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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在伦理与信仰之间——西方科学家宇宙宗教感情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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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招租，e-mail:yesize@hotmail.com 内容摘要：科学内含深刻的伦理本性，这主要表现在对善恶的关涉、发现真理与把科学作为游戏。同时，在对自然和存在的虔敬，对人类的爱与善以及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与命运等伦理方面，科学与宗教发生着密切的关联。而作为科学与宗教的密切关联在西方科学家精神上的典型体现的宇宙宗教感情，既不设定人格化的上帝，也有别于各种各样的邪教，它本身就指涉宇宙的和谐秩序与规律，是一种信念，即基于伦理的信仰旨趣，这是看待西方科学家信念的重要前提。 科学作为以自然为研究对象旨在探求自然规律和真理的人类活动，从一开始就关涉到伦理方面。西方科学家一直生活、工作于宗教文化传统之中。科学与宗教的关联，在西方科学家精神上，典型地体现为科学家的宇宙宗教感情。近代以来的科学尤其是现代科学对人类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离开了伦理、宗教等方面，不可能对这种影响作出合理的阐释与评价，因为科学与伦理、宗教有着密切的关联，正如海森伯所说：“所以宗教是伦理的基础，而伦理是生活的先决条件。”[1]基于这些关联，现就作为科学家信念的宇宙宗教感情作一考察。 一、科学的伦理影响及其本性 科学在其价值维度方面并不是中立的，真理也必然有其价值属性，科学真理是真理的重要形式。真理具有价值负载，是人们追求科学的重要动力。同时，这也赋予人们追求真理的必然性与伦理要求。这种价值负载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科学活动及其结果会带来各种伦理方面的影响，这种伦理影响并且折射出了科学的伦理本性。 1、科学应用的结果关涉善恶 无论是从起源还是从发展来看，科学都有其现实基础，科学有其固有的实用性，科学着力探究人类生活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名种科学问题，通过这些问题的解决，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奠定可靠的经验与理性基础，同时也在极大程度上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无论从德性、人性还是致用性来看，科学都表征出这种善的方面。彭加勒对此曾有过这样的表述：“科学使我们与比我们自己更伟大的某些事物保持恒定的联系；科学向我们展示出日新月异的浩瀚深邃的景象。在科学向我们提供的伟大的视野背后，它引导我们猜测一些更伟大的东西；这种景象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乐趣，正是在这种乐趣中，我们达到了忘我的境界，从而科学在道德上是高尚的。”[2]在这里，彭加勒所说的道德高尚主要是从人的心灵来说的，因为科学给人带来了创造的冲动与满足的愉悦。随着科学的发展，这种影响日益深远。科学除了为人类社会带来良多善与福音的同时，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必然会带来伦理上的消极影响，认为科学只能或必然导致善的观点显然也是失之偏颇的。卢梭较早地表达了对科学的负面的价值影响的忧虑。他说：“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天边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这种现象在各个时代和各个地方都可以观察到。”[3]之后，罗素也看到了科学的伦理缺陷，他说：“在柏拉图那里，伦理与科学最终融合为一。善等同于知识。如果真是这样，那太令人欣慰了。然而不幸的是，柏拉图的观点十足的过于乐观。那些最富有知识的人，有时也许将知识用于邪恶的利益。”[4]这些方面，不能不使人们重新全面思考科学的善恶关涉。科学发展中的恶能否避免？如何去避免？科学的任何发展都具有伦理上的合理性吗？此外，科学的发展自身也在改变伦理与道德观念。 2、科学对真理的发现及其意义 科学是人类活动的重要方面，它不仅包括获得新知识的活动，而且还包括这个活动的结果，即以范畴、定理与定律等形式反映现象世界中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真理的本性在于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揭示，科学是探求真理的重要形式。