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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全新的认识世界的观念 ───系统权变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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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招租，e-mail:yesize@hotmail.com 1、应对“权变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因为权变理论认为每一个有效的管理或方法只能在与他相适应的实践环境中是有效的。但它不是适应各种环境而普遍有效的最好方法。正是因为权变理论研究的是每一类事物的特殊性，因而对特定的研究对象而言，他们的结果是最为有效的。是深入研究事物矛盾的特殊性一面的、认识事物规律的方法。但目前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只用于管理学中。 2、要用系统方法继续对权变理论进行研究。“权变理论”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有效方法和先进的认识观念，我们可以认为权变理论是一种综合运用各种理论、各种方法的艺术。然而，这种“权变”采用何种方法来来进行十分重要，一种是经验权变，即根据人们以住的经验进行权变，以达到解决、适应变化了的事物的发展。但是这种经验权变显然是有其局限性的。由于囿于科学发展，和人类对世界认识的局限性，那种“经验型”的权变的作用是有限的。另一种是权变是系统权变，系统权变要从系统入手，首先要研究系统的目标性、系统的边界性、系统的集合性、系统的有机性、系统的层次性、系统的调节性、系统的适应性、系统的发展性等。只有采用以系统科学的，从功能结构模式着手，采用系统分析方法对欲解决的问题和事物进行创造性的，全面创新的“系统权变”才能更加深入地解决特定个体事物的问题。“权变理论”的实质是用函数方式，研究经济、社会运行规律的一种方法论。权变是指在不违背事物基本规律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考虑时间、地点、人物、时代、社会结构、文化背景等等。结合现阶段人们对这一事物的比较权威或大家公认的相对真理，来认识、处理、解决问题。权变的实质是反对永恒不变。不承认无条件的最优，只承认限制条件下最优。如其逻辑是“如果──那么”。即如果情况是A，那么采用X方法或措施可能是最优；如果情况是B，那么可能采用Y方法或措施可能是最优。权变理论认为，一般来说，人类在认识事物的规律性时，大多是在一定条件的限制下或比较典型的条件下来认识、研究的，因而这些规律只是在典型状态和理想环境下的一般性规律。而事实上由于具体事物有随机因素的渗透和介入，理论在许多情况下都会与实际有所偏移。由于环境的改变，条件的欠缺，因而使在典型状态下、理想环境中得出的规律或结论，必须经过一番认真的权变研究才能对实践具有科学的指导意义。 中国人的智慧是举世公认的，西方有句俗话说“钱在犹太人的口袋里，智慧在中国人的口袋里”。那么中国人的智慧来源于那里呢?追根索源，主要是中国人从古代就懂得了事物变化的规律，而能用运动变化的眼光而不是静止的眼光来对待事事物的发展和变化，因而，通常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并能用极精辟的语言将其规律及要旨表达出来。 一、权变观念产生的原因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真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人类对世界的认识都是从相对向绝对过度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感觉到一些公理、定律、法则确实是永恒不变的，而另一些理论、规律却是受时间、地点、环境的限制，而表现出理论对实践指导的明显偏颇。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很明显，前者大多是能够量化或 者是比较简单，且人们对它的认识已接近绝对真理的缘故，而另一些却可能是不能量化的，或因随机因素的渗透千变万化的，也就是说，还在向绝对真理迈进的途中(我们不能否定还会有更 高明的数学或理论可以更精确地归纳这些现象)。 许多在一个时期被公认为真理的东西，由于时空的变换，逐渐表现出对其对某些实际问题认识的偏颇和局限性。 一般而言，理论是对一类知识，一类事物运动的规律的总结、归纳和概括。这种总结归纳和概括常常是就其整体而言的，即是对一类事物的普遍性规律的一般论述，而不可能包括事物的各种特殊性的一面，特别是由于许多随机因素的渗透和时空的变换，可能使一些在一定时空中具有普遍性指导作用的规律、理论对特定的实际问题不具有指导意义，或者出现谬误。一般而言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与个别事物的实际之间都有个特殊与一般的关系。 或者说其间有一个“误差值”，如何消除这个“误差值”便是权变理论企望解决的问题。可这样认为: 权变理论企图在人们使用理论指导实践的时候起到一种“微调”的作用。 对于理论需要“权变”的观点，我国古代就有许多哲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可道， 非常(恒)道。名可名，非常(恒)名”的思想，其意思是说: 能够说得出来道理都不是永恒不变 的“常道”；能够叫得出的名都不是永恒不变的“常名”。