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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浪子的浅情薄意——穆时英小说中的性爱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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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招租，e-mail:yesize@hotmail.com 摘 要：“女人”二字在穆时英眼里，只有“女”，没有“人”。她们一会儿是“我”品鉴、消受的尤物，一会儿是捕诱、伤害“我”的猎手，独独不可能是与“我”站在同一地平线上的“人”。在两性捕和诱的扑朔迷离中，穆时英出色地编织了一层层华美而又忧愁的诗意，但这诗意的温存，仍然不掩他那都市浪子之心的浅薄与孱弱。 两性关系有多种形式。传统的夫妇，在婚姻中，为家族的延续一起做着传宗接代的事业。他们是人生的共同承担者，但常常都缺乏礼、欲之外的情感交流。纵使是范柳原那样的浪子，在和白流苏结为夫妇之后，也就“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1]实际上，即便是这种浪子的俏皮中，其所含的现代爱情成分也是微乎其微的。机智的俏皮，通常都只不过是，男子在传宗接代的大事之外为满足猎色的性消费欲望而制作的情感泡沫。泡沫之下沉淀的主要是男子单方面的肉的欲望，而少有宝玉面对黛玉时“林妹妹不说这样混帐话”[2]的人格鉴别、心灵沟通。 现代爱情，自然也并不排斥人类的繁衍使命，但种的延续不过是性爱的自然结果，不再是至高无上的天理大道。它摒弃了礼对生命的压抑、也断然否定了一种性别群体对另一性别群体的奴役。它以前所未有的勇气正视、认可男女两性（而不再只是男子单方）的肉体本能，而更为关注男女双方在人格平等基础上的心灵相知、情感相通，从而与以种族延续为目的、以消费女性为特征的传统婚姻、性爱划清了界限。 然而，并非每一个步入现代社会的人都具备健全的现代性爱意识。许多人因袭传统的重负，即便沐浴于二十、二十一世纪的阳光下，也仍然无法用人的观念来平等地审视异性对象，仍然不具备爱与被爱的心理能力，因而永远与现代爱情绝缘。穆时英在他的一系列小说中就有意无意地展示了自己的心灵病态。 穆时英的小说，通常都有一个叙述者兼主人公的男性青年“我”。“我”在不同的小说中往往都遭遇到一个不同的青年女子。随着情节的展开，“我”以丰富的感觉体会异性对象。作家穆时英对“我”的性爱价值取向基本上都取认同的态度。这使得叙述者、主人公、作家在不同篇幅中都或多或少地重合。读者就有充分的理由把“我”的许多感受、想象读作是穆时英本人的心灵独白、心理幻觉。 穆时英的心灵之病，并非是男女情感受封建礼教或者现实功利的压抑而枯萎、憔悴。这一方面，出入于十里洋场的穆时英，倒有着许多中国男人所没有的轻松、潇洒。但摆脱了“男女之大防”或者生存之功利的束缚，并不意味着在人的观念的方方面面都松绑了。在对人生怀着“总有一天会跑得精疲力竭而颓然倒毙在路上”[3]的现代焦虑的同时，“女人”二字在他眼里，仍然只有“女”，并没有“人”。去了这个“人”字，“女”就一会儿是“我”品鉴、消受的尤物，一会儿是捕诱、伤害“我”的猎手，独独不可能是与“我”站在同一地平线上的“人”，与“我”构不成橡树和木棉之间那平等的情意[4]。在两性捕和诱的扑朔迷离中，穆时英出色地编织了一层层华美而又忧愁的诗意，但这诗意的温存，仍然不掩他那都市浪子之心的浅薄与孱弱。 