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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发展对人类个性化生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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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招租，e-mail:yesize@hotmail.com 摘 要：技术是载负着伦理价值的，这在本土尤其明显，其状况与人性的多重属性结构相对应。因此在对技术影响人的个性化生存作分析时，须注意人的技术活动的伦理动机、内心及场景，这需要用上中国式思维。 技术发展所产生的“双面刃”作用于人类个性生存，其正面作用价值大都为人的基础生存层面状况，而负面价值大都作用于较高的人的超越性层面，致使遭受抑制，这是科技理性僭越人文使然，在更深刻的层面上，乃是人的超越性增“宽”所致。 科技发展水平状况与人类个性生存状态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函数关系，在这之中有历时性与共时性二个层面交织一体。 协调好科技与人文的关系则体现为：正义。技术与人文的“较量”，其社会生物学上的实质乃是不同人性之间的生存竞争。 一. 方法论 首先在方法论上必须明确：作为知识形态的技术并非是中性的，它本身已经内含浸透着认知主体的价值1 ；其次，作为工具运用的技术的意义也并不纯然是个手段，它自身负载着价值的目的，人们从事技术活动，不只是单纯而中立地从技术中获取物质利益，而是带着自身的价值趋向，通过技术活动，以达到某种人格上或者人际交往中乃至与上帝交往中利用的目的（这在国人的技术活动中特别明显，国人一贯注重“做人”，做什么事情都得与“做人”挂上钩）；再次，人们的活动都是处在某个特定的伦理政治价值导向的社会，任何技术活动都得受制约于导向所指引的社会势力场影响力量。2 因此在人们从事的技术工作这一社会活动之中，有着“三位一体”的价值蕴涵体现：技术本身的价值载负、活动主体的价值欲求和社会伦理政治背景的导向制衡。所以我们在探讨技术发展与人类生存二者的相互的关系之时（特别是讨论国内情况），就不能简单地认为：这仅仅是两者之间的单向度参量的对话，而是有着个人——社会之间和从人的感性情欲到理性意义的各种层面复合结构的价值参与的状况。 传统的技术哲学观点论述的往往是技术的功用意义，漠视并混淆起与技术借以载负的价值延伸意义，从而隐匿了人们在技术行为现象之后的真正动机，无法洞明技术的价值蕴涵状况。在这里，我把技术性的人类活动都归类为以技术为载体的由多重价值因子参与的欲求组合，它所根据于哲学人类学的基础实为人的多重体属性的组合。 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发展观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它的基本原理认为逻辑是与历史相统一的：凡是发展过程中的历时结构在最终形态中紧缩成共时空间结构。现代系统论所发展起来的综合透视论也正是这样，运用这种透视论作分析，人类社会历史中的科技发展与生存方式之间呈现为复杂的互动制衡，互为因果的偶合关系。这种偶合关系呈现为人的心灵系统共时态的多层面的复合结构特性3，上述的“三位一体”正是这样的关系结构描述。 举例分析；在我国市场经济尚未充分展开之前，企业管理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普遍遭遇到分配难的问题，因为“对口单位”领导们视他们为企业未来的“夺权者”，当然不会当作有用途的经营管理人才来受欢迎。试想：有哪位企业领导愿意在主动放弃领导权力的价值指导之下来谈论任何企业的发展需要？所以人才的需求与否单在技术上根本无法阐明清楚。 在国内传统的企业里，职工的工作表现常常被要求为“干劲”、“态度”，以及是否“流大汗﹑出大力”上做文章，而远非是关注工作的最终结局。何为耶？这涉及到中国式的人伦文化传统（此略）。在伦理学上，这又涉及到“动机与效果”的一对辨证范畴。