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生育行动的一般理论——“理解人口学”初探
|
||||||||||||||||||||||||||||||||||||||||||||||||||||
广告招租，e-mail:yesize@hotmail.com 前 言 万斯(Vance，1952)在50年前就建议：“需要发展一种理论，能将分散和孤立的发现综合起来。”Burch(1979)在他那篇有名的《人口行动的结构》中提出：“为什么不能有一种人口行为的统一理论？……综合无须排除一切不同点，只需要排除那些偶然的或表面上的差异，……应该认识到，不同的模型常常是针对一种人类行为普遍模型中的某一部分进行阐述的（就是说，经济学家针对价格收入，心理学家针对主观感知，社会学家针对规范和认同）；综合将试图把其中能够更好地相互补充的功能结合起来。……人口学有着丰富的实证积累，这种积累通常是就总体而言，而且包括了许多人口和覆盖了很长一个时期。如果这大量的发现能与行为的微观理论牢固地结合起来，将会产生引人注目的科学体系。” 马克斯·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正式将“理想型”方法用于人类行为的分析。此后，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行动的一般理论》（与希尔斯合著）对人类行为做了进一步的归纳。 受人口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启发，笔者试图建立“理解人口学”，尝试将人口学大量的发现（如生育、迁移、婚姻等）与行为的微观理论结合起来。本文的研究就是为建立“理解人口学”而做的初步探索。 二 生育行动概念及其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在缺乏避孕知识和技术的社会里，生育的控制要么通过堕胎，要么通过禁欲的形式，或者推迟结婚，或者减少性交次数。由于每一个人对这些生育变量保持一定的控制能力，因而，即使在这样的社会中，家庭的生育决策也有讨论的余地。当然，由于堕胎的禁忌，婚姻决定上的强烈的社会压力等等，决策的余地少得可怜。避孕知识的增长以及避孕技术的广泛传播，极大地拓宽了生育决策的范围，因为它将生育控制与性行为区别开来。生育决策范围的拓宽增加了社会环境因素的重要性。但在这些众多的社会环境因素中，哪些因素最重要呢？ 为了简化起见，在分析开始时，笔者假定，人类生育决不可看作是一种简单的生物性生殖，更重要的是一种人口过程，同时，从广泛的社会层面上讲，又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性活动。每一个家庭对它的生育胎次、生育间隔，甚至所生婴儿的性别能够适当加以调节和控制。那么，生育行动就是指生育者在自己所认为的意向的指导下实际的生育过程。这种意向或者是实际存在的意向，或者存在于某种用概念构想的纯粹类型的生育者、或被作为类型而设想出来的生育者主观上认为的意向。生育行动概念强调的是一种自愿性。 马克斯·韦伯创立的“理解社会学”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行动的研究必须首先观察行动者的主观思想状态，并依靠研究者的知觉或理解，对行动的意义做出评价和判断。为此，韦伯提出“理想型”概念。他认为，理想型不是对经验观念的真实描述，也不是指社会“理想”或道德“理想”或平均状态。它只是表示某种现象是接近于典型的，如同“理想真空”、“经济人”、“道德人”等典型化概念一样，在任何时候都不会以纯粹形态存在于社会现实之中。理想型提供了一种分析框架，一种判断的尺度以及比较研究的方法，它使社会的或历史的材料变的更易于理解。当然，“理想型”决非随心所欲的虚构，它是以理论结构的形式表示的时代的兴趣，是现实社会的历史文化现象的逻辑和规则。理想型并非是现实的摹写，但它仍来自现实本身，是通过变形的现实。即通过把研究者认为是具有典型意义的那些因素予以加强、突出、极端化或简化而取得的。它不是对现实的描述，但它的目标却为这样描述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表达手段（于海 1993）。对主观意义的理解要求对各种行为做出分类，最终把握各种行为的可以理解的结构。理想型是有意义的，它可以勾画形成生育一般理论的基本框架。需要强调的是“理想型”是用于分析的，而不是用于评价的。 既然，生育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 因而笔者将利用“理想型”的分析框架，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对生育行动的类型，以及生育的动机、信念、价值观等主观思想状态进行分析，并对其意义做出判断，从而发现生育行动的规律性和生育率转变的内在机制。 如同任何其他社会行动一样，生育行动有以下四种类型：1.是否以价值合理性为取向的生育行动；2.是否以工具合理性为目的的生育行动；3.是否是情感性的生育行动；4.是否是习惯性的生育行动。 三 生育行动的理想类型分析 1.是否以价值合理性为取向的生育行动。这是指是否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的信仰而发生的生育行动。这种生育行为的特点是目的是否被赋予了个人绝对的和最终的价值。 