一 在性爱意识方面，浪子是有别于一般认真对待性爱的男人而存在的。首先，他对家庭生活、对名正言顺的妻没有兴趣。进入其性爱视野的女性，必定是家之外的“野花”、佳人。这一兴趣、立场，与女性的品质无关，只关涉女性是家内的还是家外的这一身份特征。其次，他在性爱活动中，总是把女性物化为即时的性消费品、从而剥夺其主体性。其三，他的性爱活动，不但不以组建家庭、进入婚姻生活为目的，而且也不以性爱的单一性为道德束缚、不以共同承担人生为前提。 鉴于中国以家族为核心的文化传统，有些喜欢沾花惹草的中国男人，在放浪形骸的同时，其实还根深蒂固地保留着家庭神圣不可动摇的观念。他们同时扮演着浪子与家庭维护者的双重角色。而在穆时英的心理中，“家”这个中华民族的强大集体无意识却少有积淀。他倒是一个纯粹的浪子。 妻这个角色很少进入穆时英的小说视野，仅在《贫士日记》一篇中得到表现，但在这一瞥中，贫士“我”对妻的刻 薄，就与其他多篇小说中“我”对交际花、舞女等情人、准情人的温情形成强烈对比。小说中，“我”感受怀孕的妻子无以御寒、无钱治病中，并没有多少丈夫的愧疚与怜爱。“我”不过是借妻的处境来对自己的贫寒自怜自怨而已。“我”既没有传统男人养家糊口的意识，也没有现代人与亲人相依为命的情意。所以，在小小的争吵中，“我”仅仅出于怄气，仅仅是为了报复妻子未必就没有道理的嫉妒心，就能义无返顾地辞去小家庭赖以为生的工作。 “妻”得不到“我”的关爱，并非是她有什么令“我”厌憎的短处。实际上，“我”根本就没有兴趣去审视她的长短处。妻这个“家花”的身份，带来的是一种共同承担人生的情境。这就已经足以使“我”的浪漫“花心”失去对人理解、包容的耐性，而带上一副无赖嘴脸。《贫士日记》继承的是中国文人炫鬻穷愁而骄矜于人的一类传统，但由于“我”不仅在家中冷漠刻毒，而且毫无反思忏悔，它根本就没有郁达夫《茑萝行》中所流露的纯真的赤子情怀，而成为此类文学的末流。 与对妻的刻薄相反，“我”对家庭之外的女性，尤其是交际花、舞女等带着风尘味的女性，却是温情的。实际上，正是异性身上的风尘味最能激发“我”的浪漫感，引发“我“的性爱趣味。因为风尘感给“我”带来的是短期色消费的方便，使“我”得以逃脱共同承担人生的性爱之沉重。穆时英正是在这对生命应当承受之重的回避中，显出自我生命之轻的一面。 穆时英是以品物的趣味来品鉴女性的美貌的。《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中，对交际花式的女学生蓉子，“我”是这样感受的： “第一次瞧见她，我就觉得：‘可真是危险的动物哪！’她有一个蛇的身子，猫的脑袋，温柔和危险的混合物。穿着红绸的长旗袍儿站在轻风上似的，飘荡着袍角。这脚一上眼就知道是一双跳舞的脚，践在海棠那么可爱的红锻的高跟儿鞋上。把腰肢当花瓶的瓶颈，从这上面便开着一枝灿烂的牡丹花……一张会说谎的嘴，一双会骗人的眼――贵品哪！” 在“动物”、“蛇”、“猫”、“花瓶”、“牡丹花”这一系列繁复的拟物修辞中，蓉子作为女人的“人”的内涵已经消失殆尽。她成为异于男人、因而也是异于人而更为接近动植物的异类。她以物化的性感，成为“我”潜在的性消费对象。“危险”的感受，表达的不过是男人把女性物化、异类化后所产生的陌生感，以及由此陌生感所带来的消费恐惧感。把漂亮女人列为“贵品”，更充分显示了穆时英把女性物化为纯粹的色来咂摸、品鉴的男性性消费心理。 这种把女性物化的描述在穆时英的小说中比比皆是。在《craven“a”》一篇中，他把被称为“craven‘a’”的风尘女子的身体比作是“一张优秀的国家的地图”，以男性色情的眼对这一肉体的每一部分进行暧昧的物化描述。