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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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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招租，e-mail:yesize@hotmail.com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只有充分认识和把握党的执政规律，才能更好地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我们党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近年来我们党基于对长期执政经验的总结与升华，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了党的崭新的执政理念，科学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规律，为党执政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和行动指南。“三个代表”思想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规律、总规律，它发挥着统领全局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具体执政规律是在总规律指导下的实现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规律，即如何遵循规律关系实现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有规律的，执政同样是有规律的，而且执政规律也是随着历史条件发展的。执政党的执政行为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对党的执政规律认识不清、理解不深，就不可能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也谈不上执好政。执政党的执政行为如果长期违背客观规律，必然要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这是定理。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到本世纪初，许多执政多年的老党、大党如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印度尼西亚的专业集团、印度的国大党以及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等，在执政几十年之后，纷纷失去执政地位。这些执政党团失去执政地位，无论有多少种原因，但基本的一条是违背了执政的客观规律。尤其是苏联和东欧共产党从不执政走向执政、又从执政到丧失政权的鲜明事实，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探索执政规律，这一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 所以，执政党执政，不能不研究执政规律。 共产党执政，不能不研究共产党执政的规律。 中国共产党执政，也不能不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规律。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只有充分认识和把握党的执政规律，才能更好地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我们党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近年来我们党基于对长期执政经验的总结与升华，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了党的崭新的执政理念，科学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规律，为党执政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和行动指南。 一、三代领导探索不止，继往开来 我们党研究执政规律的动因源自党执政地位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第５４４页）我们党的执政地位、特别是长期执政的现实使得我们不能不思考执政规律问题。 关于共产党如何执政的问题，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解决的历史任务不同，讲得不多。列宁在执政党建设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成为共产党执政理论的奠基人。但是，由于始终处于以剧烈的国内外阶级斗争为特征的历史条件下，列宁又逝世较早，因而这一探索只是一个开端。 执政党要研究和了解执政规律，按执政规律去执政是天经地义的。然而，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功能合理定位和角色成功转换却不是一日之功。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不断探索是极其成功的，但执政后新的历史任务和历史环境迫切要求我们党，尽快实现从革命党功能向执政党功能的转变时，这一转变却显得非常艰难。客观事物的矛盾有一个发展过程、暴露过程，人们的认识也只能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所能达到的程度。现实说明，人们不仅对执政的规律性认识不可能轻易获得，而且对探索执政规律的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也不会马上到位。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历程经历了从不自觉到自觉、从认识浮浅到越来越深刻的过程。但只要有这种追求和探索的精神，关于执政的科学认识就一定可以获得。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执政党如何执政的问题上，有许多精辟论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论断，这对于尚未全面执政的共产党来说，是很有预见性的。新中国建立前后，随着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和巩固，经过探索我们党明确地回答了以下问题：一是在为什 么人执政及权力的来源问题上，指出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人民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党的一切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所做的一切都要保持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共产党的执政权力是人民授予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二是在建国前夕和建国以后，鉴于共产党已成为执政党，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提出了务必要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务必要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两个务必”的著名论断。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并多次成功地开展了反官僚主义、反腐败的斗争。三是在权力监督和制约问题上，强调党要受监督，各级党组织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提出了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探索和初步形成党内监督、群众监督、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监督的三个监督渠道。 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探索是在革命胜利后不久的一段时间内进行的，因而带有浓厚的革命党色彩，无论在思维方式、施政行为上，还是在执政理念上都有着革命时期的烙印。一般说来，人们的认识可以在某些方面有预见性，但就主要内容来说相对于实践的发展会有一个滞后期。建国以后，尽管从某些方面我们党也感觉到与以往有所不同，但总体上仍然是遵循革命党的方式方法来进行的。所以在理论上、实践上都走了不少弯路。表现在指导思想上过分强调阶级斗争观念和错估阶级斗争形势，致使“左”倾错误在指导思想上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在施政行为上习惯于高度集中的方式、战争动员的方式、革命运动的方式、阶级斗争的方式解决经济发展问题、思想认识问题以及政治、文化教育问题，乃至于已经走上执政地位，但仍在搞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在执政理念上，将经过长期奋斗后才可以实现的目标，以为像解决革命时期的目标一样很快就可以实现，使之理想化、简单化、单一化。革命的思维方式、革命的施政行为、革命方式的执政理念，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使我国痛失了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机遇期。同时，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挫伤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积极性，削弱了党的凝聚力，从而也危及了党的执政基础。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尚处于不成熟时期，执政的现实与思维方式的滞后形成很大反差，各种各样的问题便由此而产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这一探索过程，敏锐地意识到执政时期与革命时期的不同，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党如何执政的思想，把共产党执政理论的探索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他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现实及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在以下几个重点问题上取得了根本性的突破。