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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治国思想哲学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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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招租，e-mail:yesize@hotmail.com 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过程中，江泽民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既继承前人，又勇于创新，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各个方面，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治国思想。江泽民的治国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广泛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的哲学思想的精华，具有深厚的哲学底蕴。 治国之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中国自古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中国古代的先哲大多把治国之道作为其思想的核心内容。而江泽民则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并紧密结合当今时代的特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辟了一条独特的治国之路。在其治国思想的背后，蕴含着深厚的哲学底蕴。 （一） 1、主要矛盾的认识与解决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分析的方法是最基本的方法。治理像中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家，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其中蕴含着纷繁复杂的矛盾之网。 江泽民担任中国领导人之前，虽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近十年，经济水平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是由于中国经济的基础实在太差，距离世界先进水平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依然属于不发达国家的行列。这就决定了当代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我们工作的中心依然在于抓经济建设。江泽民多次强调，不论国际、国内形势如何变化，都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方针，绝不能动摇，就是紧紧地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这是解决一切矛盾的前提：没有经济快速、稳定的发展，就没有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没有经济快速、稳定的发展，就不会有安定繁荣的政治局面；没有经济快速、稳定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无从体现；没有经济快速、稳定的发展，就永远处于落后挨打的局面。正是由于抓住了这一主要矛盾，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十五大报告中都用了大量的篇幅阐述经济问题，甚至专门召开中央全会讨论经济建设中遇到的难点、热点问题，如十五届三中全会讨论农村改革问题，十五届四中全会讨论国企改革问题等等，充分说明了江泽民对经济建设在国家治理中地位的重视程度。 在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上，江泽民坚持以全面、协调、公平等哲学理念为基础，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化不断地提出新的思想与思路。如“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是由于我们已经进入一个科技飞速发展、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时代；“可持续发展”战略着眼于代际间的公平：当代人的发展不能损害后代的发展；“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是为了实现全社会的协调发展，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 2、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结合 抓住了主要矛盾并不等于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既然是一个矛盾之网，那么除了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之外，还有次要矛盾、矛盾的次要方面的问题。唯物辩证法是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体，不可偏废任何一方。经济建设应该重视，但还有一个谁来领导、如何领导的问题，即政治建设的问题。经济与政治是辩证统一的，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对经济也有巨大的反作用，政治问题不解决，终将会影响到经济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不是共产党人自封的，而是历史的选择，是全体中国人民的选择，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因此，党的建设是中国最大的政治。中国共产党第一、第二代领导都非常重视党的建设，江泽民更是如此。“三讲”教育，“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都是江泽民对党的建设做出的重大理论贡献，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除了在思想上、理论上对党建的丰富与发展之外，江泽民更重视党建的实践，从严治党是江泽民党建实践的核心内容。在2000年1月14日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江泽民严厉地告诫我们：“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如果治党不严，纪律松弛，组织涣散，发展下去不是没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啊！” 正是从“从严治党”的原则出发，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提 出了对新时期共产党员的“五条要求”，这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要体现时代的要求，做到：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带头执行党和国家现阶段的各项政策，勇于开拓，积极进取，不怕困难，不怕挫折；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掌握做好本职工作的知识和本领，努力创造一流的成绩；在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坚决同危害人民、危害社会、危害国家的行为作斗争。”这“五条要求”应当成为在新的时期、新的历史条件下衡量一个共产党员是否合格的根本标准。 从严治党除了可以保持党的纯洁性、先进性、战斗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可以从根本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平建设时期和革命战争时期不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事业，因此，对共产党人的要求也不一样。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保持革命的激情固然重要，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从严治党还意味着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有着更高的要求：对执政能力的要求，即领导才能的要求。随着时代的进步与科技的发展，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我们也正在迈入现代社会的行列，科学与技术已经融入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对现代社会的管理本身也已经成为一门科学。社会的变化对党的执政能力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做到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这种要求内化到每一个党员身上，就是要求提高全体党员的整体素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江泽民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首先要提高的就是党的执政能力：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先进阶级，是民族的精华，党员素质的提高是全民素质提高的前提条件。 （二） 1、中国政治哲学的新发展 “人治”与“家天下”的观念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民主的思想源自于古希腊的城邦制政体，是西方政治哲学的概念，直到近代的新文化运动时才被引入中国。在中国，民主的发展经历了漫长、曲折的道路：从辛亥革命到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从资产阶级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艰苦奋斗，多少仁人志士、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终于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本着充分发扬人民民主的思路，并吸收和借鉴西方政治理念中的“分权制”，建立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政治协商制为核心的人民民主专政体制，民主与法制的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然而，几年以后，由于国际国内的复杂原因，由于“左”的指导思想和个人崇拜愈演愈烈，打断了中国民主建设的进程，最终酿成了十年“文革”的历史性悲剧。 1 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新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拨乱反正，将被“文革”打断的民主建设的进程继续引向深入。在邓小平执政期间，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又有了新的发展。 