如果说老子著作中的权变思想还比较朦胧和模糊的话，那么，在我国古代著名的兵书《孙子兵法》中，权变思想可以说已经十分清楚而具体了。《孙子兵法》说:“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也就是说，他的兵法只是基本的“色”、“味”及基本的音阶一样的东西那样，要真正成曲、成菜、成画还需要作适当的调配。在打仗方面必须根据“天时”、“地利”、“人和”等具体条件进行战略战术方面的变化。才有成功的希望。如后来的“破斧沉舟”、“背水设阵”、“空城之计”( 虽然它可能只具有艺术真实)便是自觉运用了权变思想的结果。 强调了兵法必须重视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根据实际情况对兵法进行权变才能取得胜利。在历史上三国时代，马谡失败的教训可以说是比较深刻的。从他的失败来看，根本原因也就是他只知《孙子兵法》的书本，而不会根据天时、地利、人和的变化而调整战略战术，不懂得在兵法的实际运用中必需进行权变造成的。就如我们的改革理论和一些经济理论一样，如果我们一味效仿别人，以为别人成功的我们已可以不加分析地照原样地去干也会成功。不管天时、地利、人和的不同，不管时代的差异，内外环境的变化，不管国情的不同，条件的差异孤立地照搬、照抄、照套显然是不行的。权变理论正是企图引导人们向这方面进行探索。 我国著名系统学家魏宏森在《系统论──系统科学哲学》一书中指出：“系统思维犹如一块璀烂的瑰宝，在传统的中国古代思维中熠熠生辉，中国古代传统系统思想在现代世界得到格外珍视，被看作智慧的源泉，未来的希望。”确实中国人在几千年来就具有系统的思想。这种思想和思维方式儿千年来一直在启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就是事物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学说，不管在中国古代的“八卦”还是“五行学说”人们都将世界的事物抽象成儿个要素并试图探索它们之间要素与要素的关系。如“五行学说”中的相生相克关系；“八卦”中的阴阳“消长关系”等等。 儿千年来中国人总是把事物的“消长”、“变换”看成是一个系统之间的变易过程。而不是作为一个单独的变化过程来看待的。这种看待问题的思维方式除了符合辩证法思想之外，它还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简单的系统思想。因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被人们看作东方智慧的源泉就不难理解了。正如著名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学者普里高金（Ｉ. Ｒrigogine 1917──)在《从混沌到有序》著名著作中指出的那样：“中国文明对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理解……中国我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一个启迪的源泉。” 其实更令人惊奇的是，从今天我们许多边缘学科和横断学科的研究来看，我们越来越发现儿千年前中国古人有着多么了不起的思维方式。比如系统科学，我们可以从“五行”、“八卦”里找到类似的思想观念。可以从《易经》《孙子》《旬子》《韩非子》中找到“权变”思想观念的端倪。现代在系统论研究的前缘地带，人们发现了一种“全息理论”，即把在生物界存在的全息现象推广而到整个宇宙事物。从近年来的“克隆”技术的突破，完全证实了生物界的全息性。从而推论世界本身很可能具有全息性。并认为“每一部分都包含其它部分。同时它又被包含在其它部分中。它构成了其它部分，又为其它部分所构成。”由此形成的宇宙全息律则进一步被表述为：“部分与整体全息。即亦每一部分都是整体的浓缩而整体则是部份的放大。它所显示的路径是通过部分来透视整体”（《系统思维轮回》王诺１１７页）。虽然生物上的全息律在“克隆”技术发展的今天才得到证实，而在全息理论上，中国古人在儿千年前就认识了事物的全息性。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人的“阴阳”学说来看中国古人对世界全息理论的认识。中国古人将世界万事万物都抽象出一个“阴”和“阳”的概念。于是从天到地，从人到物，一技一叶，一种一群无不体现“阴阳”特性。男人与女人相对为一阴一阳，而阴中又有阳，阳中又有阴。阴中有“阴中之阴”，阳中亦有“阳中之阳”。甚至在每一个小部分上都可以分出阴阳来。这种把世界抽象为阴阳而进一步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完全是一种世界全息理论的认识方法。中国的古人就是用这种全息理论去观察、了解、认识、预测未知事物规律的。因而我们有理由认为，正是中国人的这种“系统观”“权变观”“全息观”才使以中国人思想为代表的东方智慧在几千年来一直散发着耀眼的光茫。特别是几千年来着这影响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周易》之中显然包含了“系统观”“权变观”和“全息观”这几种认识事物的科学观念。&n bsp; 从中国最古老的哲学著作《周易》中，我们便可发现其权变思想。所谓“易”者即变的意思。易包含“简易”、“变易”和“不易”，认为事物无不处于“简易”“变易”“不易”的状态。所谓“简易”就是简单的变化，或者可以说是改变性质而不改变形态,或改变形态不改变性质,或改变部分性质和部分形态。“变易”则是指全部改变，即改变性质又改变形态。“不易”则是指不改变形态，也不改变性质。 《易传》指出:“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逐成天下之文，相其数逐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塾能与于此!”