一是在执政的主要任务及工作重心问题上，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了执政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遵循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二是根据世界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特征和国家建设的新要求，邓小平在十二大召开前夕，谈到修改党章时就提出必须解决“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的问题，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又提出党的建设要“能够更加适合新的历史时期的需要”，确定了要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这一党建目标。三是提出了党的各项政策和工作必须以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为衡量标准。四是提出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要解决“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的问题，强调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提出要改革党的领导制度，要实行党政分开，揭开了转变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序幕。 第二代领导集体对执政规律的探索最明显的变化是革命党色彩淡化，执政党意识增强。它使党的执政职能更加明确，即集中精力领导经济建设，围绕经济建设开展各项工作；使执政方式更趋现代化，从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到主张党政职能分开，从依靠思想道德教育和革命运动手段执政到主要依靠制度、法律执政；使执政主体建设向法制化、民主化、科学化发展。 然而，随着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我国全方位开放环境的形成，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条件下国内环境的深刻变化，党在如何执政的问题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尤其是国际上那些大党、老党失去执政地位的严峻现实，更加使党警醒。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深入研究世界上一些执政党丢失政权的深刻教训，科学判断党所处的历史方位，认识到自己已 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正式提出了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的任务，将党对于执政问题的认识向前推进了决定性的一大步，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庄严宣告：“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也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实现了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突破。 处在执政地位自觉研究执政规律的党是一个成熟的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与第一代、第二代领导集体相比，更具有时代特色，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已完成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过程，变成了一个成熟的执政党。 二、明确方位，把握执政的基本规律 规律是事物内部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规律是一个关系范畴，它揭示事物之间的内在的具有不可抗拒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的关系。任何人违背了规律，就会遭到失败。 探索执政规律就是要从执政党的执政行为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关系中，把握其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就是要处理好执政党的历史使命与其所处的时代特点、社会发展阶段、人民群众利益、国家政权、社会各种组织等等的关系。在各种关系的交互作用中客观上存在着最佳的结合点、平衡点，或者用哲学语言讲叫做“度”，把握住这个结合点或者“度”就是抓住了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但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执政党，它与西方国家的执政党又有本质的不同。这不仅在于党的性质的不同，而且在于党在整个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不同，是对整个国家生活起全面领导作用的执政党。在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时不能不把握住这一特质。正是从这一特质出发，我们党在探索党的执政规律时，将党的执政规律区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宏观根本性层次的基本规律，即为什么，代表谁执政的问题。这是党执政的基本问题、总的原则问题，为解决怎样执政提供原则和方向。二是实施执政层次的具体规律，是处理执政过程中各种具体关系的规律，是解决“怎样执政”的问题。 “三个代表”思想正是对于宏观根本性层次的基本规律探索而形成的理论成果。我们党在探索执政规律过程中，以宽阔的眼界、历史的眼光观察和分析问题；以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进行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以党的历史使命和现阶段发展的社会责任确定了党的历史方位。高瞻远瞩，深刻地解读了共产党执政的根本问题、规律问题。 首先，“三个代表”思想，是从宏观社会发展进程中，从推动社会进步角度审视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得出的结论。 共产党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以推动社会向着共产主义前进为历史使命的。共产党执政就是承担着推动历史前进的重大使命。推动社会前进的党必须是能够站在社会发展前列的党，自身必须具有适应社会需要的先进性。而“三个代表”思想就是紧紧从先进性的核心内容出发而以全新的视角提出三个方面的本质性规定。其突出特点就是用历史的和发展的思维方式，把党的先进性置于了历史的、社会的发展之中，以推动历史、推动社会的前进表现出来，使党的先进性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将党定位在时代前列，正是把握了在新世纪中国共产党人实现执政功能以推动历史前进的规律。遵循这一规律，我们就能达到胜利的彼岸。 我们现在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100年时间。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得多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正是为如何在这许多代人的“接力”过程中，遵循客观规律执好政指明了方向，提供了规范。 正因为如此，“三个代表”思想也解决了共产党执政怎样立于不败之地的问题。强调我们党无论在什么历史时期都要保持先进性，是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全部奥秘之所在。在社会历史中，先进的事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最有前途的，无论经历怎样的曲折，它终究要战胜和取代落后的事物。一个国 家落后就要挨打，一个执政党落后就要被淘汰。我们党之所以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断胜利，就是因为她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始终代表着先进事物和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走在时代的前列。我们党只要始终保持先进性，代表先进事物，就有不可战胜的生机和活力，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其次，“三个代表”思想，是根据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探索执政党的执政规律得出的结论。 共产党执政的规律是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必须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来认识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否则，就不能科学地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的规律。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人类社会是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推动下向前发展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结果。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的状况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基本规律。执政党必须根据这一基本规律，来确定自身所应发挥的作用。人类社会的历史得以不断地发展进步，生产力是最终的决定力量。因此，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进程。先进生产力在发展进程中，对于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都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正是体现了生产力最终推动社会发展的规律。