中国几千年的小农经济发展出一种独特的生育文化，这种文化在生育问题上形成了早生、多生、生男的生育观念。在宗法制度的保护下，经过主流思想家的“教化”，这种生育文化成为道德化、伦理化的观念。“传宗接代”、“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观念逐渐成为社会各阶级恪守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谁要违反这些准则和规范，便会遭到指责，甚至是排斥。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人生的终极意义是借助“生育”这种极其世俗化的方式来实现的。冯友兰先生认为（1992），最迟在《礼记》中，就对“永生”问题有了生命哲学上的解决办法。那就是赋予生育以特殊的意义。“一个人所生的子女，确切就是他身体的延续。” 冯先生解释说：“从生物学的观点看，一个人的生命，是一个千万年生命的一个环节。结婚生子就是要继续千万年以来的生命，也要使自己的生命延长至千万年。这真是可以说是‘继往开来’的任务。” 由于中国社会始终遵循着“男性单系继嗣”的路线，这种“男性单系继嗣”包括姓氏的继承和财产的继承，“传宗接代”、“光宗耀祖”、“延续香火”、“披麻戴孝”、“祭祀祖先”、“修祠堂”、“续家谱”无不需要男子承担，因而在一定要生、多生的前提下，“生男”成为家庭生育决策中最为核心的内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主要是没有生男孩而言的。“断子绝孙”在中国人看来是最恶毒的咒语。 这种“早生、多生、生男”生育文化是以家族集体的价值合理性为取向的，一旦传播开并被广泛接受，便会在人们的内心世界深处积淀，形成一种价值规范和行动意向。因此，家庭的生育决策必然会受到这种文化定式的左右，一时很难改变，尤其这种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偏男生育）更是如此。 现代生育行动则以自我价值为取向的，并不考虑家族的利益，也不把所生的子女看作他身体的延续，即在生育决策中消除了“传宗接代”、“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观念的影响，“男性单系继嗣”的观念得到弱化。由于人的多方面发展需求得到了满足，人生的终极意义可以通过多种手段来实现，而不仅仅借助“生育”这种极其世俗化的方式来实现。因此，更注重自身存在价值的实现，生育行动就表现出“晚育、少生、对孩子性别无偏好”的特点。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转变，首先要求从集体取向的价值合理性逐步向自我取向的价值合理性转变。但二十世纪90年代的多项实地调查表明，中国人的生育行动仍然受到集体价值观念的支配，生育行动仍停留在传统类型上。 陈俊杰通过对浙东越村的实地调查，与穆光宗在他们共同的研究中发现，在当地农民的观念世界中，生育不仅连带着人生的意义，而且人生终极的意义和价值是通过生育来实现的。在生育观念上，中国农民总将自己看成是由祖宗传下来的一个环节，将这条链环延续下去是他们此生不可推卸的生命任务，是对祖先的“还债”，而生育正是保持这条链环代代相续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总之，生育在中国农民的生命逻辑中是一桩最为基本的人生任务，是基于村落文化、家族文化和生育文化指令的 一种自觉的欲望。（1996）严梅福（1995）对266人的问卷调查显示，认为儿子有传宗接代功能的占48.12%。叶文振（1998）的调查也显示生养孩子有“后继有人，传宗接代”占样本比例为36.65%。刘鸿雁、顾宝昌（1998）应用中国人口信息中心于1996年11月在安徽北部的调查分析，发现第一胎期望性别原因中，回答男孩有“传宗接代”功能的人数占样本的49.9%。 二十世纪90年代的中国在计划生育作用下生育率大幅下降的同时，出现的多生和出生性别比持续上升的现象反映了以集体价值合理性为取向这种文化惰性的影响。当然，要想在二三十年里就消除这种价值观念不太可能。任何人的行为都不能摆脱历史文化的影响。从这点讲，中国的低生育水平还不稳定，还没有彻底实现。 2.是否以工具合理性为目的的生育行动。这是指是否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行为的判断，并利用这种判断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这种最高程度的合理性包括对生育的目的，以及达到这一目的手段的自觉思考和选择。这种类型的生育行动最突出的特点是是否追求有用性，是否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它包含两个方面的目的：一方面是社会有用性的；另一方面是经济有用性的。 （一）从社会有用性方面讲，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人治社会，法治不健全，人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样一种社会形态中，家族势力一直是主要的统治力量，这种势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基本社会力量。