一般来讲，效果论是与工作业绩挂上号的，而工作业绩是与个人能力密切有关，而个人能力通常表现为技术性的问题；与此相对照的是：动机论挖掘人的内在的崇高品质，注重看不见的精神价值，关怀远大的理想和未来，似乎纯洁而高妙。然而在敢于直面人生的西方功利主义者的眼中，如边沁、爱尔维修等人，却早就发现，动机是很难察觉明白的4，因此也很难进行行为价值的评价操作。因此这样的普遍性发生的“动机论”例子告诉人们：尤其在本土的情况是：倘若光是凭空谈论 “技术”，还是“动机”也好，抑或两者相加合成，就根本无法洞明事物的价值蕴涵及 真实要害！反而会被百姓耻笑为“舍本逐末”、“以词袭义”式的“书呆子”。须知：在重内省直觉，轻逻辑实证的中国，讲究词语的“大音希声”、“言不尽意”和“意会性”。日常语言学派的维特根斯坦就认为：语言的意义就在于它的用法，主张把说话方式同人的内心和具体特殊场景结合起来考虑。因而，把握那种与具体特殊场景相结合内心则是典型的中国式思维了 二. 技术发展对个性生存的正面影响 正如学界已所定论，运用价值理论分析表明：科学技术是个“双面刃”，亦即有着“正、负”价值的关系。它对人类个性生存的影响也同样是双重的。 I. 技术的发展造成了传统文化与价值的崩溃和断裂。技术的进步有力地冲击传统的宗法等级，导致个性解放。因为技术的本性为追求标准化的普遍统一（universalism）；而传统宗法性则囿于人情关系的圈子，圈子是依人、依特殊的场景而论的，无定则，可称为“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按M.韦伯的讲法，近代工业技术文明的成就是建立在工具理性和人类普遍活动的合理化之上的。此扬彼抑，普遍性的张扬势必瓦解那种特殊的亲缘人情主义心理定势和社会习俗氛围，乃及至社会制度层面。譬如我国以前的民营企业大都为传统家庭模式：“夫妻军”、“父子店”，它注重纵向隶属型的家族式管理和人员任用，在这种工作环境氛围里，区区单个的人被视若草芥，不足挂齿，个人的价值惟有维系于家族等级血缘伦理的整体之中方得以虑及；而如今，技术的进步使得企业越来越倾向于聘用各类专业人才，以个性化的技术专长来实现其工作业绩，这种就业实质为横向的商业联合。个人只要身怀普遍性适用的技能，就如同手持一般等价物——钱去作交换那般，来去进出企业就相对自由，个性也就丰富起来。反观宗法场景之中，那依靠人的须是“毋我”，个性则为大忌。 II. 技术发展增加了个体的选择自由。技术的发展扩大了社会分工领域，提供了人们实现自我价值所需要的丰富的物质手段，并且，技术社会创造了多元化时空，扩张了人们社会活动范围。当今年轻的一代，走南闯北，从业于各种各样的行业和产业，就职于多种类的岗位和工种，或自营自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不象以前的农民，受束于土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声无息地耕耘世代。现今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使人类有了网上的“虚拟生活”，海阔天空过把瘾，因此进一步增大了个性自由的空间。 III. 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从而为人类提供了更多的闲暇时间，为实现自我价值提供了更多的机遇。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持续不断进行，国民生产率和劳动就业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因此现今的各行各业已经普遍实行“双休日”制度，在职人员有了更多的业余休闲时间去从事各自的兴趣爱好，发展自己的个性特长。 IV. 技术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联系，增进了人们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友情，同时也强化了利益的冲突。技术的发展既要求人们协调合作，交流信息，互通互补，也需要竞争不息，合理地利己与克己。人是社会的动物、政治的动物，惟有在人与人之间的广泛而激烈的交往、竞争之中，人的主体性得以激发，言行得以表露，方有人性真假善恶美丑的充分展示，人们可以从中了解其人，“察其言，观其行”，个性也就得以昭然标榜。 V. 技术发展盼望着创新。