把异性性感与异性的物化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只能说明男性主人公乃至作者，在心理上根本无力与异性对象进行人层面上的恋爱，难以走向男女双方的精神交流，只能把性爱堕落为廉价的即时消费。 浪子在把异性物化的同时，对自己的性消费对象常常也是温情脉脉的。这是浪子异于流氓之处。自古以来，许多富有才情的浪子文人，如柳永、周邦彦等，都曾在这种温情上敷衍出一篇又一篇动人的情语。这种温情，在消费女性又唾弃女性的传统社会中，也算是聊胜于无的珍贵情意了，故有“众名姬春风吊柳七”之类的传说来回报它。[5]但如果以共同承担人生的现代爱情尺度来衡量，这浪子温情又未免太过肤浅了。穆时英借“我”之眼，温存地看着寂寞的craven“a”、看着疲倦的“黑牡丹”[6]时，投注的正是这一浅情薄意。 craven“a”是个在堕落中寂寞的年轻女子。她美丽性感，与异性性关系十分随便。玩弄她的男人掉过头便骂她“那么cheap”。她象无助的孩子一样渴望真情，但在二十岁的时候终于带着老去的寂寞心自杀。细细品鉴，可以发觉，作者以及叙述者“我”伤怀的只是她的寂寞，而不是她的堕落。因为她堕落中带着性挑逗的顽皮游戏，十分符合 “我”的性趣味，堕落给“我”带来的是色消费的方便。其实，“我”面对女性，是不愿亦无力触及其寂寞心之后更深的人生缺失、人性失落的。“我”对女性有限度的同情、理解，仍是以女性不改变其男性性消费对象这一特质为前提的。 在c raven“a”烂醉的一个夜晚，“我”觉得她“完全象个孩子似的”，故产生父兄般的怜爱之心，没有乘机对她进行性消费。第二晚，craven“a”主动让“我”得到了补偿。其实，穆时英无论如何还是舍不得让他的男主人公最终失去消费女性的机会的，有后一晚的补偿才有前一晚的道德自律。最肤浅的道德自炫，也仍是以男性性消费欲望的最终满足为后盾。 在“我”充满欲望地凝视craven“a”的寂寞心时，穆时英的才华在于，用《初夏的最后一朵玫瑰》这一首民谣以及“青色的寂寞”、“带着橙子香的声音”等出色的通感，营造出一种感伤而又清新的情调。浮于表面的诗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掩盖了情之浅、德之孤。 穆时英常把目光投在寂寞或者疲倦的舞女身上，除了欲望的投射之外，还因为他自己在现代都市快节奏的生活中，也产生了难以承受的寂寞感和疲倦感。但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同境遇中，他并没有象白居易对待琵琶女那样，从自我的心灵出发真正去关怀对方深层的生命存在状态[7]。在蜻蜓点水般的温存中，他既满足了自己的性鉴赏、性消费欲望，又缓释了自己的寂寞感、疲惫感，但始终不曾忘我地走进对方心灵的更深处。《黑牡丹》一篇中，邂逅“妖气”而“疲倦”的舞女“黑牡丹”，“我却觉得，压在脊梁上的生活的重量减了许多，因为我发觉了一个和我同样地叫生活给压扁了的人。”而当“黑牡丹”在郊外欧化的世外桃源中恢复过来后，“我觉得压在她身上的生活的重量也加到我的脊梁上面来啦，世界上少了一个被生活压扁了的人咧。”“我”心里惦记的始终只是“我”自己。“我”关注别人的寂寞与疲倦，并非出于善良救世的人道情怀，一如我们在“五四”文学传统中常见的那样，而只是为了抚慰自己的孱弱之心。尽管穆时英在二十世纪都市中感受到的人生焦虑，是有别于传统士子的入仕情结、怀乡愁绪的，给我们以“现代”的感觉，但他对女性的浅薄的温情与传统浪子却仍没有多少差别。 穆时英以浪子之心审度女性世界，所塑造的风尘女性形象一般都难有赵盼儿[8]、杜十娘[9]那种人张扬主体精神时的神圣灵光，而常常只是男性欲望的产物。craven“a”在“青色的寂寞”中，从未曾想要改变一下自己的性消费品角色，最终只能走到死胡同里去。