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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光论如何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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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招租，e-mail:yesize@hotmail.com 提 要：本文就“唯光论如何可能”之问题提出，为拙作《唯光论综述》提供背景材料，试图给当代中国精神状况作一综合分析，为当代哲学作一中肯定性，从而肯定了唯光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并提出了将唯光论普及于民的可行性方案：以马克思“异化的扬弃总是要以作为统治力量的那种异化形式为出发点”作为契机，引进齐美尔哲学社会学的“理解概念”，结合阳明哲学的“致良知”，肯定唯光论之可能性及可行性。唯光论的假设是想提出一种支配世界的规范。从库恩关于动态的科学观点来看，这种设想是可行的。 中国革命的结果产生了两个革命领袖。第一个伟大的领袖使中国人民摆脱了经济剥削在政治上翻了身。“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是，马克思好像说过：要想站起来，仅仅在思想中站起来，而现实的感性的、因任何观念都不能解脱的那种枷锁依然套在现实的感性的头上，那是不行的。那种依照苏联模式设计的革命，忽略了人的存在，忽略了人的需要的复杂多样性，从而没有使广大群众在本体生活中产生影响深远的变化，他们不可能实现马列主义所肯定的历史使命。而党的决策又给人一种错觉：向社会主义穷过渡是历史规律，这就投合了他们宿命论的依赖心理。另一方面，党的决策人把党变成了一种表述自己的意愿、实行自己愿望的工具。这给少数人以有机可乘，他们声称代表群众的利益实则把党变成了一个推行独裁主义的组织。结果，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濒于瓦解的一瞬间，单是生存的本能，就足以使反抗的力量一触即发了。正像贺德尔嘲笑雨果时所说：我的小伙计，我们加入党是因为挨饿挨够了！笔者的祖先在回答“革命是为了什么”的提问时说：革命是为了那钵子食！ 于是，中国革命的第二个非凡的领袖，给了农民一个饱肚皮。 然而，中国革命任重道远。判断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标志在于：解放生产力，加强革命主体的首创精神，以及最终促使国家制度的消亡。如果决定十几亿人民意识的“文化——心理”积淀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那么，不管我国的经济发生什么奇迹，人与人的关系还必然产生那种与旧社会同样性质的生活：自私，贪婪，剥削，野心，邪恶，嫉妒……直至于重复资本主义社会的错误。这决不是危言耸听，这已被生活的事例所验证。 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辽阔的华夏大地上基本消灭了社会的专制、不义和贫困。而且为了继续消灭社会的专制、不义和贫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炎黄子孙，无疑也面临着十九世纪中期以前资产阶级革命所面临的问题，也就是当年国父孙中山所面临的问题，难怪在父辈的忧患意识中免不了要有早期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中颂扬理性的主题成分。这种理性主义可以解释为，向人民说明他们认识自然、征服自然的天然能力。这种思想的内在感召力无疑也左右着每个抱乐观主义的共产党人的思想行为。问题在于，实现社会理想的途径和设想。对共产主义充满必胜信心，在建国初期，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然而，残酷的现实，粉碎了关于理想的人为的哲学模式。人们不得不承认，这种模式只不过是对历史的虚构，许多人因而失落了自己的世界观，共产主义理想在他们那里变成了宿命论。他们准备以向历史安排投降的态度来所谓正视荒谬。我们党的代表人物以及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了大众意识的这种癌变。但他们中还没有任何人能够在现存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内提出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来理解和解释这种精神危机。因而，对群众意识现状做出正确的诊断并提出周密严祥的治疗方案，是当务之急。 我们从参加革命便以唯物论者自居。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物质是第一性的。我们的党自始至终引导群众注重物质的东西。追求尘世幸福——这条从古典理性主义哲学引申出来的具有召唤魅力的信条，已深深地植根于广大群众的意识深处，这恰恰是导致后期群众意识癌变的基因。假如我们肯虚心反省一下，从一开始，我们便向群众灌输了一种庸俗唯物主义的东西，我们的人民大众得到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可怜的一点概念便是收入平等，吃穿不愁。