经济增长不断地激发起现世幸福需求的欲望，为此对人们的个性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现代社会普遍强化技术与经济的力量价值，正是它们结合成复杂的征服自然的体系。现代社会的生产关系必须调动人的不断增长的消费欲望。而欲望幸福所特有的“边际幸福递减律”又使得为了维持“基本幸福”，就需要在生产方面不断地有所创新。创新的生命律动实为个体感性生命活力的迸发，因此期待着社会成员个性的抒发和张扬。 三. 技术发展对个性生存的负面影响 技术的发展尽管满足了人的物质幸福和尘世肉体的感性享受需要，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压抑了人的个性化生命，人们为此却付出 了巨大的代价。 I. 技术社会追求的价值目标是效率、秩序与理性，技术社会中大规模生产的是标准化的产品，其生产流程要求人员整齐划一的一体化、机械特性和静止性。技术发展导致合理而有效的科层制组织，在这种科层制度结构秩序之中，人就丧失了自主性、个体自由和与人的情感生命相连的生动活泼性，甚至连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也发展成相当的客观化、物质化和商业化了。因为效率需要分工、专业化、速度和最大化的输出，当它们本身成为目的的时候，人却成了手段。其所产生出的副产品——漠视了人类的尊严。技术理性流行的精密的操作主义和定量化甚至把一切都变成了等量的物质过程，以至于人们会确信，世界上惟有中立性质的“科学真理”才是值得追求的价值，于是人们失去了对生命、对善、对美、对崇高的期盼和向往，造就了现代人的冷酷、斤斤计较，缺乏一种对人类起码的情感和人道主义激情。“人文主义者所构思的理性王国在实践上表现为技术王国。在这个王国里，技术以理性的名义支配者一切，所有的东西都是按照成本和利润原则、效率原则等运作的，而自由、平等、博爱等的理想在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在技术的权威之下，人的自主性消失殆尽。而这一切，都有悖于人文主义的崇高理想。”5 II. 随着技术与科学、工业研究与应用结合成一个整体，技术与科学已经作为第一位的生产力纳入到经济与政治系统之中。如前所述，第一位生产力的发展必定是伴随着所载负的价值理性一起衍生的，这种价值理性也许会声称：技术执行着意识形态的功能，它可以为建设某某主义、为全社会总体福祉而“添砖加瓦”。而这种价值理性所载负的和所由支撑起的个人情欲又该是如何的呢？这可不是写明在纸张和招牌上的，只能由认识者自己去领悟了。 现代社会尽管突出“个人主义”，但是在现代性企业里，又需要协调员工联系，因此普遍注重“团队精神”和纪律，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们如今常常可以看到，在国内一些企业（包括民营企业）里员工常常在做军事操练的情景。员工们学着军人的模样，踏着整齐的方步，齐刷刷地呼叫着企业文化口号。从他们木讷呆滞的表情所显示出的神态来看，个性却荡然无存。按照技术价值理论，这样的操练自然有着另外的价值“需求”目的，远非只是为技术和生产着想而已。因为某些人特别希望能够赏心悦目地看到：哇！我的属下 “团队”竟有如此高度的“统一化”、严明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在西方，自由主义推崇者密尔也得承认纪律对于人类的进步的重大意义：“未开化的种族（最勇敢、最富有精力的种族尤其如此）不喜欢继续不断的毫不令人兴奋的劳动。然而一切真正的文明就是以此为代价的；没有这种劳动，人既养不成文明社会所需要的习惯，物质世界也不准备接受他。”6 纪律果然重要，自然成了意义追求，但问题是纪律这一手段性目的一旦上升成为最终目的和至上目的时，就反客为主，人却屈辱地成了手段，成为纪律的奴隶，而某些人却占用起“纪律”的好处，至少是在宗法性等级地位上获得了显赫的“光耀”。对于这些人来说，至于“纪律”到底能为生产经营带来多少好处或者坏处倒是并不怎么关心的。在这个层面意义上，也可算得上确实是“以人为本”吧？！ III. 技术的功用性质使得现代社会人们似乎偏爱乃至确信实用和立刻用得上的东西。