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体现了社会意识反映并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辩证发展的规律。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的规律。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角度看，判断执政党是否具有先进性，最终就是看其是否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否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执政党在推动历史前进中发挥出的实际作用如何，就要通过对这三个方面如何回应表现出来。 我们党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正是对这三个基本方面的积极回应；是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出发探索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结果；是对党的先进性和执政指导思想的创新性突破。 第三，“三个代表”思想，是在紧紧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中探索执政规律得出的结论。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环境与执政环境中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其中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党要在各种形势和环境下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使自己的实践体现和反映历史的合理性与时代的要求。 环顾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已成为主旋律，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而剧烈的变化。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市场化与信息化越来越成为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面对这种形势，世界上很多执政党都有很强的紧迫感，都感到需要适应形势变化，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因而都在研究和提出新的对策，都想在新世纪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争取主动地位。中国社会经历20多年的改革开放，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正在发生着历史的大转折、社会的大转型。中国共产党人在这样的环境中执政，如果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如果不能抓住机遇发展起来，就有被时代淘汰的危机。新的形势要求必须以创新性的执政党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把握世界变化的脉搏，为执政实践提供开阔的视野，驾驭全局，从而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复杂多变的外界环境中顺利进行。 尤其是苏东剧变之后，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走入低谷，世界社会主义的希望集中于我国和其他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重点也聚焦于这几个国家。而这些国家都是在经济文化基础差、起点低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些国家要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发挥出来，造成明显的比较优势，必须在当今世界激烈竞争的环境中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这是非常艰巨的历史任务。但又必须做到这一点，这也是社会主义的命运所系。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党更感觉到形势的紧迫性和严峻性，“形势逼人，不进则退”，这种历史责任感使我们党认识到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党的先进性多么重要。 第四，“三个代表”思想，是从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社会特征出发探索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得出的结论。 共产党执政的规律也是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密切联系在一 起的。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与资本主义不同，社会主义是一个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它既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又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和高度的政治文明，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推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推进整个社会的协调与和谐。共产党执政推动历史前进，也必须着眼于社会全面发展，在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实现自己的功能定位。“三个代表”的提出，概括了我们党实现社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内容。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即发展物质文明方面的要求。只有发展先进生产力，才能为社会进步奠定物质基础，才能为发展先进文化和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提供先决条件。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则是发展精神文明方面的要求。只有发展先进文化，才能为发展先进生产力、代表人民根本利益举起导向正确的旗帜。而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则是发展政治文明的核心要求和最终目的。人民群众是创造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主体力量，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带来的历史进步，必将推动政治文明的不断发展，最终落脚于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就是一个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相结合的近期发展目标。“三个代表”思想正是科学地阐明了共产党人执政必须促进社会全面发展进步的规律性要求。 第五，“三个代表”思想，达到了在执政规律问题上主观认识与客观规律的统一。 如前所述，在当今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要想执好政，推动中国社会的前进，就必须站在时代的前列，按照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很强的历史主动性。过去那种违背客观规律而发挥的主观能动性我们已有过深刻的教训。“三个代表”思想就是在当今历史条件下，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达到了主观认识与客观规律的统一，科学地把握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的客观规律。从表面上看，“三个代表”思想是对共产党人执政的一种主观的“要求”，但实际上“三个代表”思想揭示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执政的客观本质的、内在必然的联系，是基本的执政规律。只有坚持“三个代表”思想，才能真正做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说“三个代表”思想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规律,还在于它解决了执政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如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具有决定意义的为谁执政、执政资格、执政基础、执政能力、衡量执政成效的标准等基本问题，都能从“三个代表”思想中得到回答。“三个代表”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根本之道。 首先，江泽民把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置于“三个代表”之首，是发展生产力对于共产党执政的极端重要性所决定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对于任何一个执政党来说，都是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任何一个政党要取得执政资格，巩固执政地位，获得执政的基础，都必须代表特定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正确解决在不同条件下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对执政党提出的不同要求。邓小平在反思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时明确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页）不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长期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势必会引起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共产党的执政和领导能力的怀疑，就有丧失执政资格的危险。