也就是说，阴阳交错相互位置发生变化时了解其中的规律就能了解天下万事万物的奥谜。对于什么是“变通”《易传》指出:“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住来无穷谓之通”。也就是说，比如关门和开门，关门可以说是“坤”，闭门可以说是“乾”，一开一关就是变，往来无穷就是通。《易传》还认为“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并且还对变通的目的作了精辟的说明: “变而通之以尽利”也就是说要尽其利必须要对事物进行变而通之的认识和分析才能达到目的。这样就给了我们一个启示，事物与事物之间常有不尽相同之处，我们在了解了一类事物的一般性规律之后还要根据其具体情况作一些“化而裁之的工作”只有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和变化，才能将所办之事推而行之。也就是说，当我们对某一事物的规律性有一定的理解和理性认识之后，必须把握机宜，适当变通运筹，一切功德就是在这种变通过程中产生最大利益的，只有进行适当的变通才能将事性处理好。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古典哲学著作中就很好地体现了变通思想和权变观念。正是由于这些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在千百年来启示了许许多多饱学之仕，并在他们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地加以发展和丰富，使中国民族文化和智慧不断得到宏扬，在各个领域都结出了硕果。因而，我们可以说中国人的权变思想发源于《周易》。 正如著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指出：“中国人也曾注意到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古代的《易经》（论原则的书）是这类思想的基础，《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是有绝对权威的）。（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三联书店１９５６年版第１２０页）当代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普里高津也对中国传统文体和哲学思想大为赞尝他在其著名著作《探索复杂性》（《ploring Camplexity 》（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一书中文序中指出：“只要对于中国文化稍有了解，就足以使访问者惑受到它具有一种远非消极的整体合谐。这种整体合谐是由各种对搞过程间的复杂平衡告成的。在本书中一种类似的情景将以平衡条件下物理定律的当然结果而到处呈现出来。”他还指出：也许我们最终能够把西方的传统（带着它对实验和定量表述的强调）与中国的传统（带着它那自发的，自组织的世界观）结合起来。 协同学的创始人哈肯也认为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整体观点具有重要意义。他指出：“综合的观点是中国人思想源远流长的观点，这个观点对研究协同学非常重要。对自然的整体理解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核心部分，在我看来这一点在西方文化中未获得足够的考虑。因此，我们应当超出系统的部分特性而在整体上综合地理解、掌握系统。”（哈肯《协同学──自然成功的奥秘》（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从西方古今先哲们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理解和看法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和思维方式有着极其丰富的宝藏。对此深入了解和研究将启示我们更深刻地揭示复杂世界的规律起到积其重大的作用。我们今天许多学者可能都有这样的感叹“为什么古代哲人在相当愚昧的背景下，能有那样不可思议的系统思维和成就？这是一种偶然还是一种必然？在科学的进程中，除了逻辑推理之外，是否还需要非逻辑如直觉的方法？可以肯定地说，像《易经》那一类史诗般的巨著，其意义并不在它所揭示的那些哲理而在于它能够产生的本身。（《系统思想的轮回》１５页） 可以这样认为，权变理论是研究正确的理论如何在实际运用过程中进行自动调整更好地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是研究各种理论与实际差异的存在的基本规律，从而引导人们根据理论与实际的差异进行调节的一门科学。它企图引导掌握了正确理论的人们更加正确地把握世界的客观规律。 (它不能将错误的理论引向正确认识世界的方向。 将错误的理论进行权变只可能“走火入魔”)。 由于它具有强烈应用性，因而对决策、领导、管理等各方面，不管是决策方案的制定，措施、步骤的研究都有着广泛的指导意义。 二、权变理论的逻辑基础 权变是指在不违背事物基本规律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考虑时间、地点、人物、时代、社会结构、文化背景等等。结合现阶段人们对这一事物的比较权威或大家公认的 相对真理，来认识、处理、解决问题。权变的实质是反对永恒不变。不承认无条件的最优，只承认限制条件下最优。