尤其是自近代以来，自然界被人类设定为对象，繁杂的自然现象间是密切关联的与变化发展的，并有其固有的规律性，而科学旨在揭示出这些现象间的恒定关联即规律。在康德以前，哲学和科学被认为同属一类知识，它们有着相同的认识方法和目的，由于其研究的倾重点的不同，才被冠以不同的名称以示区分。正因为如此，自然科学直到19世纪前后仍被习惯地称为“自然哲学”。近代哲学对科学认识的最大贡献在于第一次系统地研究了科学的性质和方法。经验论和唯理论都把科学理解为一个内含一般规律的公理系统，并为在科学中形成关涉经验论和唯理论 的两种科学传统奠定了重要基础。到了康德，才首先严格区分了哲学和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才真正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并获得自身的学理规定。在康德看来，自然科学与哲学的最大差异在于，自然科学中存在着一些可以证明为真的先天综合判断，从而认识到科学在深层的学理上与真发生的关联。康德把科学限定在现象界，强调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的思想。黑格尔则仍然把科学规定在其哲学体系中。19世纪初的实证定义者孔德坚持反黑格尔主义的立场，认为只有通过经验知识获得的实证科学才是科学，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进一步发展了孔德的思想。这是在现代意义上重返康德。之后的各种各样的科学哲学都从其特定角度探讨了科学的性质及其与真理的关联。 3、作为一种游戏的科学 游戏是一种自由，科学研究与科学活动通过探求自然现象背后的隐秘关联，进而为人类生活和社会活动带来自由，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科学是一种游戏。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哲学中提出了“语言游戏”的概念。维特根斯坦把语言的述说看成一种活动，同时，也作为一种生活形式。他认为语言的意义不在于它是反映事物的图画，而在于其“用途”。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游戏表明，语言是人的一种现实的活动，它象游戏一样没有本质，正因为如此，语言在遵循规则的同时，也是非常自由的，有助于疗治形而上学病，使语言回到日常生活中去。而一个语句的用途是指说出或写出它时的特定情况、环境，语句的用途就是它在其中扮演的一个角色的语言游戏。其实，在科学的本性中，也存在着与语言的密切关联。科学总是特定语言背景中的科学，不同的学科门类和科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其科学的概念框架与图式也是不一样的。科学是人类的智力与心性的游戏。当然把科学当成游戏，这里的“游戏”决非流俗之意。受维特根斯坦的启发，把科学作为游戏，让科学成为使人精神愉悦的自由活动。让人类在科学游戏中找到自身存在的意义和根据，科学不应再把一个外在的、现实的具体目标作为最终根据，科学游戏的理由是自足的。康德把审美看成是想象力的自由游戏，这种游戏是艺术创作的源泉。席勒发展了康德的观点，认为只有游戏冲动才是自由的，是美与艺术的根源。伽达默尔强调游戏的规则性，消解了主体性。把科学喻为游戏也是从审美看科学。游戏无疑是实现自由的通途。把科学作为游戏的思想有助于超越传统的本质主义与基础主义之弊，使人类科学活动向着有利于人类的身心健康和可持续方向发展，使科学回到生活世界之中。 二、科学与宗教在伦理层面上的关联 科学与宗教都有其悠久的历史。宗教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开始是自发的原始宗教。后来原始自然宗教发展为祖先崇拜、神灵崇拜。科学思想在起源上受到了宗教的深刻影响。宗教与科学一样同为人类正常的文化现象，它的存在和变迁都有其内在合理性。在西方科学思想史与科学传统上，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与科学在伦理层面上有着密切的关联，二者发生过复杂的交互作用。正如爱因斯坦所说：“那么，即使在宗教和科学之间清楚地划分出各自的领域，这两者之间仍然存在密切的相互联系和强烈的相互依赖关系。”[5]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宜作简单化的理解与处理。“所以很清楚，用纯粹的消极或积极作用来分析科学与宗教的历史关系，这是不可接受的非此即彼。一方简单的事实就是，两者的历史关系是复杂的。宗教信仰既鼓励也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出现。”[6]这些复杂的关联在伦理上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自然崇拜与存在之谜 科学思想的早期起源与原始神话和原始宗教密不可分，科学从中得到过诸多启示。原始人带着 特有的神话眼光来对待自然，产生了原始的自然崇拜情结和万物有灵的理念，而这背后却是令人类文明史难以穷尽的存在之谜。