“墨绿衫的小姐”酒醉后阴差阳错地和“我”同居了一晚，酒醒后写纸条称“我”为“幸福的流氓”。[10]这一称谓至少表明，她认为男性的幸福感完全可以撇开心灵交流而由流氓行为中产生，哪怕他们消费的肉体因为酒醉甚至没有正常的知觉。而她自己则显然为成为男性获得这一“幸福”的桥梁而自得。这里，我们完全看不到女性作为主体的任何富有尊严的心灵悸动，甚至也看不到女性主体的肉体欲望，当然也更看不到女性对男性在平等的人层面上的精神期待；女性仅仅是男性欲望的对应物，是心甘情愿的消费品。 穆时英的小说中也有一些纯情少女而非风尘女子式的恋人形象，但“我”最终都没有与她们完成恋爱的圆满。这并非是因为穆时英对人生有何宿命式的悲剧感，而是浪子穆时英在心理上对圆满恋爱中沉甸甸的人生内涵有着警觉的防范，他根本不允许作为自我人格之化身的“我”与任何一位良家女性走到一起去共同直面人生、承担生命之重。这样，《公墓》中那个紫丁香一样的姑娘欧阳玲，只好在“我”将要表白爱情之前恰如其时地死去，留给“我”无限的惆怅。《玲子》一篇中，“我”启蒙并获得了女学生玲子的初恋爱情后，便“扔下了这朵在我的心血的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名贵的琼花，为着衣食，奔波到千里外的新加坡去了。此后，我就不曾看见过她，也没一个人告诉我一些关于她的消息，可是，在我一个人坐在桌前，便默默的想起她来。” 纵为衣食，“我”如果有情，千里之外原也可以音信相通。实际上，“我”是以逃跑的方式，使与良家女子的恋爱，也演化成为风月场中的一次性性消费。“我”抛弃她不过是割舍一件无用而奢侈的物品，仿佛不是面对一个人，因而不需要任何理由，不需要为前一晚的逢场作戏承担任何责任。廉价的怀想中，带着一丝煽情的感伤。这既是回味曾经占有的满足感，也是向世人索取不应有的同情，仿佛“我”不负责任的逃遁也是“我”的损失，而企图掩去的则是浪子温情背面的冷酷与薄情。 二 穆时英小说中的主人公“我”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和作者身份相近的都市浪子，另一类是与作者身份相去甚远的流氓无产者。第一类的“我”，或为大学生，或为律师，或者身份不甚明了，但都是带着浪子气的 绅士，文雅而孱弱，其以女性为消费品的薄情往往通过温情脉脉的方式来表现——除了对妻是赤裸裸的刻毒之外。第二类的“我”，则以流氓无产者的破坏欲恣意诅咒女性、强暴女性、扼杀女性。这温情与残暴实际上正是穆时英心灵中相互补充的两个层面。[11]脉脉温情既是浪子肤浅的情意，也是浪子的软弱无力；残暴便是软弱无力者在臆想中渴望拥有的强悍品格。 绅士浪子穆时英认为性爱就是物化异性而后进行消费。他在消费异性的时候，时时唯恐消费对方不成反被对方消费、物化对方不成反被对方物化。《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中，“我”在性爱游戏中不断揣摩着自己与女学生蓉子的关系。“对于这位危险的动物，我是个好猎手，还是只不幸的绵羊？”显然，他认为男女性爱关系就是“猎人”与“猎物”的对峙。在性爱战斗中，胜者升格为“猎人”、为主、为消费者，败者降格为“猎物”、为奴、为消费品。女性在“我”的感觉中被异化为动物后，其物性刺激着“我”的性消费欲望，其陌生感又让“我”产生被猎的危机意识。在欲胜又惧败的迷离中，“我”除了暴露出自己人的观念的根本匮乏之外，还展示了浪子之心的孱弱无力。 “我”多次想到蓉子的嘴是“会说谎的”，蓉子的眼是“会骗人的”。这些贬义的说法，并非从现代爱情观出发，对女子的恋爱游戏进行道德批判。