如在管理中不承认在任何条件下古典的、小生产管理方式就一定比“X理论”“Y理论”差，而是强调它是否适合该系统所处的具体环境。并不认为计算机管理是最优就坐等有了计算机才进行管理工作。也并不认为你这样做取得了成功，我这样做也就一定能成功或不成功。其逻辑是“如果──那么”。即如果情况是A，那么采用X方法或措施可能是最优；如果情况是B，那么可能采用Y方法或措施可能是最优。权变理论认为，一般来说，人类在认识事物的规律性时，大多是在一定条件的限制下或比较典型的条件下来认识、研究的，因而这些规律只是在典型状态和理想环境下的一般性规律。而事实上由于具体事物有随机因素的渗透和介入，理论在许多情况下都会与实际有所偏移。由于环境的改变，条件的欠缺，因而使在典型状态下、理想环境中得出的规律或结论，必须经过一番认真的权变研究才能对实践具有科学的指导意义。如果天时、地理、人和等诸因素已经发生了变化，而我们还固守旧的观念，不进行因时、因地、因人而变的变通，要取得成功是绝对没有成功希望的。犹如企图在激流中行驶的船上“刻舟求剑”一样的愚蠢。权变理论十分重视理论的前提和“定义域”(即实用边界)比如，如果河里的水是静止不动的那么刻舟是可以求剑的；又如各种拳法的套路，如果对方次次都顺着你的路数来，那么，照着路数出拳当然是可以的。又如象棋的棋谱，那怕是最高明的棋谱，如果你不根据实际棋局进行一定的权变，哪怕你严格地照着走也不会有什么威力。 权变理论还认为，在管理或决策中，不存在绝对的最优化，认为只有相对的优化或者说只有在限制条件下的优化。如线性规划中求的极值的情况一样，在限制条件改变后，极大值或极小值的座标是一定会位移的。企图在各种情况和条件下都能自动寻找到在限制条件下的最佳目标，选择最优方案和措施，这是权变理论的核心。当然，权变理论在古代就有了萌芽，“通权达变”历来是能人智仕的看家本领，但由于囿于科学发展，和人类对世界认识的局限性，那种“经验型”的权变的作用是有限的。今天我们所言的是在系统科学理论指导下的“系统权变”。 三、传统观念、系统观念、与权变观念 人类在认识事物发展、运动过程中，因囿于科学技术发展的局限，各个时期都有程度不同的局限性。 从人类认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人类认识事物的方法和观念粗略地分为三种:一是传统观念，二是系统观念，三是系统整体权变观念。 1、传统观念:在传统观念中，我们又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古典的经验与猜测相结合的朦胧的整体认识世界的观念。如中国古代，哲人们都把事物的发展和运动看成是金、木、水、火、土的相生相克的循环往复发展的过程。古希腊的哲人们则认为世界的本源是“气、火”等。由于科学技术发展的局限，古代的人们只能从朴素的整体观念，根据前人或自己的经验将事物发展和运动的规律作一些粗浅的认识。若遇无法解释的就归结为鬼神的力量。其根本特点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优点是注意了事物的相互联系性的方面。二是科学的分析方法。从哥白尼创立“日心说”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才从朦胧的整体认识世界的观念，转而对事物进行深入细致的科学研究。借助科学的力量，人类的认识进入了宏观和微观领域，把人类正确认识事物发展水平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指出的那样，“(虽然哥白尼的)日心说的观点在很长一个时期，在许多人的头脑中还远没有得到结果，但是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地前进，而且得到了一种力量，特别是在笛卡尔制定了解析几何，耐普尔制定了对数，莱布尼茨、牛顿制定了微积分之后，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便有了一个极大的飞跃。”进而各种学科在数学的指导下，人类的认识触角渗透到了事物的微观领域。各种学科如雨后春笋般地被创立了出来，于是，学科划分得越来越细。这样，使得许多学科的每一个细枝未节的问题的学习和研究都要耗费一个人的一毕精力，而人的生命又是那么有限。并且随着对问题研究的深入学科隔绝的现象产生了。同时，世界上事物由于多种力的作用，许多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了，许多复杂的问题不是仅仅由单一学科的知识去认识能解决的。用单一学科知识去认识世界很难免具有局限性。因而，缺乏系统整体性的单一学科研究，面对越来越 复杂的世界面前便显得软弱无力了。于是人类有了一种想寻求一种各学科之间共同规律的愿望。于是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为基础的一大批横断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便应运而生了。由于这些学科大多以事物的系统整体性为分析、研究的基础因而我们可以把系统科学的出现作为人类认识史上的重要分界线。 2、系统观念:系统观念的兴起，开创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新纪元，更科学地揭示了人类通过千百年的实践经验才朦胧地认识到的“事物的普遍联系规律”。并且明确地描述了事物联系的系统性规律。无庸讳言，辩证法对于“事物的普遍联系性规律”的结论只是来至人类社会经验的总结、归纳。如果说得准确一点，它仅仅是在人类社会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猜想，而这种猜想又仅仅是在为数不多的历史时期得到的实证(当然这种认识可能是正确的)。但这只是猜对了而已。可以认为这只是从实证中看到了问题的一斑，只有系统理论的出现人类才算真正认识了世界事物普遍联系的规律。 