由于生产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物质生活以及享乐，因而人们不再去关心人自身的发展、人的个性的发挥，而只关心技术性的生产问题，对人权、政治、民主等问题表示淡漠；于是人们拘囿于自己所构筑的科技进步的茧之中，培养成了急功近利的心态，视精神渊薮、价值意义若同身外之物，迂腐之赘，从而漠视了与个人自由和人格尊严有关的长远关怀，忘却了自身潜在的独特价值，以至于所获得的享受生活也只能是意义浮浅、寡然乏味而非持久性的。 在西方世界，海德格尔等为代表的思想家们正是觉察到了科技的发展对事物（生存环境）和人的本质的毁坏作用，人与世界的严重对立。卡尔·雅斯贝尔斯在《现时代的人》一书中写道：“人们本想把一件东西培养成与它原来不同的另一样子，其结果他们的关心却似乎把这东西毁掉了，作为技术统治的牺牲品，它呈现出一种灰暗或粗杂的色调，在这种色彩的笼罩下，人之为人 的个性被剥夺了，他不再能自我认识。”“使我们现在的生活成为可能并因此必不可少的东西，仍然是对人的自我存在的威胁。高技术时代的知识增长连同各种机构统治的扩大尽管使人富足，却似乎缩小了他的潜力。 V. “单面人”成时尚。任何单一性都只能导致僵硬、刻板和教条。近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正是这样，其工业技术文化既造就了人们对科技的正确性、也造就了社会的合理性的绝对确信。而正确和合理是使人丧失生命活力的最有效手段。于是“单面人”的涌现为现时代人的时尚。所谓“单面”就是指没有矛盾、对立的绝对的一元化。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上看，是两者的协调一致；从每个人的生命状态上看，是没有反抗的冲动、怀疑的精神；从生命的价值上看，是只懂享乐而不懂痛苦。总之，“单面”就是世界上只有一种颜色、一个声音、一种思想、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就是万物归一。在现代社会中，劳动强度由于机械化、自动化的普及而大大降低，它使认得劳动更为轻松，业余时间更为充分；职业的同化趋向使人们从事着同一工作，遵守着共同的程序，从而使人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新工艺不断地推动生产管理的强化，在这种强化之中，管理越完善，劳动强度就越低，人们的工作也就越有保障、越轻松；与技术所对应于文化层面的反响是，大众媒介所产生的也是单一的商业文化；最后，高消费使人们不再会因为需求的匮乏而进行抗议，这就等于取消了一个人们最容易走向反抗的契机。在这种幸福而安逸的享乐气氛之中，人被同化了，消解了，人的对立性否定力量被中立起来了，只存下单面性顺从的人生。 四. 正义：技术与人文的协调发展 “征服自然”成了的现代技术社会的“中心目标”和“首选目标”，技术被逐利型生产关系和进化论现实主义的压力唤出之后，正是以病态的方向超速发展，为人们提供了强大的人性毁灭力量，从而威胁到人类的个性化生存。 我们必须注意到，以科技为工具理性的方法在应用到解决人的精神问题时候，其有限性便会暴露，我们愈往人的灵性推进，其科技作用的有限性也就愈发明显。当今世界信息技术的狂飙猛进使得我们时代已经成了数码时代，数码技术的泛化倾向已经出现。电脑是个好帮手，但是它的特长在于处理无个性的物质世界的机械数字图式，无法从事个人情感的价值领域，也不能“创造”知识，更无法进入直觉生命体验。汇集所有资料一并输入进电脑，电脑就是无法欣赏一幅艺术图片或者一首诗歌，也无能力对艺术品进行道德伦理评判。唯有人才能予以充分解读和表达。 正是现代社会，其科技功能日益强化，并且益呈加速状况，由此导致人文精神受抑制而失落，个性生存发生了危机。科技与人文合理而恰当的比例相协调有益于社会进步的长久有序。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就是实现了社会“正义”。反之，则意味着人性与社会的“异化”，这是技术理性僭越人文的结果。 当然，异化也并非全面否定性的，它同样具有“双面刃”性质，有其自身规律和价值，其实质为“反目的性的合目的性”。因为按照辩证法的规律，事物的发展总是这样那样曲折迂回地前进的。事情正是这样，当异化的发展至已经足以警示唤醒人们之时，也就预示着走向了反面。 历史性地考察，科技发展水平状况与人类个性生存状态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函数关系，两者并非成简单的线性关系，这是因为“多元”的因素在起着作用。