在泰勒斯之前的赫西俄德既是神话诗人，同时他又集自然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于一身，他的《神谱》既歌颂了众神的诞生和谱系，又颂扬了自然的产生。自然的开显就是万物（众神）的呈现。在赫西俄德之后一百多年里，在公元前6世纪初，米利都学派创始人泰勒斯开始了对自然奥秘的揭示。他企图寻求自然的根本始基，把水作为万物之本性。之后，他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把“无定”作为这种本原。阿那克西曼德的学生阿那克西美尼则把自然的始基限定为气。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思考了万物是什么？并把宇宙万物看成是数的和谐，而数的神秘性决定了数的崇高，就是该学派理解的神。到了赫拉克利特则开始思考万物是 如何显现的问题，他认为万物是火，而这受制于逻各斯，在希腊语中逻各斯为logos，它来源于legein（说）。逻各斯是万物的根据和规定。巴门尼德认为，思想不能停留在万物或存在者的存在与生成上。而应回到自然或存在自身。在早期希腊思想家那里，自然与存在是未区分的。在古希腊，正是自然之诱惑显现了存在的巨大奥秘，这种惊讶，也是原始宗教与早期科学思想发生的重要原由。到了中世纪，上帝成了自然与存在的规定性，科学受宗教支配表现为信仰。进入近代，人性得到了弘扬，开拓了科学空前发展的理性时代，科学与理性成为穷宇宙之秘的根本方式，直到现代科学时期。 2、对人类的爱与善 宗教与科学在追求爱与善方面也有密切的关联。尽管科学的后果可能是善也可能是恶，但人类发展科学的初衷一般来说是善的，是通过探求自然的奥秘来为人类谋取福利。早在苏格拉底那里，知识就被当作至善，“苏格拉底对知识和明确推理的思考抱有强烈的信心，以至认为知识可以医治百病。”[7]就此而言，与宗教相似。但有不少人对此还是忧心忡忡，如培根就担心新科学如果脱离博爱就会导致新的傲慢和堕落。但这可通过宗教来加以弘补。在近代宗教改革的背景下，科学研究的职责并未被视为一种强制性的律法，而是被作为爱与感恩的义务来愉快地履行的。经历了近代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科学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人们形成了共识，科学知识是普遍性的，科学是理性与进步的事业。但波拉尼却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波拉尼的基本主张是：所有知识——无论它是与自然科学、宗教或者哲学相连，在本质上都是个人的。”[8]波拉尼把个人与已知之物的牵涉称为所有理性中的信托根源。也就是说科学也离不开个人的信奉，这种信奉是理性中不可缺少的规定之一，也是促使科学与宗教在伦理上把爱与善作为自己的目标的重要保证。当然，科学中的信奉与宗教中的信奉也是有差异的。在康德看来，至善作为最后目的，而这靠实践理性来实现。道德意识内含意志自由。康德把道德规律当作绝对命令，它绝对地与无条件地命令人。他认为这个规律是普遍的与必然的。同时也是先验的，为理性本身所固有，它存在于最普遍的人们的心目中。他说：“如果人类本性是注定要追求至善的，那么他们各种认识能力的程度，尤其这些能力彼此之间的关系，必定也被认定是适合于这个目的的。”[9]这深刻地表明了人类各种认识能力对至善的追求。 3、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与终极命运 无论是科学还是宗教都非常关注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以及人类生存的级极命运。按科学的观点，人类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进化论关于人的来源的观点，在科学中占支配的地位，整个科学关于人类的由来的思想集中地体现在进化论中。1762年瑞士学者邦尼特首先将“进化”一词用于生物学中。其实，早在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家已经有了生物进化的思想。阿那克西曼德认为，生物是从太阳蒸发的湿的元素中产生的，而人类是由鱼变化而来的。直到18世纪，在生物学发展的基础上，法国科学家布丰提出了物种变化论。18世纪中叶法国唯物主义者狄德罗就已提出明确的进化思想。18世纪德国哲学家赫尔德继承和发展了康德关于宇宙起源和发展的思想，提出了生物与人的进化思想。黑格尔则把人的进化纳入其绝对精神的框架之中。1809年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创立了第一个比较严整的进化思想。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提出了系统的科学进化论。19世纪80年代以来，以魏斯曼为代表的新达尔文主义，把种质论和自然选择学说结合起来，丰富了达尔文主义。20世纪以后还出现了杜布尚斯基为代表的综合进化论的思想。而宗教关于人在宇宙中的来源提供了与进化论不同的思想。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主张神创论，这种思想认为上帝在创造中为自然安排了秩序、合理性和美，而宇宙是具有规律的，这种规律可以为人们所认识。