而社会从来没有满足也不可能满足承诺给人们的好处，此岸世界不具备欺骗性，反而常给人上当受骗的感觉。 &n bsp; 象笔者这样对哲学稍微感兴趣的人，稍一留神，就会发现，当前很大一部分人，对过去的无所谓，对未来的无动于衷，以及对眼前芝麻粒大小一点利益便锱珠必较的精神现状，与二次大战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层中形成的无所用心和虚无主义的生活作风、忘记一切和概不回顾的实干精神，何其相似乃尔。 那么，问题在哪里呢？在于决策的总体化。 旧的常规不能解决反常，反常的频繁发生便产生危机，危机最后导致革命，这便是当今世界上一种动态的理论。旧的思想模式已不能框住这个世界的反常现象（苏联解体便是深刻生动的例子）。因此危机出现了，需要我们来一次革命。当然，不是大革文化命，而是要以文化为基础使人向更高层次完善，达到某种光态平衡——新的规范形成。这种规范下的人便是新的“光类存在物”。因此，笔者认为，到了实行一种哲学革命的时候了。马克思指出，消除异化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对象化的关系必须成为属人的即社会的关系，第二，必须这样去认识和自觉维持这种关系。他说，只有当对象来说成为属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化了的人，人才不至于在自己的对象里面丧失自身。他又说，我所真正爱的东西的存在被我看作为一种必然性，一种需要，没有它们我的本质就不能实现，不能满足，不能完善。这便是哲学革命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开始革命后的常规生活。也即最大限度地感光与转换光。这样，对象对人来说，才能成为社会对象，人本身对自己来说，才能成为社会的存在物，而社会对人来说，才能成为这个对象的本质——马克思说，只有这样，上述那种情况才是可能的。 关于“贫困的党”与“富有的党”这对概念： 建党初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属于五四时代产生出来的有作为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接受了进步的意识形态马列主义。并按照苏联的模式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这个时期的党基本是由知识分子组成，如果以文化作为参照系，他们大都是比较充实的。因此这个时期的党是“富有的党”。在及至而来的革命实践中，他们也确实显示了自己巨大的潜力和精神力量。作为一种政治权威机构，“富有的党”的成功，在于把几千年来在政治领域里无足轻重的农民阶级拉进政治领域里来，并使之成为一股重要的力量。最后导致蒋家王朝的覆灭和社会主义中国的诞生 然而，这种划时代的农民参政的伟大创举，在带来革命初步成功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个后患。由于大量农民被吸收到党内，而这些农民党员文化素质又很差，除了革命热情和对党的忠诚，他们对唯物主义的理解是肤浅的、庸俗的，对社会主义的观念模糊不清。从而在整体上冲淡了党的“富有”。党在本质上由“富有”转为“贫困”。不幸的是，正是这样一个“贫困的党”占据了社会主义时期的领导地位，成了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贫困的党作为领导阶级起码有以下弊病：农民党员把小农意识也即封建意识直接带进党的工作中来。由于革命理论的缺陷，他们始终没有真正的解放自己、获得自我意识。事实证明，那怕是受严明的纪律约束，自我意识的获得也是非常必要的。党的领导方式可归结为“传统统治方式”和“神授统治方式”的结合，恰恰迎合了那种缺乏自我意识的党员的依附性。由于自身的缺陷，认识不了领袖决策的错误以及野心家的阴谋活动，从而盲从和盲动。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以工农为参考群体，更迎合了“贫困的党”的唯我为大的闭塞心理，从而形成了与知识分子的直接矛盾，也即“贫困”与“富有”的矛盾冲突。而贫困的党的所有弊端都是通过这一对矛盾而展现出来的。结果在其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终于穷途末路。所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是重建一个“富有的党”。 什么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呢？当前已经形成争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在阶级社会中表现这一矛盾的阶级斗争，是发展的动力。这种观点在历史上起过作用，但随着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它已经不起作用了。除非你再根据马克思的原文，把这个社会革掉（参看马、恩选集第二卷，第82——83页）。另一种观点认为，人的实践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也即“劳动创造世界。”而我已经在唯光论综述中论证过，劳动也即感光与转换光。 &nbs p; 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引进马克思关于“富有”与“贫困”这一对概念。