革？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理论家的远见卓识，提出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一精辟论断，为中国改革事业提供了重要依据和有力支撑。 1985年3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指出：“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 的事。六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了我们已经遇到的一些风险。我们在确定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意识到会有这样的风险。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我们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动摇的，一直要干下去，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因为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害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这次谈话以“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3页）为什么断言“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因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涉及人民的切身利益问题，牵涉面很广；这是一件“有风险的事”，稍不注意就会出现问题，我们曾经为此付出过代价；这件事是“够大胆的”，只有大胆地闯、大胆地试，才有成功的希望；这又是“必须做的事”，如果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下个世纪中国的发展就没有希望。 邓小平讲改革，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所谓改革，就是通过和平的方式变革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以适应、促进乃至解放生产力。按照马克思当初的设想，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生产关系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他没有说过社会主义改革问题。而恩格斯晚年则预言：“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该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3页）列宁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说：“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列宁全集》第60卷第282页）并且强调改革是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最根本的手段。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倒退了，他在1938年主持编写《联共（布）党史》时断言，苏联不存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它们是“完全适合的”，苏联社会发展的动力是“政治上和道义上的一致”。他当然也不会认为有改革的必要。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冲破了“完全适合”论的束缚，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既适合又不适合，它们之间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72页） 邓小平继承了前人正确的思想，进而提出，改革是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的革命。这是前人所没有表述过的。他从多方面阐述了改革的性质、目的、范围、步骤、方式等，形成一整套社会主义改革理论，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第一次。改革和革命是两个概念。但是，它们在解放生产力的意义上，则是完全一致的。邓小平正是从这一点上，把改革说成是革命，强调了改革与革命的相同性。根据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不但存在矛盾，而且其矛盾在某种情况下可能还比较尖锐。一方面，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另一方面，对过去僵化体制来说，改革确实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 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相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言的。这两次革命，既有不同点，又有相同点。它们的时代条件不同，社会变革的对象、目标不同，解决的主要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方式不同。但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一点，是最大的相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要把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而改革则是要把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所以改革的性质同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一切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这不仅表现在生产关系方面，也表现在上层建筑和社会的其它各个方面。作为一种革命性的变革，改革是由我们党自己发动、自己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自觉行为。就这一点来说，改革与我们党以往领导的革命也是相同的。 邓小平关于“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一思想，尽管明确提出是在1985年，但其酝酿则由来已久。我们可以沿着邓小平的思路来做一追溯。1978年10月11日，邓小平在全国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并且为此而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和组织措施。“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并说，“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35－136页）稍后不久，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光辉文献中，明确提 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的科学命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2页）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又郑重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可见，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邓小平和我们党，就从现代化和改革相统一的视角，从社会主义本质和改革相一致的方面，提出了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也就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问题。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一思想，贯穿于邓小平理论的始终。特别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与日本客人谈完“第二次革命”的思想之后，邓小平的思绪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再三向全党阐述其中的道理。他多次强调这场改革将会对中国和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8页）他把作出全面改革的部署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与我们党认识和指导现代化建设的能力联系起来考察。1985年5月，在中央相继作出关于经济体制、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他说：“我很高兴，从去年十月以来，中央相继作出了三项改革决定。这些改革的总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使我国消灭贫穷，走向富强，消灭落后，走向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七个月的时间里，办了过去多年想办而未办成的事。这一事实，表明我们党的认识能力有了新的提高，表明我们党已经能够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决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新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2页）邓小平认为，改革是一场很大的试验，是一个艰巨复杂的任务。“进行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有勇气，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当前压倒一切的最艰巨的任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0页）他要求全党必须坚定推进改革的决心，指出：“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所以，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这件事必须坚决干下去。”“改革的势头好，要坚持搞下去，这个路子必须走。今后即使出现风波，甚至出现大的风波，改革也必须坚持。否则，下一个十年没有希望。我们要抓住时机，现在是改革的最好时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1、132页）邓小平还多次从解放生产力既要靠革命又要靠改革这一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来引导和帮助人们坚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推进改革的信念。特别是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联系中国革命和改革的实际进一步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页）这对全党和全国人民坚定不移地以革命精神推进改革，不断解放生产力、实现国家繁荣富强扫除体制障碍，起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把民主与社会主义及其现代化结合起来，是邓小平深刻揭示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一个独特思维视角。