它表达的不过是“我”担心难以占上风的恐惧。实际上，“我”怀着病态的性爱观，正嗜好着这类以“诱”和“捕”为特征而不以平等的爱为特征的恋爱游戏，所以“如果蓉子是不会说谎的，我早就忘了她了。”在这一点上，穆时英倒没有伪道学家允许自己堕落又要求女性守节的不平等。但他的道德平等实际上是共同不道德的平等，包含男女双方一起堕落为“非人”的“权力”，而没有共同提升人性的追求。蓉子在许多男人中周旋，视男性为消化物，称自己得了“消化不良症”。“我”对这一物化男性的行为根本没有道德人格上的审视，而是顺着她的思路，要求她“排泄了那些滓吧”。这里，对被物化、被消费的男性既没有哀其不幸，更没有怒其不争。这里，只有对生命的漠视和践踏，只有对一己性利益的患得患失。“我”不时发出“在恋爱上我本来是低能儿”的自叹，表达的不过是自己面临被猎的危险时的自怜自惜，并没有恋爱观、人生观上的反思。所以，“我”最初抵挡女色之恐惧的武器是“女性嫌恶症”。这表明“我”只能以一种性别霸权抵御另一种性别霸权，根本没有两性和谐平等的观念。“我”的“女性嫌恶症”迅速失效，并最终被蓉子当作过时的消遣品抛弃，“我”想到的是“孤独的男人还是买支手杖吧。”姑且以手杖代替姑娘挂在手臂上，这无可奈何中并没有任何人性批判的锋芒，透出的仍是物化异性的浅薄和“弃男”无力的私怨。 出于浪子的精神孱弱，心理上处于优势状态的性感女郎总是让“我”产生不可摆脱的危险感。《某夫人》和《红色的女猎神》，表达的便是穆时英对这类女性既迷恋又恐惧的复杂心情。《某夫人》一篇，绝大部分篇幅都是从日本军官山本忠贞少佐的视角，反复渲染朝鲜女间谍madam x无与伦比的性感和难以抗拒的性魅力。作家在这种描写中其实也暗暗宣泄了自己对性感女性的强烈欲望。故事的结局是蠢笨的日本军官不仅上了假情报的当折了兵，而且还丢失了进攻辽东义军的军事密件。结尾从madam x的视角出发，让她对山本忠贞少佐进行居高临下的嘲讽，隐含的作者出于同受压迫的民族立场与madam x一起嘲弄了侵略者。但这一结局由于对山本忠贞炽热的性欲望构成反讽，前面和山本忠贞视角合一、一同沉迷的作者实际上也受到了自设的嘲讽。其实作家穆时英是借一个漏洞百出的间谍故事来暗暗宣泄男性对女性强烈的性欲望以及对沉迷于欲望的极度恐惧。表面的民族立场后面掩藏的是作家反向的性别意识。《红色的女猎神》中，“我”迷恋一个美丽而且性格强硬的女性，结果是“我”跟她一起进了囚车。总之，在穆时英的感觉中，沉迷于对女性的欲望总不会带来好结局，尤其对方既精神强悍而又风骚美丽时。 出于对精神强悍一类女性的恐惧，穆时英自然更倾向于让“我”把性爱冲动指向精神处于劣势状态的女性和以性消费品为职业的女性。她们本来处于精神劣势，“我”即非强者，亦得以占上风；她们自诩为性消费品，“我”消费起来就较为便当，一般不至于堕入反被消费以及其他种种难以预测的危险中。 尽管第一次见面，craven“a”的性挑逗已经让“我”感到兴味盎然，但“我”与她深入交往的一个重要契机却是“她”当众挨了别人的耳光后哭得“完全象个孩子似的”。 彼时，“我”的关怀，与其说是同情，不如说是乘虚而入。“我”那孱弱 而又渴望猎色之心，敏锐地直觉到，这个性感女郎此时的精神劣势已经挫去了她可能物化男人的锋芒、只有被消费的方便了。接下来，“我”陪她酗酒，表面上是体贴她的委屈之心，实际上却是期待她进一步沉入混沌状态、彻底消解意志力。为了让男性“我”完全占据主导地位、百分之百地远离被猎的噩梦，穆时英让craven“a”烂醉如泥、一切不能自主，让“我”保持清醒、自由地操纵两性关系、完成道德自炫，就是必然的情节安排了。实际上，craven“a”无助的寂寞心，正是穆时英为了安慰男性色消费时的胆怯、为了制造男性精神优越的神话而设置的一个对象物。 