马克思说，“我们知道，丰富的人和丰富的人的需要如何代替了经济的富有和贫困。丰富的人同时也是需要的人的十分完美的生命表现的人，不仅是人的富有，而且人的贫困，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也同样具有人的、因而是社会的意义。贫困是一种受动的纽带，它迫使人感觉到对其他人这种最大财富的需要。因此，对象性的东西在我身上的统治，我的本质活动的感情的爆发，是在这里进而成为我的本质之活动的情欲。” 马克思这里的“富有”与“贫困”这两个概念，不同于经济学意义上的概念。因此，那种把经济利益看作是发展动力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物质需要的满足只是价值的一种，而人的最高价值是人的自我实现，也即是笔者所论证的感光与转换光本身。 马克思说，人是类的存在物。一种存在物的类是指这种存在物根据他的血缘和起源而得以存在的那个东西。笔者在对中国传统哲学范畴“道”的“取实予名”的改造基础上大胆地假设为“执两用中”的光。所以，人能够不局限于存在物的某种实际状况和他跟它的直接关系而自由地与任何存在物发生关系。人的自由也便植根于这种光的能力，也即人具有自我生成的能力，人通过感光与转换光来达到自我实现的目的。因此，人的动力根源于人的自由和能动性。它既非通常意义上的物质，也既非是精神的，它是这两者的合二为一。毛泽东关于“两变”的理论还是有道理的。 关于“感光”与“转换光”的社会认识是怎样形成的？也即，怎样把唯光论普及于民。我想联系马克思关于怎样消除异化来探讨这个问题。 如前所述，马克思认为，消除异化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对象化的关系必须成为属人的、即社会的关系；第二，必须这样去认识和自觉地维持这种关系。在马克思看来，洞察人和他的作为社会关系的对象性世界，是怎样和通过什么方式成为它们现在这个样子的，也即洞察人的历史社会状况，这种“洞察”本身就是实践，是人的自我生成的革命手段。就象关于异化理论和洞察私有财产的起源引起一场革命一样，对“光”的洞察的理论也即是一场革命，洞察者本身是由他们所处的历史社会状态所赋予的历史使命。因此，马克思说，“异化的扬弃总是要以作为统治力量的那种异化形式为出发点。” 在这里，我们引进齐美尔哲学社会学的“理解概念”，并结合被誉为我国古代四学之一的王阳明的哲学思想来阐述这个问题。齐美尔为社会哲学的结合提供了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这便是“理解”。理解的过程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某种已被认识的社会活动所赖以形成的心理过程，在解释者那里也象在行动者那里一样，引起同样的反应。第二阶段则是对行动者个人本身的动机和感觉的理解。这些感受“不仅表现为主观精神生活的偶然的和瞬间即逝的现象，而且具有典型现象普遍必须遵守的性质。”因此，社会认识的过程应该是这样的：社会通过利用个人的理解程序来认识自己本身，它认为关于自己本身的观念是有规律的认识原则。从而给定社会生活以及某种规定的范畴和形式，并促使向其发展——这个过程也即“致良知”的过程。齐美尔说，“只有生活，才能理解生活。”王阳明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齐美尔说，“任何客观性和认识对象都应该面向生活，以便使被解释为生活职能的那种认识过程确实相信，在它面前是完全为它所透彻了解的、而且实质上也是与它同样的客体。”这种与之同样的客体，这种生活职能，除了“良知”所指，又能是什么呢？ 另外，理解的活动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反思的工具。齐美尔认为，研究者的精神活动调整着事实，使之与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价值一致起来，并把事实联系起来以便从中产生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只凭经验，这种解决办法是不可能提出来的。只有靠理解活动，才能产生作为“历史真理”来理解和讨论的、就其实质而言是假设的形成物，而理解的活动的基础和原则，乃是以社会哲学的形式提出的社会世界的完整形象。所以我们说，齐美尔的理解范畴，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对阶级斗争的抛弃，一种新的指导理论的提出 ，从客观上转移了人们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的过分注意力（这种转移是十分必要的），但在短时期内仍改变不了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即：人们为之终身奋斗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长期的，痛苦的伴随着他们的一生，”“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人们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内部的关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狭隘的。”