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就存在着根据血缘关系的远近来决定人际之间的亲疏程度的“差序格局”，对同宗同姓的人具有本能的认同感，对外姓人则持排斥态度。在中国农村，小户和小姓人家常因人少而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因此，一个家庭必须多生、早生、生男，只有人丁兴旺，才能在一方水土站稳脚跟、扬眉吐气，才不会遭受窝囊气、受制于人。 当一个社会法制健全，法治观念得到广泛传播，并被大多数人接受，人们自觉自愿按法律规范的要求行动或约束自己的行为，家族势力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那么，人们在生育决策中，自然就会考虑减少生育孩子的数量和减少对孩子性别的选择活动。但近年来宗族势力在农村又开始抬头，宗族势力不仅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和交往中，甚至渗透到农村的政权中。在农村的村级政权中，人数多，门户大的宗族当乡长、村长的就多。特别在换届选举中，宗族势力表现得尤为明显。那些宗族小、势力弱、人口少的农户只得违背自己的意愿，投那些宗族势力大的人当村长。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有的家庭宁愿倾家荡产也要多生孩子，而且多生男孩了。 再者，在传统社会，多子多孙是评价夫妇社会地位的一种重要标志，没有孩子或者少儿寡女的夫妇会遭到世人的冷眼。没有多少财富的人，因为有儿女或者儿女多，受人尊敬，拥有社会地位；而财富再多，由于缺儿少女，夫妇的社会地位也会受到影响。按照社会所公认的社会准则，一个女人最主要的职责就是生儿育女。这种评价标准有利于高生育率。在现代社会，评价夫妇社会地位的标准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评价夫妇社会地位，主要看他们的经济收入、声望、知识水平、社会成就等。男女平等观念普遍被接受，越来越多的妇女从家务活动中解放出来，扮演更多的社会角色。生育不再是妇女最主要的职责，妇女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职业生涯。因此，孩子已不再是评价夫妇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了，这有利于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的转变。 （二）从经济有用性方面讲，经济因素是决定生育率及生育转变的决定性力量。从人口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历史上实际存在着两种社会形态：一种是不受限制的具有经济效益的高生育率社会；另一种是不产生经济效益的低生育率的社会。因此，家庭生育决策可看成一种投资决策行为。笔者认为，任何一个家庭获取一定的收入后，必定要进行某些投资活动。例如，购买土地，建造房屋，储蓄，收藏艺术品，生育孩子等等。既然孩子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投资，那么生育实质是家庭为了在将来得到回报的一种投资形式。本文假定，孩子是家庭通过生育获得的可变资产。而家庭投资获得的其他资产则称为固定资产。概括地说，孩子的经济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1）保险功能；（2）劳动经济功能。 ; 资产需求理论：一项资产就是一项具有价值储藏功能的财产。诸如货币、债券、股票、艺术品、土地、住宅、农场设备、制造业的机器等等都是资产。人们持有资产的目的在于放弃当前的消费而能在未来购买到所需的商品和服务，如为了退休后的生活，继承人的利益等等。家庭在面临诸如是否购置并持有一项资产，购置该资产还是购置别种资产等选择时，必须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财富，即家庭拥有的，包括所有资产在内的总资源。一般来讲，当家庭拥有的财富增加时，家庭就有更多的资源可用来购买资产。当然，不同资产的需求对财富变动的反应也各不相同。二，一种资产相对替代性资产的预期回报率。如果所有其他条件相同，个人愿意持有能够提供更高预期实际收益率的资产。同样当作出购买某项资产的决策时，家庭应该受到该资产预期回报率的影响。假定其它条件不变，如果某项资产的预期回报率相对于其它可替代资产的预期回报率上升，则家庭更愿意购买，对他的需求便会增加。三，一种资产相对替代资产的风险，即回报的不确定程度。一项资产回报的风险或不确定程度也会影响对该资产的需求。在预期回报相同的条件下，通常属于风险规避型的家庭宁愿持有确定而不愿持有使他们的财富处于高度不稳定状态的资产。四，相对于替代性资产的流动性和流向。假定其他条件相同，一种资产流动性越强，则越受欢迎，家庭对他的需求量就越大。同时，在代际之间，一种资产的收益流越是有利于上一代，则家庭越乐于持有这种资产。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可投资的项目非常有限，而家庭为了维系和延续又必须寻找既安全又有较高回报的投资物品。