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他就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６８页）这是邓小平对民主在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最精辟、最准确的概括，也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及其现代化科学内涵的拓展和丰富。民主只有通过社会主义及其现代化，才能充分实现，而社会主义及其现代化也只有通过民主才能获得发展动力。 邓小平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的生存和发展根本规律的科学把握基本之上的。第一，民主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靠民主旗帜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二十八年的英勇奋战，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又靠民主旗帜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第二，民主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制度，离开了民主 ，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不健全、不完善，说明社会主义本身还需要改革和建设。但我们的民主，不应照搬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而应当是适合自己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邓小平强调指出：“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别开来，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6页）第三，民主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目标。社会主义不仅要有经济发展目标和文化建设目标，同时，还必须有政治上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建设比资本主义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6页）他还这样说过：“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局面，这就是我们今天和今后所要努力实现的政治局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6页） 邓小平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是对建国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本质的深刻揭示。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个带根本性的历史课题，就是如何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形成安定和谐而又充满活力的社会政治机制。中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步入社会主义的，旧中国留给我们的民主传统很少，而封建制的影响却很深。这就更加需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然而，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曾严重忽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并发生了对民主进行误导、从而践踏社会主义民主的严重错误。我们在法制很不健全的情况下，盲目地把那种与个人崇拜相联系的所谓“大民主”作为实现民主的基本形式。这种违反民主实质，脱离民主程序，缺乏法律规范约束的“民主”实践，不仅没有带来民主的发展，反而导致了社会的无序和动乱，严重阻滞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时搞“大民主”，以为把群众哄起来，就是民主，就能解决问题。实际上一哄起来就打内战。我们懂得历史的经验教训。”（《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0页）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表明：什么时候立足国情扎实有效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得以顺利进行；相反，什么时候忽视发展或践踏社会主义民主，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会遭受严重挫折。 民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本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们党和人民始终不渝的追求，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所确立的宏伟目标。早在三中全会决定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不久，我们党就开始探索制定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路线，邓小平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科学论断之后，就已经明确要把民主纳入党的基本路线。1980年他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党的政治路线的表述中增加了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内容，这比以前的提法更周到些”。（《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6页）1982年党的十二大把这条路线用总任务的形式规定下来：“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上，我们党规范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确立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总目标。显然，民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不仅要实现经济的现代化，文化的现代化，还要实现政治的现代化，只有这样，我们的现代化才是真正的现代化。否则，现代化就是不完整的，就会是残缺不全的现代化。 民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力量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要靠发展民主政治来保证和支持。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动员全社会全民族各方面的力量，举国上下齐心协力才能实现。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发挥出来，从而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说：“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2页）“我们相信中国人不笨。几十来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限制了人们充分发挥智慧和创造性。现在，我们提倡解放思想，重申毛泽东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目的就是创造条件调动全民的积极性，使中国人的聪明 智慧充分地发挥出来。我们现在加强民主、发展民主也是为了这个目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32－233页）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正确地集中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形成真正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及时地纠正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偏差。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人翁责任感，最大限度地振奋起创造热情，从而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民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趋势。按照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一个国家的经济愈发展，民主也就愈发展，随着经济建设的加快，民主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分量也将越来越重。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把民主提高到赖以重新恢复和确立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从而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联系起来分析。他说：“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现在敢出来说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我们这次会议先进分子多一点，但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讲话。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4页）“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89页）后来，随着实践的发展，邓小平又进一步把民主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联系起来，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2页）每当看到民主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可喜的现象，邓小平都要给予充分肯定。他曾欣喜地指出：“国内和党内的民主生活，已经开始走上了轨道。民主制度一年比一年健全，民主生活一年比一年扩大。尽管许多重要问题还要深入研究，还要努力兴利除弊，但要看到主流，看到实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43页） 四、“关键在人” “关键在人”，是邓小平提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思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过程中，邓小平把人才问题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人，是社会的主体。