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把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执政兴国的根本任务，不断巩固执政的物质基础。 其次，坚持什么样的文化前进方向，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执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是感召人、凝聚人心的精神支柱与灵魂。一个政党如果在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上不能树立起思想上精神上的旗帜，就没有执政能力去履行执政资格。像中国这样有56个民族、近13亿人口的大国，如果执政党没有先进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支柱，就会成为一盘散沙，谈不上凝聚力。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国力不仅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也包括文化和精神方面的竞争实力。人民群众不仅需要物质生活，而且需要丰富的、健康的文化生活。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生活空虚、社会风气败坏，也不是社会主义。只有物质和精神都富有，才能成为一个有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社会，才能真正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个执 政党如果代表着落后的思想文化，就会在人民群众中失去道义支持、思想基础，失去凝聚力，失去执政资格。先进的文化还包括先进的科技教育。科技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教育是科技和人才的摇篮。没有先进的文化和科技教育，就会失去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和智力支持。因此，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大力发展先进文化，大力弘扬民族精神，积极吸收世界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和先进科技，是推动我国社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根本要求。 第三，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群众基础。民心的向背决定着执政党的兴衰。任何执政党的合法性都来自民众的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是民心选择的结果。“三个代表”的实质在于“执政为民”。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既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宗旨，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基。江泽民同志在1996年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什么叫政治?从根本上说，政治问题主要是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为党的执政提供坚实的政治基础。事实告诉我们，一个政党虽然在执政的过程中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了，但如果自身腐败问题严重而又无力解决，严重脱离群众，背离执政为民的宗旨，最终也会丧失民心和执政地位。苏联和东欧国家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的一个根本性原因，就是背离了这个执政的宗旨。 总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深刻揭示，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的基本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三、任重道远，继续探索执政的具体规律 “三个代表”思想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规律、总规律，它发挥着统领全局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具体执政规律是在总规律指导下的实现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规律，即如何遵循规律关系实现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实现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规律性问题，是解决与党执政紧密相关的本质关系问题。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问题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党与国家民族的关系；二是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三是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四是党与其他政党的关系；五是党内关系。党执政的基本规律主要通过这五个关系的相互作用表现出来，对这五个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可以深化对党执政的基本规律的认识和把握。 第一，从党与国家民族的关系来看，执政党必须肩负实现国家民族的历史使命。国家民族的存亡兴盛是执政党的首要使命。国家民族不存，焉能党存？国家民族不兴盛，党亦不兴。这是颠复不破的真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担负了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领导全国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三座大山”、蒋家王朝，建立了新中国，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史的新纪元，实现了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深刻变革；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人，勇敢地打破坚冰，实行改革开放国策，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再到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第三代中国共产党人继往开来，带领全国人民开拓创新，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十六大不仅确定了带领全国人民，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而且提出在新世纪头20年全国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所以我们党的世界威望日益提高，执政地位日益巩固，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地将国家民族的历史使命作为自己的执政使命。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实现国家民族的繁荣强盛，是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应有之义。 第二，从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看，必须坚持执政为民。我们党进行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既是我们党与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也是共产党执政地位巩固必须遵循的规律。因此，必须牢固树立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和执政为民的执政目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来源于广大人民群众的选择，但这种选择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也并非是天然的。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果党执政以 后上上下下的执政行为背离了人民群众，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党执政的基础就会被剥弱乃至丧失，这是铁的规律。因此，江泽民同志一再告诫全党：“必须高度关注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人心向背问题。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江泽民：《论党的建设》473页）。”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以后最大的危险亦是脱离群众。 正确处理好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当前,一要将党代表人民群众和人民群众拥护党的代表在制度和机制中高度统一起来。只有建立起了解民情、反映民意、保证群众说实话讲真话的沟通表达机制，才能保证执政党真正起到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的作用，真正使民众的意愿经过执政党的集约作用变为国家意志。 二要将执政党的权力与人民群众的授受关系化为制度和机制。通过制度和机制，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选择权、授予权、监督权、弹劾权、罢免权真正实现，党才能把自身的思想、理论、奋斗目标与人民群众的要求、愿望、利益融为一体，让群众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支持人民当家作主。 