除了人的来源问题外，还有一些问题有待于人们去回答。比如人是唯一的最高智慧生命的存在吗？人类的科学与文化是宇宙中唯一的形态吗？人类在宇宙中究竟占有什么位置？人要到哪里去？人类的终极命运如何？在许多西方科学家看来，这些有赖于科学的探求，也离不开宗教的信念基础。 三、宇宙宗教感情：一种基于伦理的信仰旨趣 作为对世界本源和人类归宿的信仰的把握，宗教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其自身的意义。在科学史上，科学与宗教一直发生着复杂的关联，产生过各种或好或坏的影响。就其良好的关联而言，一种典型形式 就是科学家的宇宙宗教感情。从思想史以及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来看，这种感情既不设定人格化的上帝，也有别于各种各样的邪教。它是一种基于伦理的信仰旨趣。 1、宗教传统在科学家精神上的体现 在古希腊，宗教就已成为社会生活、文化形态的重要方面。中世纪，宗教成为各种文化的规定性，宗教曾极大地抑制了科学的发展。近代，科学和理性极大地冲击了宗教的主宰地位，但宗教仍有重要影响。到了现代，在以基督教文化为背景的西方，宗教广泛而深刻地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公众的基本文化意识。其实，在更早的时候，神话与宗教已是人类文明起源的重要形式。古代希伯莱人以对宇宙本原的独特追问著称于世，他们的热忱与毅力凝炼在宗教信仰中，把宇宙本原称为耶和华。之后，古希腊人形成的宗教神话系统，由于发育出知性的与逻辑的形式，遂成为人类科学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深刻地影响了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直至近现代，许多杰出的科学家也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如法国的帕斯卡、德国的开普勒、英国的波义耳、牛顿和爱丁顿等。到了现代，经历了漫长的复杂关系与相互影响，科学与宗教实现了恰当的关系，能正常相处。这种状况正如海森伯所说：“已经证实了的科学结论的正确性应当合理地不受到宗教思想的怀疑，反之亦然，发自宗教思想内心的伦理要求不应当被科学领域的极端理性的论证所削弱。”[10]因此，要理解历史上以及当今科学文化以及科学家的信仰与行为，不能无视这种宗教传统。当然，随着科学的发展，也反过来改变着宗教信念。对此，怀特海认为：“应当记住的重点是：一般说来，科学每前进一步，便证明各种宗教信念的表现方式需要作出某种修正。”[11]而科学家的宇宙宗教感情本身就是对先前的宗教信念既传承又修正的结果。 2、对神秘自然及其规律的虔敬 神秘无比和奇妙无穷的自然及其规律，给人类带来了无尽的诱惑，从古到今，一直吸引着无数的科学探索者，一部科学史，也就是人类探索自然奥秘的历史。科学家对上帝的虔诚之心与对自然秩序的敬畏成为他们科学探索的强劲动力。这既来源于宗教传统的影响，又表达了科学家对宇宙奥秘的虔敬之情。当然科学家心目中的上帝是自然与宇宙的规律，而非象一般教徒心目中的人格化的上帝。近代的文艺复兴反对宗教神学，人文主义者们却流露了对自然的热爱，这无疑推动了对自然的观察与研究。之前的古罗马时期，“新柏拉图主义关于上帝和理念产生万物及万物归复于上帝的统一性的观念引发了这个时期自然哲学中关于大宇宙和小宇宙的统一性的信仰。”[12]西方科学家所信奉的上帝就是自然及其规律所呈现出的和谐统一，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平缓了科学与宗教的矛盾，因为“现在宗教领域和科学领域的冲突的主要来源在于人格化的上帝这一概念。”[13]显然，这一矛盾的缓解基于科学家凭借科学信念而对人格化的上帝的否弃。近代清教主义也鼓励了科学家的探索活动，虽然其出发点是宗教的。科学家的这种宇宙宗教感情是其科学活动的信念基础，许多杰出的科学家都受其支配，并且大都没有因此而产生对科学的负作用。 3、基础主义与本质主义的信念依托 人类自古以来就有追求形而上学的冲动，这之于人类是极其正常的，正如舍勒所说：“形而上学是以人心中有力量的、意志风发的意念为前提的。”[14]科学家普遍承认，他们所研究的自然现象都具有自身的规律与本性，实际上这种受本质探求的驱动而开始的对自然的探索从很早就开始了。古希腊早期的自然哲学家所探讨的本原就具有始终不变，只是变换形态的含义。毕达哥拉斯学派首先在哲学上使用了“本质”这个概念，不过他们把这种本质规定为数。在爱利亚学派看来，存在则是不变的、不动的与唯一的。柏拉图把理念作为本质，自然是对理念的摹仿。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本质不可能脱离个别现象而独立存在。托马斯·阿奎那则把形式规定为事物的本质。进入近代，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科学家与哲学家们以探求认识自然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方法为已任。培根把本质理解为现象的内在规律。