人才资源历来是世界上第一位的宝贵资源。正因如此，邓小平始终把人才队伍建设作为首要的关键环节扭住不放。他明确提出“关键在人”尽管是在1992年春的南方谈话中，但“关键在人”的思想则始终体现在他对党和国家大局深刻思考之中，反映在他对各种重大战略问题的论述之中。 “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之后，邓小平就强调提出：“现在我们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是组织路线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政治路线确定了，需要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这就提出了一个要什么人来接班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6页）“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7页）。他强调：“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的人才。道理很简单，任何事情都是人干的，没有大批的人才，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成功。所以，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急需培养、选拔一大批合格的人才。”（《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20－221页）1980年元旦，邓小平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新年茶话会上提出，要把建立一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队伍，作为八十年代必须做好的四件大事之一。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把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作为今后二十年内全党全国的首要工作强调。“这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建设的最重要的保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页）。在各级领导层进行新老交替的过程中，邓小平尤其强调要选拔好接班人。他严肃指出：“不解决选拔人才问题，我们交不了班，历史会给我们写下一笔。”（《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12页）“我们历来讲，这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现在，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是十分迫切了，再过三五年，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要来一次灾难。”（《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84页）他还把解 决人才问题同领导者成熟与否联系起来，指出；“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 邓小平对新时期人才标准的内涵作了深刻揭示，为选拔人才提供了科学依据。德才兼备是我们党选拔人才的基本标准。但是，德才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在不同时期应当有所变化。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根据党的基本路线和时代的要求，对德才标准的内涵作了这样阐述：“选人要选好，要选贤任能。选贤任能这个话，就有德才资的问题。贤就是德，能无非是专业化、知识化，有实际经验，身体能够顶得住。”（《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55页）他强调，选拔干部，选拔人才，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他还提出：“在选人问题上，要注意社会公论，不能感情用事。要用政治家的风度来处理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0页） 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邓小平特别重视培养具有现代化建设本领的高素质人才。搞现代化要有合格人才，没有合格人才就是一句空话。这是邓小平的重要观点。我国一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他就着眼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和长远需要，提出培养合格人才问题。他说：“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缺少一批年富力强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而没有这样一批干部，四个现代化就搞不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21页）他不仅期望“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政治家、经济管理家”，而且希望“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和其他各种专家”（《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9页）。政治、经济、科技竞争，归根结底是教育与人才的竞争。联系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特别是人才竞争的发展趋势，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0页）他把培养现代化建设人才同实现我国现代化宏伟目标联系起来，作了这样的分析：“我国的经济，到建国一百周年时，可能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我们这样说，根据之一，就是这段时间里，我们完全有可能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0页）邓小平认为，中国的改革，包括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等重大改革，是否能成功，“关键是能不能发现人才和使用人才。”他在谈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说：“这个文件一共十条，最重要的是第九条，当然其他各条也都非常重要的。第九条，概括地说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八个字，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使用人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1－92页）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意味深长地提出：“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8页） 邓小平提出的“关键在人”这一重要思想，江泽民在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作了中肯的评价：“要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解决前进道路上面临的问题，完成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各项任务，靠的是什么呢？主要有三条：一是正确的理论和路线的指导；二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团结奋斗；三是党的各级组织坚强有力。这三条中，干部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要靠干部去贯彻落实，人民群众要靠干部去组织和动员，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影响凝聚力、战斗力的问题要靠干部去研究和解决。邓小平同志讲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道理就在这里。”（《论党的建设》第273页） 五、“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 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一震撼人心的重要讲话。在这个重要讲话中，邓小平列举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明确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7页）接着，他联系国际共运包括我们党在建国后发生的重大挫折的历史教训，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从而得出了“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这一科学结论。 在社会生活中，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是一 个普遍的法则。对此，邓小平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和认知。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邓小平亲身体验了制度缺陷给党和国家事业造成的严重危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他对这个问题作了认真的反思，讲了一段非常经典的话，这段话实际上成为了我们党推进制度改革和创新的基本依据。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5页）特别令人深思的是，他每次谈到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时，总是注重从制度上找原因，强调“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7页）强调“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9页）总结历史教训是为了警示未来。邓小平以沉重的心情向全党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5页） 注重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是邓小平思考党和国家前途命运问题的一个基本着眼点。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就针对以往忽视法制的教训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6页）后来，当意大利记者卡拉奇采访邓小平，向他提问时说：“我看不出怎样才能避免或防止再发生诸如‘文化大革命’这样可怕的事情。”邓小平明确回答：“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5页）在邓小平看来，“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3页）按照邓小平的设想，制度建设的重点在于“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6页）。 