三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执政党与社会各种群众组织的关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单位形式逐渐弱化，个体的、自由职业的、非公有制的经济组织、社区组织的形式越来越凸现出来，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社会团体越来越多，人民群众的表现形式呈现出组织化的状态，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正在发生着社会化的深刻变化。因此，党要深入到这些组织中去，深入其社会生活之中，与社会组织形成水乳交融的联系。加强对社会团体、群众组织的领导，充分发挥其中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积极支持它们依照法律和各自的章程独立地开展工作，协调它们各自所代表的群体的具体利益。 第三，从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来看，党必须坚持全面领导，总揽全局，但不包揽，依法支持国家政权各司其职。党政关系主要是党与国家权力机关（人大）和行政机关（政府）的关系。其主要内容是我们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掌握国家政权，通过什么样的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使我们党实施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更加具有合理性、合法权、人民性和科学性。这也是实现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应遵循的规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已开始发生转变。其主要发展方向有三个方面，一是从主要依靠政策转变到主要依靠法制。依法执政、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党的执政方式转变的方向。二是从包揽一切的领导转变到“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总的领导。党集中精力抓大事、抓方向性问题，抓社会的宏观发展问题。三是从直接领导转变到间接领导。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并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干部人事制度和司法体制的改革，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江泽民同志的讲话科学地阐明了党政关系的本质规定，既为研究和探讨党政关系指明了方向，又为把握和处理党政关系提供了需要遵循的基本准则。 这个基本准则就是在党的全面领导下，实现党政职能的合理定位、科学分工，充分发挥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职能作用。党与权力机关的关系，是党通过对各级人大党组的领导，支持和组织人民群众实现当家做主。在国家政权与民意之间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机制，在制度和机制中把党代表人民掌握国家政权的本质关系充分体现出来，把人民群众与共产党执政的权力授受关系充分表现出来，把党员干部运用权力与人民群众的意愿统一起来。在党与政府的关系上，党的领导主要是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来领导。通过制度划清党政职能的合理定位，而不是包办代替政府机关直接管理国家事务。并支持监督政府独立地依法行政。 第四，从执政党与其他政党的关系看，党必须坚持多党合作、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实行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是我国国情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取得，也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我党采取革命统一战线多党民主合作的结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各民主党派积极参政议政，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国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是中国特有的政党制度，它不同于欧美等国的两党制和多党制。首先，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决定了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能够长期合作。其二，民主统一战线是我党不断取得胜利的一大法宝，能够积聚各方面力量，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大业。其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党派的地位是平等的，独立的，受宪法保护的，可以通过平等协商，形成科学决策。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自身建设；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因此，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形成肝胆相照的关系，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必须遵循的规律。 第五，从党内关系看,必须发扬党内民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执政党党内关系的正确处理，是执政党内部机理的调整建设。保证执政党内部上下级组织之间、各级组织的领导与普通党员之间，关系协调运转，机理健康发展，各自发挥应有作用，而又步调一致地保证执政目标的实现。 一是进一步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特别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规律的研究，防止党内权力高度集中，一个人说了算的问题发生，解决执政党本身可能出现的被权力腐蚀而出现背离执政宗旨的问题。党自身建设的趋势和途径是发展党内民主，把党内生活进一步纳入民主集中制的规范化轨道。只有充分地发展党内民主，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党的生机和活力，遏制党内种种消极现象的产生。如果党内民主问题解决得不好，那么整个社会的民主就会缺乏根本的保证。因此，十六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 二是提高全党及其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建设。能力建设的首要问题，是全党及其各级组织的领导干部，在各个领域、各自位置的执政过程中，不断地探索发现和研究运用各自工作领域的发展规律。譬如，在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过程中，我们党要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有如何客观地认识基本国情确立社会发展阶段，根据国情发展阶段的生产力发展要求，如何制定科学的方针政策，并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规律、法则，选择建立什么样的具体经济制度，这个经济制度的建立，对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关联度如何，怎样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科学确立和实施整个国家和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具体发展战略，等等，其中都有许多规律需要探索。在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践行过程中，有如何客观地认识教育、科学、文化、思想道德领域的国内外现状，准确把握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确定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基本纲领；根据这个纲领如何进行教育科技文化体制的改革，如何制定文化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等等，也都有许多规律需要探索。同样，在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践行过程中，怎样从物质生活上、精神生活上、政治生活上维护和实现好人民的根本利益，如何科学处理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国家运行机制和制度上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等等，同样有许多规律需要探索。如果不能发动全党各级、各个领域的党组织及其领导干部科学把握各个具体层面的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目标就无法达到。因此，执政党自身的问题，是能否执好政的基本问题。“打铁先须自身硬”，“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也是定律。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国家政权的组织者和社会活动的中枢，担负着反映民意、组织政府、制定政策、协调矛盾、引领经济社会前进等多项政治功能。这其中有许多任何执政党都共有的一般规律性的东西，是非常值得认真研究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应当积极研究、比较和借鉴当今世界的政治文明成果为我所用。同时，客观事物是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发展的，需要不断地探索，不断地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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