而笛卡儿认为，现象中普遍存在的东西构成本质。从此以来，关于自然本质的思想得到了彰显，被推向了极端而成为本质主义，与此相同的是基础主义。本质主义与基础主义的贯彻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尤其是后现代思想的发展，这种关于本质的思想深陷囹圄，难免被解构的命运。在理性与认知上，本质主义与基础主义很难找到 自己愿望的适当退路。在信念上，对宇宙的宗教感情成为其被解构的避难所，这种感情成为最终归宿。 4、人道主义之蔽与对狭隘善恶的超越 在伦理上，人道主义维护人的价值与地位，主张人有自由发展个性和才能的权利，把人的幸福、利益作为评价社会关系的准则。近代以来，科学一直竭力操守人道主义原则，为人道主义的普遍实现作出了努力。然而，由于关涉人性的深层悖论，一味地追求人道主义并不一定能为人类带来真正的人道，也不一定能实现科学与社会的人性化发展，在追求“人道”的过程中导致的全球性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对此，海德格尔也作出了深刻的揭示，在他看来人道主义之蔽在于，“无论人道主义的种类随目标与根据，随实现它的方式与手段，随它的理论的形式之不同而如何不同，总之这一切种类的人道主义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即：人道的人的人性或人道，总是从一种已经确定了的对自然、对历史、对世界、对世界根据，也就是说对存在者整体的讲法的角度来规定的。”[15]近代以来，人被规定为理性的动物，人道主义把人的一般本质规定作为前提，进而对人性作出各种规定，以此来设定与改变世界。海德格尔在此洞察到了人道主义对存在本身的漠视。人道与伦理的东西并非最根本的，也有其局限。而科学家的宇宙宗教感情，当然不仅仅限于科学家，它有助于克服人道主义中可能因过分地满足个人与人类的无止境的“人性”欲求而带来的人性之害，使为传统人道主义所遮蔽的存在开显出来。超越面对存在者整体所操持的狭隘的善恶观。爱因斯坦对此也有其独到的看法，他在谈到宇宙宗教感情时说：“同它相比，人类一切有系统的思想和行为都只是它的一种微不足道的反映。只要他能够从自私欲望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这种感情就成了他生活和工作的指导原则。”[16]无疑这种感情有助于人类使科技从人类学和工具理性的解释中走出来，力图把科技作为科技。有助于疗治人类的许多不良心态与文明病，进而实现人类在地球上的诗意的居住，确保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才能在包括地球在内的尽可能宽广的宇宙范围内实现博爱与至善。 参考文献： [1][10]海森伯.物理学和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65.171. [2][法]H.彭加勒.最后的沉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119-120. [3]卢梭.论科学和艺术[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11. [4]罗素.西方的智慧[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434. [5][13]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晚年文集[C].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28.29. [6][8][英]麦克格拉思.科学与宗教引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62.99 [7]Frank·Thilly.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1914.56 [9][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59 [11][英]A.N.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180 [12]李章印.自然的沉沦与拯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30 [14][德]马克斯·舍勒.人在宇宙中的地位[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81 [15]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366 [16]许良英、范岱年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C].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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