江泽民在继承邓小平民主思想的基础上，紧密结合当今时代的最新发展，充分吸收和借鉴现代政治理论的最新成果，在十五大报告中及时地提出“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跨世纪目标，这是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把“法治”写入党的代表大会文献中，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依法治国”确定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为中国政治思想史写下了新的篇章。 在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系统地阐述了作为治国方略的“依法治国”的科学含义：“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段论述简明扼要地阐释了中国的“依法治国”的主体、依据、方式、内容范围和目标等各个方面的特点，从而与西方政治哲学中的法治观念区别开来。 2、政治哲学与经济基础的辩证统一 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的提出，除 了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之外，更是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紧密结合的结果。根据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政治发展必须与经济发展的状况相适应，否则便会阻碍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根据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破旧观念的束缚，毅然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途径。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与其他经济形态如自然经济、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具有自主、平等、竞争、诚实守信等属性，法律作为具有普遍、明确、稳定和强制等特性的行为规范，成为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事实上，西方的现代民主政治也是与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体制相伴而生、共同发展的，二者之间也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西方政治哲学上的自由主义理念源自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自由理论：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前提条件和内在要求，政治自由是经济自由的理论扩展和必然结果。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法治”与资本主义“法治”有不同的内涵，但在都要“依法治国”这一点上，二者是相同的，都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理念。 （三） 1、 唯物史观的新发展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社会形态从低到高依次更替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终将战胜资本主义，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自从《共产党宣言》发表，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以来，150多年过去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进行了无数次的社会主义实践：从“十月革命”的胜利到社会主义阵营的最终确立，从“冷战”到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中国无产阶级也是如此：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从“文革”到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经历了这么多的实践之后，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却依然没有一个清楚、明确的答案。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高瞻远瞩、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厚的理论素养，把社会主义的本质科学地定义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大创造，也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思想。 在继承与发展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江泽民勇于探索、敢于实践，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不断创新，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上取得了新的突破，进一步推动了唯物史观的新发展。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正确认识中国的具体国情是当前最大的“实事求是”。邓小平从现实的国情出发，提出了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江泽民则对中国的国情作了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在十五大报告中对中国初级阶段的特点做出了科学的总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之源，经济建设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但是在如何选择发展道路，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方向问题中还存在着一个文化上的理论预设。我们时刻不能忘记，我们建设的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最终想要实现的社会理想是共产主义。鼓励个人通过自身努力勤劳致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我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的国情所决定的发展道路，我们最终要实现的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以及共同富裕。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时刻不能放松我们的文化建设，保持社会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将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结合起来，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2、文化建设的新发展 重视文化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作风，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如何建设中国文化都有许多论述，在实践中取得了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培育“四有”公民的目标等等为标志的理论成果。在此基础之上，江泽民进一步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 国文化建设的理论体系。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的大会上，江泽民明确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允许毒害人民、污染社会和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泛滥；必须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不允许搞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我们应该牢牢把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这些基本要求，极大地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在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他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文化相对于政治、经济而言。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只有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3、“以德治国”的新境界 重视思想道德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从思想上建党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理论贡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过程中，面对着种种物质诱惑，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尤为重要。2001年1月10日，江泽民在与参加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的同志座谈时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把思想道德建设提高到“以德治国”的高度，既体现了江泽民对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视，又是江泽民在治国思想上的一大创新。 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德治”思想是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大学》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当然，江泽民所说的“德治”与儒家的“德治”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江泽民用以治国的“德”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道德，而儒家文化所说的“德”则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道德。然而，由于儒家文化缺乏法治观念，推崇人治，最终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而江泽民则在吸收儒家文化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将“德治”与“法治”有机地结合起来，开辟了治国思路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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