因此，以土地经营为主要生产方式的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模式决定了家庭必须将已有的可用于投资的财富分成两部分。其中的一部分投资于土地、生产工具等固定资产。另一部分用于养育孩子这种可变资产。由于耕种土地、开垦荒地、经营家庭副业都需要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人多即可能多耕种些土地又可以精耕细作，多获得好收成。同时，家庭人口多，还可以实施家庭内部分工，一部分人可以离开土地或外出，打工、经商、开作坊等等，为家庭多挣些钱财。 西方工业化国家生育转变的经历告诉我们，伴随着工业化、人口城市化以及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一方面家庭的收入增加，家庭可以对诸如股票、证券、房地产、银行储蓄等多样化的资产进行投资。这样一来，即能分散家庭经济风险，增强家庭抵抗经济风险的能力；又能获得稳定的经济预期收益。同时，社会保障制度日益完善，退金和养老金成为传统习俗上由子女赡养老年父母的替代品。另一方面，人们开始注重追求个人的充分发展，工业社会的都市生活提高了养育孩子的费用和机会成本。对于家庭来说，孩子的预期经济收益下降，父母对孩子的依赖减少。在父母有关孩子的价值观念中，孩子的经济价值所占的比重减少。因而，父母倾向于少生，对孩子的性别偏好也将逐渐趋于平衡。 图1概括地说明了生育转变的情况。 图1 生育的投资模型 （略） 该图与生育经济理论的一般观点相一致。 孩子数（可变资产）由横轴标出，固定资产由纵轴标出。传统（农业社会）的家庭和现代（工业社会）的家庭对孩子的需求在同一图上显示，它代表家庭从固定资产和孩子的每种可能的组合中所获得的满意程度，I1和I2是两条无差异曲线，分别表示传统家庭和现代家庭的这种满意程度。AB、EF分别是传统和现代家庭的预算约束线，一个家庭投资孩子和固定资产的能力由预算约束表示，这种约束依据家庭的财富和孩子与固定资产的价格，它在家庭的财力范围内规定了孩子和固定资产的组合情况。例如图中OAB三角形代表在传统家庭财富（W）范围内投资于孩子和固定资产（主要是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全部组合。C1、C2分别表示不同社会家庭的孩子数。可以说，传统农业社会无论哪种家庭都倾向于多生孩子。现代工业社会家庭一般地说倾向少生孩子。 抽象地讲，传统的生育行动意味着，长辈能够从孩子身上获得广泛的满足，孩子可以为家庭尽更多的义务，对家庭的责任不仅是家长的事，而且从长辈扩散到孩子身上，所以说，传统的生育行动追求的是扩散性的工具合理性。而现代生育行动意味着，长辈更多考虑对孩子的义务，而较少考虑孩子对家庭、长 辈的责任。夫妻更多地把追求家庭的社会经济利益的责任放在自身上，因此，现代的生育行动追求的是专一性的工具合理性。 中国大部分人生活在农村，农民的经济收入与城市人比较，还很低，生活不富裕。农业经济本身遭受水灾、旱灾、风灾等各种风险的可能性大，农村社会保障体制极不健全都是客观事实。养育孩子的成本远远低于孩子成人后为家庭创造的经济收益。依靠孩子，尤其依靠男孩养老、提高家庭抗风险能力、增加家庭经济收入的社会环境依然存在，所以至今还有想多生、生男的客观需求。在中国的农村，孩子到了5、6岁就能帮助父母干些轻微的农活，为家庭干杂务活，孩子成年后，更是家庭主要的壮劳力。另外，农业经济风险大，天灾人祸是常有的事。在艰难的岁月里，孩子多有利于帮助家庭抵御灾荒，渡过难关。再者，1949年以前的中国和现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社会养老制度极不健全，年轻的夫妇为了保障年老时经济上有所依靠，日常生活有人照料，必须寻找可靠的投资项目。所以，父母希望通过多生育子女，特别是通过生育男孩来解决养老问题。郭志刚、陈功的统计分析表明（1998），农村老年人平均每个人给子女38.41元，但从子女处获得268.12元，抚养与供养之间的比率高达1∶7，实际得到净供养为229.71元。从农村老年人代际流动的情况及净流量上看，农村仍然处于传统的反哺养老的状况。这说明了为什么至今我国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仍很强烈的原因。叶文振（1998）的调查显示，选答“老有所靠”的人数比例为29.40%。徐勤通过实证研究表明（1996），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比例随着人数的增加而上升，多子女在养老中的优势是导致妇女保持高生育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儿子对父母的人均支持量及父母的人均获得量明显高于女儿。在日常生活方面，儿子给予父母的帮助也比女儿多。儿子在父母晚年的生活中起着主导作用，这证实了儿子的特殊作用是妇女在生育意愿上男孩偏好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动力的假设。刘鸿雁、顾宝昌（1998）的研究中发现，第一胎期望男孩有“养儿防老”功能的占36.5%。从这些研究可以看出，中国农民对孩子需求的客观经济环境仍然没有改观。当社会保障体制（包括养老保险、劳动保险等）健全了，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使得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上升，有利于低生育水平的客观社会经济环境被营造出来，人们才会在生育中自觉表现出少生、对孩子性别无偏好的行为。