从宏观的历史坐标尺度总体来说，这种关系状态是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推进成正函数关系，而这种正函数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表现出的稳定性是不等同的。一般说来，人类历史越是早，则显示的稳定性越强，反之亦然。这种状况符合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观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学说。也合乎人类进步从“自在”到“自为”的步调。在人类社会早期，社会生产力水平底下，人们的生活状况深受外界生存环境的制约，人的生存被放置于突出的地位，因此在这种严酷环境峻迫之下，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不得不严格相适应于生产力状况。随之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增强，社会的发展进步，人的自由度增大，超越性增强，且增“宽”——超越性对象便从自然界逐渐地转移到施展于人类社会成员自身，所以这种所谓“相适应”的状况开始松弛，波动渐强，而稳定性变差。 &nbs p;从共时性的社会/人性价值空间结构中作分析，则发现：科技发展水平状况与人类个性化生存状态之间的关系稳定性系数，与在社会/人性的价值结构中的等级高低成反函数。具体说来，处于最低位置的基本生存欲求，其个性化程度与科技发展水平的正向关系稳定性状况最为确切。譬如，在高科技的现时代，饮食男女起居服饰等等的个性化巍为壮观，而我们的先民在刀耕火种时代过着“大一统”的“共产”生活；较高些的个性价值，稳定性则次之，如个体所表现出的社会习俗、伦理价值观念，特别是有关于个体性的态度。在古希腊农奴制社会，崇尚个人本位价值观的“原子论”已经足与阵容强大的“社会本位论”分庭抗礼，而在制造“两弹一星”的中国文革时期，“很斗“私”字一瞬间”，但这只是个极端的显例；至于最为上乘的个性价值，如：奔向“上帝”的归宿——个人至高信仰，对于社会、对于人生的超越性执著态度，关系则是最为松弛的，“单面人”成时尚即为例证。 技术与人文的“较量”，在其社会生物学上的实质乃是不同的人性之间的生存竞争：技术人生与审美人生、道德人生，庸人性格与超然人格，“专横个性”与“服从个性”联手同自由独立个性之间的对抗和较量。从我们这个社会所需要的发展与创新意义上来说，社会可怕的特征就是“自相似性”，可悲的倒是那些中庸之徒，却偏偏要打起“发展技术”的招牌，还自称与天“合一”，适应“环境”，笑傲个性异类，其所载负的“价值”却是值得深思的。 二十一世纪，人类要实现长久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充分自觉地节制自己的贪欲。为此科技的发展在整个人类的生存状况之中，应该放置于恰当的比例和地位。 注 释： 1、参阅本人所著文《论价值的主观性等级》。 2、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7页。 3、参阅闵家胤：《进化的多元论?透视论和人性的系统模型》，中国社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9~290页。 4、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伦敦英文1823年版，第120页中说：“如果又什么动机，在对其结果的考虑上能够说是好的活坏的，那么，这样的动机仅仅是在一定时期权衡了它所产生的两种结果的基础上，根据其通常的趋向而确定的。”不过，边沁认为这种纯粹的动机在事实上并不存在。他还列举了九种动机并认为，所有这些动机就其所产生出的结果而言都带有任意性和不确定性。 5、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6、密尔：《代议制政府》，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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