这种情况势必导致群众周期性的迷惘感和失落感。然而，我们大可不必对这些“理论”的东西刻意追求。大多数人在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时候，不明白这已经是在创造历史了。就象人们不明白，做爱时，在创造生命的同时已经在制造死亡。他们对社会主义本身不感兴趣，而是更加本能地自发地注重劳动本身，就象注重做爱本身一样。这种对本体论的朴素认识使理论界的有识之士如获至宝。马克思说，“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就已经包含着问题的解决。”劳动是人类生命的表现，就象做爱是人的生命表现一样，通过劳动改变了人同自然的关系，因此也改变着劳动者自己，人创造自己的历史，人也是自己的创造者，这种对象化的人与庸俗唯物主义截然不同，我们不能不因此结论说，新民主主义革命首先是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学说的胜利，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革命应该转移到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范畴：人的彻底解放，即人对人本质的真正占有。唯光论正是这样一种与新马克思主义（史学界称“西方马克思主义”、我个人认为称谓“新马克思主义”比较正规）结合在一起的崭新的哲学形态。 唯光论是一种朴素的实在论，不是唯物论，不是唯心论，而是“唯光论”。光共有两种形态，物化的光和纯粹的太阳光。生物有机体是被太阳光谱完成了的独立存在的光质谱线图式。笔者一再强调，世界是不是由光组成的，这无关重要。光是不是真实的，意味着完全可以根据共同体的一致意见来理解它。我们可以简单地把人的生命活动归纳为两种形式，其一是采集纯粹的太阳光和挖掘以太阳光形式储存的潜能，如煤、石油什么的；其二是根据需要转化这两种太阳光。笔者据此把它们引申为“感光”与“转换光”这两个概念。马克思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这即是唯光论的“感光”；劳动“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这也即是“转换光”。所以，感光和转换光同属于“劳动”的概念范畴。马克思说，“人是类的存在物”。这里的类，也即“光类”，所以，人实质是 “光类存在物”。马克思又说，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对象性的第一个特征是感性，笔者认为感性也即“感光”，对象性的第二个特征是“社会性活动”，实际上它也即是在感光的基础上的“转换光”。所以，对象化的人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社会的人，这样，马克思关于人的定义又回到它的出发点：劳动，这一基本概念上。笔者从而也论述了唯光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 关于人到底是什么的争论，或者说关于人性和人道主义的争论，笔者本人还是倾向于人是文化的产物这种说法。“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生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这就是我们老祖宗笔下的芸芸众生。他从另一个侧面启发我们，人应该而且就是文化的产物。马克思认为，劳动是文明的基础，是文化的根源，对人的研究，必须从对人类文化的研究着手，就象研究马克思主义必须从“劳动”着手一样。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人性、人的本质，不是一种抽象的实体性的东西，而是人自我塑造的一种过程。真正的人性无非就是人的无限的创造性活动，这个创造性活动也就是感光与转换光的过程。也就是说，人的感光与转换光的过程如何，人性的面貌便如何。人性的共同目标是通过感光与转换光来创造自己的历史。哲学所要研究的，既不是抽象的文化，也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能动的创造活动本身，也即是感光与转换光本身。正是通过感光与转换光，才既产生了文化，同时又塑造了人之所以为人，人的本质与文化的本质才得以结合与统一为一体。所以，感光与转换光乃至于是人类活动的元初现象，人作为他自身感光与转换光的结果则成为光的主人。 唯光论的假设是想提出一种支配世界的规范。从库恩关于动态的科学观点来看，这种设想是可行的。因为人们赖于从事科学生命活动的旧的规范必定出现新的危机，从而导致科学革命，革命后最好的理论规范又将成为新的科学生命活动的基础。所以唯光论作者希冀他的假设能引起一场科学革命，这种概念是他从对社会革命的对应性研究中引发出来的。提出规范，进而把它的基本定律应用到各种不同类型的实际工作中去，并提供一般的 方法论，这就等于全国人民的行动有了一个实际可见的框架，把科学共同体的约定——唯光论——普及于民。所以，唯光论之如何可能在于能否象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样引发一场哲学界的革命，从而为理论实践提供一种决策总体化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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