因此，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转变需要（1）以家庭养老为主向以社会养老为主转变；（2）以家庭为单位承担经济风险向以社会为主体承担经济风险转变。（3）养育孩子的成本小于孩子的劳动经济贡献向养育孩子的成本大于孩子对家庭的劳动经济贡献转变。 令人欣慰的是，二十世纪90年代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时期，社会保障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民政部出台的“坚持资金跟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扶持”为筹资原则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为发展农村养老保险事业探索了一条道路。1995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批转了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意见》。各级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都比较重视，制定了工作方案。此项工作受到农民的拥护和欢迎。中国人口《白皮书》提出未来社会保障包括农村社会保障三个阶段的发展目标：到2005年，在城镇和有条件的农村地区初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到2010年，初步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到21世纪中叶，建立起完整高效的社会保障制度。令人欣慰的是，已有专家呼吁建立“农村农民失业风险保障”体制（刘书鹤 2001）。 市场化经济的良好运作，推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在城镇务工经商的农民接受到了现代文明的洗礼，现代生育观念已经开始影响到他们的生育行为。可以说，二十世纪90年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中国最终实现稳定的低生育水平创造了较有利的环境。 3. 是否是情感性的生育行动。这种行动的特点是家庭的生育决策是否受到夫妻和长辈情感的支配，是否具有强烈的亲情色彩。 以H·莱宾斯坦为代表的新家庭经济理论认为父母需要孩子的原因是，孩子是父母快乐的源泉。孩子能够给予父母以幸福、温暖、友谊、娱乐等精神上的收获。尤其在父母过度疲劳之后 ，能和子女一起消遣、交流感情，以避免无聊和孤独感。父母从观察孩子的成长和发展获得乐趣，产生对孩子的自豪感。孩子是联系丈夫和妻子的感情纽带，使家庭婚姻美满和生活完美。（彭松建 1987） 传统社会里，生育孩子，尤其是男孩在维系夫妻、家庭关系中具有重要纽带作用。人们生育孩子，是因为孩子能够满足长辈的情感需求。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社会制度的完善，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性，人们更注重婚姻质量，更注重夫妻之间的感情生活，对孩子的需求从数量转向质量，更注重对孩子的培养。人们生育孩子，更多考虑对孩子的情感，孩子在父母之间的情感关系中的作用趋于中立或者弱化。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转变需要从满足长辈情感需求的生育行动（利己型情感）转向考虑满足孩子情感的生育行动（利他型情感）转变。 中国人似乎特别重视“天伦之乐”。穆光宗、陈俊杰（1996）也认为，在中国农民看来，人生之乐莫过于儿孙绕膝，其乐陶陶。中国农民的幸福观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生育幸福观”，中国人似乎天生就喜欢孩子，中国人似乎也是为孩子而活的。中国人以家为天下，“躲进小楼成一统”，强调家的温馨，而这种温馨是不能没有孩子的。叶文振（1998）通过对厦门近千户家庭问卷调查显示，在厦门父母心中，增加家庭的乐趣看来是最重要，也是最普遍的孩子心理效用，选答者占样本人数的比重高达82.98%。因此，当父母对孩子的心理效用需求增加时，当孩子满足父母这种需求的供给不足时，父母的生育愿望就会上升。解振明（1997）的研究则更富于人情味：老人“喜欢小辈关心他们，经常问寒问暖。孙子和他们在一块他们觉得非常开心。”一个年轻妇女说“没儿没女的老人到敬老院，他们过的很开心，有政府照顾，但是总觉得缺少一种，怎么说呢，那就是天伦之乐。如果能跟自己的孩子在一块，那么好，就觉得更加温馨。”除享受着做长辈、做父母的乐趣外，上一辈常常把自己的理想和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望子成龙，这也是情感上的需要。“生男孩争气，生女孩福气”，这是中国农民在精神上一种普遍的追求。这种情感性的生育行动带有价值合理性的成分。