有必要指出的是，邓小平关于“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的重要思想，对解决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具有指导意义。邓小平在谈到制度问题时曾讲过一句名言：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则会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这句话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制度对人的主观世界有所影响的意思。而这个意思，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的。马克思有句名言：“人改造着环境，环境也改造着人。”而“改造着人”的社会环境，显然是包括制度环境在内的。制度环境对人的主观世界的改造作用，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导向作用。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最为有力的价值导向，它具有把人的主观世界特别是人生价值追求往哪个方向牵引的功能。二是规范作用。制度把人们的社会生活规范在它所许可的范围之内，使人的各种活动都必须依照它所设定的轨道运转。由于制度的规范是天长日久持之以恒的，因而必然要对人们的主观世界产生潜移默化的、也是刻骨铭心的影响。历史和现实表明，好的制度往往有利于塑造完美的人格，而有缺陷的制度则可能使人的心灵发生扭曲。比如，人们常说“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而问题恰恰在于，那种对权力 缺乏制约的有缺陷的制度，使掌权者的灵魂在不知不觉中发生扭曲，从而导致手中的权力随着灵魂的扭曲而一步一步地走向蜕变。事实上，我们党内一些在战争年代经受住了生与死重大考验的人，在和平时期之所以没能经受住权力、金钱和美色的考验，不能说与其主观世界的变异毫无关系；而其主观世界之所以发生问题，不能说与制度约束乏力毫无关系。可以说，制度的根本性，不仅体现于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过程，也体现于人们对主观世界的改造过程。一个简单的事理是，在干部使用问题上，如果相关的制度不够完善，还不足以保障群众公认原则得到有效贯彻，还不足以杜绝少数人决定干部命运的现象，那么，即使对干部进行思想教育，都难以使之真正牢固地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和权力观。所以我们要把加强制度建设，优化制度环境，作为解决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问题的“治本”之策。这是邓小平关于“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这一重要思想给予我们的昭示之一。 六、“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长期以来危害党和国家事业的“左”右两种错误思想倾向作了一个战略性的估计。他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5页）邓小平所作的这一符合客观实际的论断，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对中国的历史走向长远发展，将起着“警示钟”的作用。 “左”和右都是主观主义的思维方法，都是违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路线的思想倾向。从认识论上来说，其根本特征是主观和客观相分离，理论与实践相脱节。从实践上来看，“左”通常表现为超越客观环境和条件，去盲目冒进，或者以教条主义态度扼杀科学精神。而右通常表现为落后于客观条件和要求，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以取消主义的态度充当时代的“尾巴”。“左”和右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敌人，都要坚决予以反对。邓小平曾多次受过极“左”路线的伤害，但他从不出于个人的好恶，而是根据客观实际，正确估量形势，坚持有的放矢，主张“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始终注意从两条战线同错误倾向做斗争。1981年，邓小平在同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把这些都讲清楚了。现在的问题是，要更多地宣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左’的错误思想不能忽略，它的根子很深。重点是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但只是这样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同时也要纠正右的倾向。黄克诚同志讲，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赞成他的意见。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79页）这表明，邓小平在反对“左”和右这两种错误倾向的问题上，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的。 然而，邓小平主张“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这并不意味着在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上可以搞均衡论。因为“左”跟右比较起来，前者是更顽固、更危险的敌人。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就要把反“左”突出出来。邓小平是一直把反“左”防“左”作为重点来把握的。他曾专门对“左”倾思想产生的原因进行过分析。“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就是因为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则用到自己的实际中去。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们的经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用。要特别注意我们‘左’的错误。‘左’的错误带来的损失，历史已经作出结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9页）邓小平南方谈话重申了以前讲过的这类话，但又不是简单地重申，而是以过去不曾有过的力度重申。“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这是一个总体战略指导上的估计，不是对一时一事的估计。战略估计不能没有。它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中来的。为什么“要特别注意我们‘左’的错误”？为什么说中国“主要是防止‘左’”呢？从邓小平的有关讲话中，可以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第一，“左”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危害极大。 邓小平多次指出，在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上，“左”的危害特别大，时间也特别长。“从历史上看，我们的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在纠正‘左’的错误之后才走上胜利的道路的，标志就是遵义会议。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在不断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之后，取得了人民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建国后的头八年，也就是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我们的发展是健康的，政策是恰当的。一九五七年下半年，我们在政治上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当时反右是必要的，但扩大化了，打击面太大了，这是错误的。接着就是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完全违背客观实际情况，头脑发热，想超高速发展。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实际上违背了八大的路线，这一‘左’，直到一九七六年，时间之长，差不多整整二十年。‘左’的极端是‘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3－254页） 第二，“左”的东西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纠正起来不那么容易。早十三大召开之前，邓小平就讲过：“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他还说：“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习惯了，人们的思想不容易改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8、229页）因此，党的十三大报告中说：“排除僵化和自由化这两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影响，将贯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过程。由于‘左’的积习很深，由于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来自这种积习，所以从总体上说，克服僵化思想是相当长时期的主要任务。” 第三，中国曾是小生产的汪洋大海，又长期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使一些人容易犯急性病的错误。邓小平曾多次谈到，我们是在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大国搞革命起家的，很难不受小生产偏激情绪的影响。况且“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错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9－140页）结果是欲速则不达，反而吃了不少苦头。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一个非常科学的精辟论断。而无论是警惕右，还是防止“左”，都需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邓小平指出：“只有打下根底，才能真正纠正错误，包括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82页）在反对两种错误倾向问题上，邓小平还强调要格外注意政策：“纠正‘左’的倾向和右的倾向，都不要随意上‘纲’，不要人人过关，不要搞运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81页）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一个忠告，值得后人永远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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