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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超越性追求与女性日常人生——中国现代男性叙事中落后于男性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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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招租，e-mail:yesize@hotmail.com 日常生活与生命的超越意识相对，联系着人的自然生存状态。自然的人与自为的人，是生命不同的两个基本层面。生命在自为的超越性追求中，可能萌发出形而上的诗意追问，在超越大地的神性向往中获得意义的慰藉；也可能在仍是现实的层面上建构超越自然状态的历史理性，从而把个体的存在与社会事业、历史时间、民族国家等紧密相连，由此也获得另一种意义的慰藉。 中国现代男性叙事在对生命做种种超越性追求的时候，往往把女性指认为落后于男性的、缺乏生命诗意追问和历史理性追求的、沉沦于日常生活的价值否定对象。由于现代男性作家对男权集体无意识的继承，这种指认往往存在着多种偏颇：一是在以生命诗意批判庸俗人生的时候，也否定女性日常人生关怀的合理性，把女性在男权文化压制下的的生存挣扎也当作日常人生的庸俗态予以否定。这以老舍的《离婚》为代表。二是把日常生活与社会事业绝对对立起来，以男性事业追求否定女性日常生活方式。这以鲁迅的《伤逝》为代表。三是把女性日常生命逻辑置于革命激情的对立面，从而沉湎于革命狂热之中。茅盾的《蚀》三部曲在一系列革命魔女的形象塑造中呈现出这一价值偏颇，但茅盾对静女士、方太太女性生命逻辑的细心体察中又弥补了这一不足，从而使得日常生命逻辑、女性人生逻辑在起到反思革命、反思历史作用的同时，也为自身在现代男性意识中争得了珍贵的一席之地。 原本被认为是落后的女性及其所代表的日常生活原生态，有时被现代男性作家抬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从而在另一层意义上与历史理性挂上钩，往往又呈现出另一种偏颇：在超越性升华的过程中被抽去了女性生命、个体生命的丰富性，从而造成女性生命、个体生命的异化。这以老舍的《四世同堂》为代表。 一、女性日常思维与生命的诗意追求 在漫长的父权统治历史中，女性总是作为男性视阈中的自然存在物而在生生死死、柴米油盐等日常生活层面上沉浮，难以超越自然存在而成为自为的群体。促仄的生存条件也造成女性思维在整体上的狭隘、简陋。她们再怎么力争上游往往也不过是力求做稳女奴，而难以超越艰难的现实生存条件去追问生命的形而上意义、难以去关注自己不能置身其中的历史之理性。然而，女性缺乏自为意识的精神贫乏，又造成男性在追问生命诗意、追寻历史理性过程中的精神寂寞。 中国现代男性叙事在作形而上的生命诗意探寻时，一方面既从男性精神共鸣的角度揭示、批判女性精神生活的贫乏，另一方面往往又出于男性中心意识而对女性谮越男权道德的行为进行不合理的否定、从根本上堵死了女性成为自为的人的现实通道。由于把原本不乏合理性的女性人性批判与不合理的性别等级观念相融合，中国现代男性叙事依然维持着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刻薄面目而在一定程度上背弃了解放妇女的现代启蒙理性。 老舍的《离婚》，以生命的诗意追求来批判日常人生的平庸、无聊，是老舍小说中最具有哲学深度的优秀作品之一。然而，作品在把李太太作为老李体会家庭桎梏的具体代表、状写其凡庸愚昧时，却没有倾注曾倾注于男性落后人物张大哥身上的悲悯情怀，而始终贯穿着男性强势性别群体对女性弱势性别群体的刻薄、霸道。 老李对缺少形而上超越性思维的李太太厌恶到憎恨的地步，哪怕被她深情照顾病痛也觉得自己“在生死之际被她战败”，并为自己“欠着她一条性命的人情”而懊恼。这从无爱的婚姻扭曲人性、扭曲夫妻关系的角度来看是作品心理刻划的深刻。然而，老李对太太任何谮越夫权权威、舒展自我的行为都心怀恨意并予以坚决压制，就不只是夫妻间爱情匮乏所必然产生的心理、行为了，更不是生命诗意对庸常人生的回击，而显然仅仅是源于男性压制女性主体性的攻击本能。 “前几天的要钱，剪发，看朋友去，都是她试验丈夫呢；丈夫没有什么表示，好，叫她抓住门道。今个晚上不等门，是更进一步的攻击，再不反攻，她还不定怎么成精作怪呢！” 李太太从乡间到都市，从与丈夫的实际相处中，有逐渐摆脱传统媳妇以丈夫为天的趋向，懂得主动向丈夫要家用的钱，开始自主妆扮自己，开始自主与其他太太交朋友，懂得在丈夫深夜迟归时与他耍一点小脾气，也就是说李太太开始逐渐摆脱家庭女奴意识而逐渐向与 丈夫平等的人的观念靠近时，便被丈夫视为大逆不道，并立即予以压制。这里，老李观念中的夫妻关系、男女关系，显然仍滞留在不是你压倒我就是我压倒你的传统主奴对峙模式上，在此基础上他必然要严密防范妻子谮越女奴地位而谨防自己失去家庭主人的权力优势。