《墨绿衫的小姐》中，一个唱歌女郎酒醉后把“我”误认为是她的情人，成就了一段短暂的艳遇。以桃代李被唤作是她的情人“罗柴里”，丝毫没有减损“我”意外所得中的惊喜，因为女性在“我”眼里只是色，而无所谓乎心。穆时英有着标准浪子的“大度”，并没有性消费的排他性。女郎酒醉后的意识昏迷，解除了她所有的精神戒备，省去了“我”征服女性的艰难与风险。一晚的艳遇，偶然得如同仙话、短暂得好象是南柯一梦。它其实不过是孱弱浪子臆想出的一段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的方便缘而已。 对女性性感有着无法摆脱的迷恋和恐惧，穆时英一方面把性兴趣投向精神处于弱势状态的风尘女性，追求色消费时的精神安全；另一方面便在潜意识深处滋生出对女性的怨毒与仇恨。这毒与恨，驱使他在把自己想象为流氓无产者的时候，充满敌意地把女性本质界定为以无节操为主要特征的恶与贱，然后恣意作着虐杀女性、强暴女性的强人之梦，以弥补他在现实中的精神孱弱。收入《南北极》中的《黑旋风》、《咱们的世界》、《生活在海上的人们》等便时时闪现着这残暴的梦魇。 这类以流氓无产者为主人公的创作中，与“我”、“我们”相敌对的他者群体有两个，一个是富人阶层，一个是女性群体。女性对男性构成诱惑，往往又背叛“我们”这一阶层的男性，投靠富人阶层的男性，成为其所有物和走狗。“我们”这一阶层的男性常常以惩戒者的身份居高临下地对女性施暴，从而一箭双雕既报复女性、也报复富人。穆时英笔下的性政治是附属于阶级政治、对阶级政治构成生动补充的。 面对富人阶层，穆时英借下层流氓无产者张狂的生命力，既对贫富不均的社会提出质问，也以非理性的盲目破坏力毁坏一切。这种鱼目混珠的阶级意识，转到性别领域来，便失去了其反抗社会不公的部分合理性，只剩下放纵人性恶的性别暴力。因为，女性对男性并不象富人对待穷人那样实际上存在着一个群体压迫另一个群体的事实。 《黑旋风》中，工人小玉儿移情别恋，“我”即把她认定为“阎婆惜”，称她和她那有钱的学生情人为“奸夫淫妇”，对他们大打出手。这种称谓和行动实际上承接了《水浒传》憎恶女性与憎恶敌对阶层相结合的立场，否认女人在婚姻性爱上有自主自择的权力。 《生活在海上的人们》中，两个主要的女性，翠凤和“我”的嫂子，均是见利忘义、背叛本阶级利益、投靠恶霸的走狗。其阶级道德与男性中的最无耻者在同一水准上。“我”与翠凤有密切的性关系，又由这一性关系而鄙视她，居高临下地议论她早忘了她死去的丈夫，尽管“我”与她死去的丈夫也曾是同一阶级立场的朋友。显然，“我”并没有把自己和翠凤放在同一性爱道德尺度上来要求。“我”对翠凤在性道德上的鄙视，其意并不在于维护某一性爱道德准则，不过是以自我为中心，从男人的立场出发憎恶女性、对这一异类保持警觉而已。翠凤在性关系上的无节操与阶级政治上的无节操相应和。当“我”得知翠凤告密，“我”首先想到的是“要再让我碰见了，不把你这窟窿，从前面直搠到后面！”这一粗话表明，在“我”的意识中，性关系其实只是男人对女人的暴力关系；其次，在“我”的观念中，女人哪怕参与阶级政治，归根结底仍不过是男人的性暴力对象，女人从本质上讲没有其他方面的人的内涵，因而对女人政治节操方面的惩罚也仍然是性惩罚；其三，夸大其辞地臆想男人具有无限的性暴力能量，是男性阳具自我崇拜这一集体无意识的显现。它是孱弱男人的强心剂。小说末尾，“我”、“我们”对敌对者、变节者的实际惩罚是虐杀。对虐杀充满快意的描述中，作者和“我”一起沉醉于对富人、对走狗、对女性施暴的狂欢中。这一暴力狂欢，拯救了浪子孱弱带来的人生无力感，但也无节制宣泄了人类非理性的破坏力、放纵了人性之恶。 三 面对异性、面对情爱，穆时英通常有着浪子消费女性的薄情、 浪子的孱弱以及由孱弱而产生的暴力幻想。