可见，二十世纪90年代，许多中国家庭代际之间的情感关系仍然是传统型的。 4.是否是习惯性的生育行动。习惯性的生育行动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生育行动，并没有经过生育者有意识的理解和思考，之所以这样做，就在于他或她认为人们从来都是以这种特定的方式进行的。当一个群体或整个社会被这种取向支配时，他们的生育行为就由长期形成的风俗和毫不犹豫接受的规范而合法化并得到支持。唯一正当的理由必然是“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做的，事情从来就是这样做的，并且永远这样做。”习惯性的生育行动可能自觉地相信社会习俗、规范是神圣的，这意味着它带有价值合理性取向。 在许多中国人看来，结婚生子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似乎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也不存在为什么的问题。一个家庭如果没有孩子那就不能称为完整意义上的家。有的年轻人干脆直截了当地说，不要孩子，结婚干吗！在传统社会里，大家庭、“多生、生男”的观念是受到鼓励的。 在现代社会里，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有利于小家庭观念的传播，习惯性的生育行为逐步转向思考性的生育行动。思考性的生育行动意味着这种生育行动被是否以工具合理性的生育行为所代替。由于这种类型的生育行为有受制于第一、第二种生育行为的特点，故不再赘述。 四 生育行动转变的模式变量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分析的四种生育行动只是一种理想类型，是对生育的动机和意向的一种细分类，并不是说任何生育决策和生育过程仅受其中一种类型影响，其他的类型不起作用，而是说任何生育决策和过程均不同程度受到这四种类型的影响，只不过是有的类型影响大一些，有的类型影响小一些罢了。这里，笔者将以上的分析概括成社会体系中的“生育行动的模式变量”，模式变量代表着在任何社会情境中生育者所必须采取的选择（见表1）。不管所具有的社会经济或文化如何，这些基本原则是普遍适用的，并 且支配着人们的生育过程。 表1 生育行动转变的模式变量 高生育率社会 传统生育行动 早生、多生、偏好男孩 低生育率社会 现代生育行动 晚生、少生、对孩子性别无偏好 1.集体取向的价值合理性 2.扩散性的工具合理性 其中： ① 考虑家族势力 ② 评价夫妇社会地位的一种重要标志 ③ 以家庭养老为主 ④ 家庭为单位承担经济风险 ⑤ 养育孩子的成本小于孩子的劳动经济贡献，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小 3.有利于满足父代情感的生育行动 （利己情感的生育行为） 4.习惯性的生育行动 1.自我取向的价值合理性 2.专一性的工具合理性 其中： ① 不考虑家族势力 ②不再作为评价夫妇社会地位的标志 ③社会养老为主，家庭养老为辅 ④以社会为主体承担经济风险 ⑤养育孩子的成本大于孩子对家庭的劳动经济贡献，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大 3.有利于满足子代情感的生育行动 （利他情感的生育行为） 4.思考性的生育行动 以上提出的模式变量很容易与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著名的社会关系中社区（Gemeinschaft）型和社会(Gesellschaft)型之间的区分相联系。传统生育行为与社区型相对应；现代生育行为与社会相对应。 以上对生育行动的类型的分析说明了，虽然目前中国国家公布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但从局部情况来看，由于传统生育行为的类型所依赖的客观条件还存在，传统的生育行动类型仍在起作用，从这方面不难理解为什么现在“多生，对婴儿的性别进行选择”的情况还普遍存在。笔者认为，中国的生育状况并不能令人乐观，中国现阶段的低生育率还不稳定。因此基层干部对稳定低生育水平、抓紧抓好计划生育工作、完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发展农村经济的呼声很高。从中国的生育行为转变上讲，中国的人口转变还没有彻底完成。 五 生育率转变的“Z曲线” 生育行动与生育率转变存在紧密的关系。根据F·诺特斯坦的术语和理论，笔者描述一个生育率转变的“Z曲线”。简言之，曲线分为三个阶段。Z曲线的顶部代表高生育率阶段（第一阶段），传统生育行动占据着支配地位。曲线中部代表生育率从高向低转变的阶段（第二阶段），生育行动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最后，曲线底部代表低生育阶段（第三阶段），现代生育行动起着主导作用。前文的分析表明，二十世纪90年代，中国的生育率正处在第二阶段的后期。 中国二十世纪90年代的低生育水平是在政策作用下实现的，如果生育行为不发生根本的转变，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就不会稳定，中国的人口转变就不能顺利完成，甚至可能出现再次的人口转变。 &nb sp; 结 论 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的生育率下降，是在社会经济不发达、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实现的，计划生育政策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计划生育工作一抓就灵”的情况普遍存在。因此，在探讨中国的低生育水平问题时，我们必须考虑：（1）社会经济文化背景；（2）计划生育的作用；（3）人们实际的生育行为；（4）统计数据问题。由于在二十世纪末，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同时还存在超生、出生性别比异常偏高的现象，本文认为，中国现在的低生育水平是在政策作用下的数据上的低水平，生育潜在的反弹力依然强劲，中国的人口转变正处于人口转变第二阶段的后期，中国的人口转变还没有完成的，21世纪前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阶段，也是解决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的时期、人口转变完成的最后阶段。人们希望21世纪初叶中国人口能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因此，200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明确指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将转向稳定低生育水平。此乃明智之举。 只有当现代生育行为类型开始起作用，即自觉自愿地实行婚内“晚生、少生、对婴儿无性别偏好”，中国的人口转变才能说完成了。现在谈“后人口转变”为时尚早，有可能会对计划生育工作产生负面的影响。对于今后中国人口发展的进程，我们将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陈俊杰 穆光宗 农民的生育需求 中国社会科学1996,2:126—137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新编 人民出版社 1992 郭志刚 陈功 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代际经济流量的分析 人口研究 1998,1:35—39 李兵 生育行动的结构 重庆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4:3-12 李兵 孙永健 出生婴儿性别选择的经济学分析 西北人口 2001,1:49-53 刘鸿雁 顾宝昌 中国农村地区性别偏好及其行为表现 中国人口科学 1998,2:17-24 刘书鹤 农村社会保障的若干问题 人口研究 2001,9:35-42 彭松建 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徐勤 儿子与女儿对父母支持的比较研究 人口研究1996,5:23—31 严梅福 妇女婚居与计划生育相关性研究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5:7-13 叶文振 论孩子效用和人口控制 人口研究1998,5:1—12 于海 西方社会思想史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3 （美）D·P·约翰逊 社会学理论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德）马克斯·韦伯 经济与社会 商务印书馆1997 （澳）马尔科姆·沃特斯 现代社会学理论 华夏出版社 2000 （美）保罗·克鲁格曼 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 国际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1998 （美）米什金 货币金融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Burch, Thomas. “The Structure of Demographic Action” Journal of Population 1979,3:13-19 Caldwell, Johnc. “Theory of Fertility Decline” Academic Press 1983 Easterlin, R.A. “An Economic Framework for Fertility Analysis” Studies in Family Planning 1975,6:54-63 Vance, Rupert B. “Is Theory for Demography?” Social Forces 1952,31:9-13
|
|
|||||||||||||||||||||||||||||||||||||||||||||||||||
|
||||||||||||||||||||||||||||||||||||||||||||||||||||
加入最爱
热门小游戏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