这种对妻子人的意识的压制，显然已经完全溢出了老李把家庭生活当作缺少诗意的人生桎梏、追求生命超越意识的思想框架，而透露出男性对女性的强烈的霸权意识。作家尽管并没有把老李看作一个完美的人物，在许多方面对他也有审视与批评，从而实现着作家的男性自审，但在老李这一压制太太女性主体意识的思想、行为上对他并没有什么否定，倒是隐含作者在老李敌视、惩治妻子女性觉醒行为的描述中也恣肆地宣泄着男性把女性重新逼回精神劣势时所产生的快感。这种由奴役另一性别而得来的快感显然属于人性恶的范畴。 《离婚》在合理进行生命诗意追问的同时，又不合理地把女性在现实日常人生层面上舒展人性、争得做人甚至不过是做稳女奴的人生努力，都当作日常生活的庸俗态予以嘲讽、压制，作品的超越性人性追求中实际上潜藏着男性优势性别群体压制女性弱势性别群体的霸权意识、封建糟粕，从而由关怀生命的起点出发却不免让一只脚滑进否定生命合理关怀的泥潭。 二、女性日常人生与社会事业 中国现代男性叙事，并不仅仅是在作生命诗意追问的时候，才存在着不合理指控女性合理生命关怀的价值误差。在追求历史理性的社会事业、革命激情、国家民族叙说中，中国现代男性叙事也仍不时地陷入压制女性合理生命需求的价值陷阱中。 现代妇女解放的基础是让妇女重返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然而，重返社会公共生活领域，应是使女性在为自己拓展出社会生存空间、社会意识的同时也从根本上改变其家庭生活质量，而不是以社会事业来简单否定女性日常生活、从而造成新的生命异化。但是，中国现代男性叙事在批评女性落后的时候，往往以社会事业简单地否定家庭日常生活，以既有的男性生命尺度简单地否定既有的女性生存方式。这种简单指责，在女性尚不具备立足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尤其不公。 《伤逝》中，子君人生悲剧的原因，长时间内总被归于子君自身觉悟的程度有限和外部环境的严酷两方面。近年的研究则涉及到了涓生的责任以及叙事者、隐含作者的男性中心立场。[1]这里，我将对《伤逝》中“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与“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这两句常诵于读者之口的经典格言进行剖析，从中管窥《伤逝》文本的男性霸权意识。 “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伤逝》） 这句貌似客观的话出自涓生之口，也代表着隐含作者的价值立场。在特定的文本语境中，它暗含着这样的判断：子君停滞不前因而破坏了爱情。涓生随后就提供了子君确实停滞不前从而使爱情不能“更新，生长，创造”的证据：忙于做饭、养鸡、养狗之类的家务事竟至于和“我”谈天以及读书、散步的时间都没有了。这样她的见识越来越短，以致于不给“我”买的花浇水而爱喂她的小狗，以致于要和官太太暗斗而不向“我”倾诉沮丧的心情，以致于总是为了催促“我”吃饭而打断了“我”的构思，把她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总之，子君变成了一个只懂得日常生活而不懂得理解“我”、不懂得人生更多追求的小女人了。然而，何以子君理解“我”是必需的，而“我”却从未想到要去理解她转入家庭事务时的内心感受呢？ 这里，当涓生借忏悔之名再一次对子君进行停滞不前的指控时，首先是思维上以自我为中心，把爱情双方的心理隔膜完全归罪于女性，而完全没有反思男性“我”在这场婚姻中对异性逻辑、异性人生处境缺少理解的过失；其次，价值判断上，涓生以及隐含作者显然是把日常生活完全置于爱情“更新，生长，创造”的对立面，把摒弃日常生活的“我”确认为树立价值标准的权威，把沉入日常生活的子君判定为价值否定对象，而并没有在爱情的“更新，生长，创造”中整合进社会事业追求与日常生活这婚姻家庭生活中应有的双重内涵。然而，只要我们不能否认婚姻与日常生活的必然联系的话，首先要得出的结论倒是：涓生从恋爱转入婚姻时，由于不能在浪漫爱中整合进日常生活的现实内涵，因而失去了爱情“更新，生长，创造”的心理能力，从而让爱情夭折。在这个不合理指控的忏悔过程中，隐含作者显然是操纵话语霸权的男性人物涓 生的同谋。而在婚姻生活中，把社会事业与日常生活置于价值绝对对立状态，以前者否认后者的价值，便是隐含作者、叙事者、男性人物共同倚仗的价值霸权。涓生借忏悔之名把爱情夭折的责任一味推卸给子君，这就造成了《伤逝》文本关于爱情“更新，生长，创造”理念在特定语境中的偏颇与狭隘。 “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伤逝》） 这句格言，如果是用以告诫争取自由的叛逆女性要注意经济权问题，那么是男性作家思想深刻与人道情怀的表现。鲁迅曾经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表达过这个意思。