但人的思想意识总是复杂而非单一的。偶尔，穆时英超越消费女性的功利心时，对被侮辱与被压迫的下层舞女也有着人道主义的同情。《本埠新闻栏编辑室里一札废稿上的故事》，便以采访记的形式揭示出下层舞女林八妹受到地痞流氓、舞厅老板、警察的联合欺侮，无端遭受辱骂、无端挨打，反被关进警察分所的遭遇。对这一相貌平平、一直过着非人生活的下层女子，穆时英显然没有以性消费品的价值来掂量其生命，而是从人应该得到基本的社会公平、基本的生存保证这一尺度出发，悲悯她所受的侮辱与蹂躏。这是“五四”关怀下层人的人道主义思想传统对穆时英思想的影响。令人遗憾的是，这种以人为尺度的现代价值标准并没有成为穆时英稳固的思想观念，只是昙花一现于其创作中，成为一个可贵的偶然。 穆时英浪子心在性爱观念上的匮乏，归根结底是现代人的观念的匮乏，是那个把人分为主和奴的等级社会的思想遗留物。人的观念的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只有男女双方都能走出主奴对峙的怪圈，把异性看作是和自己同类的人，在此基础上承认个体的差异，进而以相互尊重为前提进行性爱选择，男人和女人才能一起获得真正的拯救。 [1] 张爱玲：《倾城之恋》，《张爱玲文集》第2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88页。 [2] （清）曹雪芹：《红楼梦》第三十二回，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378页。 [3] 穆时英：《白金的女体雕像·自序》，《穆时英小说全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1996年5月第1版，第273页。 [4] 舒婷：《致橡树》，《中国新诗萃》，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280页。 [5] 《众名姬春风吊柳七》，《全像古金小说》（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第1版。 [6] 穆时英：《黑牡丹》，《穆时英小说全集》，第260页。 [7] （唐）白居易：《琵琶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卷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8] （元）关汉卿：《救风尘》，《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 [9] （明）冯梦龙编：《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警世通言》第3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1月第1版。 [10] 穆时英：《墨绿衫的小姐》，《穆时英小说全集》，第424页。 [11] 穆时英在《公墓·自序》中也曾说“……事实上，两种完全不同的小说却是同时写的——同时会写两种完全不同的情绪，写完全不同的文章，是被别人视为不可解的事，就是我自己也是不明白的，也成了许多人非难我的原因。这矛盾的来源，正如杜衡所说，是由于我的二重人格。”见《穆时英小说全集》，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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