如果说以前的认识相当于我们掌握一些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我 们列出了它们的方程的话，那么系统理论的产生则是真正发现了事物运动的“方程”。由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无限的，而我们所“取的值”往往是极其有限的，因而不能保证实证所得出的规律真正与正确“方程”吻合。正如我们如果在抛物线的某些线段上取值会得出直线的方程一样。而系统理论的出现不仅指导人们要认识事物的规律，必须对事物本身系统中的要素的联系方式、系统的发展方向、系统的自然目标趋势及受各种力的影响后可能的多种发展趋势、系统的边界的科学界定、系统的集合状况、形式；要素与要素间的交互关系及有机联系；系统的层次性、阶段性和顺序性、系统的自组织和自调节性(自我调节和外力调节的可能性、 与外部保持相对平衡的能力)；系统的适应性能力等。 如果我们还需要深入研究的话，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研究系统的生成过程、系统的结构、系统的功能、系统与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联系的规律、系统与更大系统间的联系与控制与被控制、制约与被制约、之间关系等等。 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哲学，要知道人类在数百年前认识到这一点已经是很可贵的了。囿于当时科学发展的水平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对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的。即使是今天，对系统科学这一对人类认识世界有如此重大贡献的学科嗤之以鼻的还大有人在。 当然，这并不是说系统科学就可以绝对准确地归纳和概括客观事物的规律，虽然系统科学确实能够比较系统地对事物进行分析，从观念上猛烈地冲击了形而上学和机械、片面认识事物的传统观念；它不仅把人们认识事物的方法上和观念上，从单一方法引向系统方法，还将人们认识世界的单一角度引向多角度，多学科的研究。并从系统的功能和结构方面揭示了不同系统的共同的、普遍性的规律。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并不一定需要精深研究某一具体的学科( 因为一个人要精深研究许多学科是不太可能的)， 而能利用系统内部的信息的传递与控制来研究系统的运行规律和解决系统的无序问题。这种系统思维的方法是将事物的发展与运动放在其所处的系统各环境中来进行研究。从事物在系统中的地位和系统内部与外部联系、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等角度来研究事物的运行规律。但是很显然，对那种客观性较强的事物，系统理论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将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迈进一大步。然而，对象管理、决策、战争、改革等一类随机因素众多，问题比较复杂的动态系统来说，系统理论的作用相对来说就比较难于对实践进行指导了。因为这样的系统由于有时间、地点、人物等等许多要素，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的排列组合幻化出各种不同的特殊的具体的情况，造成各种不同的矛盾，要想使我们的意识一点不差地准确地把握事物运动的规律和本质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人类企图更深刻地认识事物运动的规律的欲望是不可阻挡的，因而人们便希望有一种理论专门指导人们如何根据事物的一般性规律的理论，去正确认识具体事物的特殊性规律。虽然哲学上也谈到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辩证关系”，然而，如何正确地运用什么方法，在把握这种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正确认识事物的发展和运动则只能依靠经验进行判断。而运用经验进行的判断显然是不很可靠的。 是否有一种理论可以在该系统运行规律与事物的实际运行情况之间起一种“均衡器”的作用，或者说是否能找到一种理论，能够尽量保证决策行为在战略方针的指导下，更加科学。这样便可以将具有对某类事物有普遍指导作用的理论，与实际问题间的“误差值”减少到最低限度。使我们能够在事物的发展和运动中较为准确地把握客观事物的规律。很显然，这将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为接近绝对真理 的认识事物发展运动规律的认识方法。我把这种认识事物发展运动的方法叫做:系统权变论。 系统权变论的哲学基础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实事求是”。只是在哲学中“实事求是”只是一个内函不明了的，没有进行科学界定内函的口号，而系统权变论则力求更进一步探索实事求是的方法、原则等等内容。虽然权变观念是在人类古代就有所意识的( 当然那时的权变观念只是经验的权变观念)，但近年来才在学术界兴起一种进行研究的新趋势，从它近年来的发展来看，对权变思想研究的突破，必将对人类认识事物发展和把握事物发展运行规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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