他说“……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2]但是，如果“人必生活，爱才有所附丽”这句话，并不是为弱者计，而成为两性关系中生存能力强的一方保护自我生活利益、以免与没有社会生存能力的一方共分一杯羹的遁词时，体现的就是人性的自私、强者的无耻，就是对人道基本精神的背叛。当面对外部生存压力以致于衣食无保时，涓生想到 “其实，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现在忍受着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伤逝》） 那么，这时涓生要子君离开，就已经不再是男女双方爱与不爱的问题了，而是面临生存危机时，两个叛逆之子中的一人，便要掰下另一只紧握着的手，让她独自去面对“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好省下一口饭自己独食、好省下一点力气自己独自求生。“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中“生活”对“爱”的瓦解，在这里，并非是指生活实际困难带来爱情双方的心理差异或现实阻隔，从而破坏了爱情；而是指两性关系中占生存强势的一方有时必须摒弃爱情，从而避免与爱人（或曾爱过的人）共患难，从而在不顾惜爱人（或曾爱过的人）的生死的情况下先保证自己的生存。“……涓生虽然标榜男女平等，也真心希望子君能与他共同奋进，却仍脱不了男权意识，最终还是习惯性地以女性为牺牲。”[3]文本中，子君 “卖掉了她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环”以加入家庭“股份”的举动，已经证明了她至少在结婚时并不是“只知道搥着一个人的衣角”的寄生型女人。不过是男性人物涓生继承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念，拒绝承认子君家务劳动的价值，在无力与社会抗争时，便把承担家务劳动的女性强行指认为自己求生的累赘物。然而，“将自己生存的无能转嫁于子君，虽不如‘女色亡国’式的思维严重，但其精神实质却是一致的。”[4]令人遗憾的是，《伤逝》文本中，涓生反复忏悔的只是自己“说出真实”这“无过之过”[5]，而在忏悔过程中，这“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却成为他再次不合理指控子君而为自己辨解、为自己怜惜的理论依据。隐含作者、叙事者与忏悔的涓生合一，那么涓生忏悔时的思想局限，实际上也就是《伤逝》文本的思想局限了。 日常生活中所蕴含的生存观念，在《伤逝》文本中，成为人物涓生以及隐含作者可以随手抛弃和随手加以改造利用的工具。至于是抛弃还是利用，则根据其不合理指控女性的方便而定。人物及隐含作者或在否定日常生活生存基本关怀的意义中，否定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女性生命价值；或在把日常生存关怀歪曲为强者生存的逻辑中，背弃基本的人道道义，使女性成为男性生存的牺牲品。 三、女性生命逻辑与革命激情 革命一直是中国现代男作家心头挥之不去的核心情结。女性在中国现代男性叙事的革命叙说中，要么充当引导男性前进的抽象的革命符码、性别符码，如巴金小说中的革命圣女李静淑、李佩珠，茅盾小说中的革命魔女慧女士、孙舞阳等；要么充当落后于男性革命激情的、思想彷徨犹豫的代表，如茅盾小说中的静女士、方太太；要么充当男性革命所要拯救的苦难对象，如《白毛女》中的喜儿。 在茅盾小说《蚀》三部曲中的《幻灭》、《动摇》中，较为贴近女性日常生命逻辑的静女士、方太太，分别与坚定果敢、性感动人、超然于日常生命逻辑之上的革命魔女慧女士、孙舞阳相对，是男性作家心中对革命感到犹疑、困惑这一弱质心态的形象投射。文本中，静女士、方太太的女性生命逻辑与权威叙述者以及男性人物方罗兰等的男性立场相对峙而构成作品的内在张力，从而深刻地体现了作家茅盾对待革命、性爱等问题的矛盾态度，体现了作家的二重人格[6]。 < br> 《幻灭》中，静女士对学潮、革命都有一些不入主流的消极感受， “她自去年的女校闹了风潮后，便很消极，她看见许多同学渐渐地丢开了闹风潮的正目的，却和‘社会上’那些仗义声援的漂亮人儿去交际――恋爱，正合着人家的一句冷嘲，简直气极了；她对于这些‘活动’，发生了极端的厌恶，她的幻想破灭了，她对于一切都失望，只有‘静心读书’一语，对于她还有些诱惑力。” “她看透了她的同班们的全副本领只是熟读标语和口号；……有比这再无聊的事么？” 静女士在革命中的种种不适应，使她对群体、对革命都产生了一定的游离感。但正是这一近乎过敏的心理感受从一个侧面敏锐地批评了革命中的混乱情形，使作品内涵溢出了整合现代时间意识、追随时代革命洪流的框架，而在历史宏大叙事场景中凸现出以个体、人性为尺度的审视眼光，产生了反思政治运动的审美张力。隐含作者一方面在对静女士敏感心态的抒写中，表达了自己对革命中泥沙俱下情形的怀疑、对世态人情的针砭这些心灵深处挥之不去的人生感悟；另一方面又出于追赶历史洪流、整合现代时间的心理焦虑而对自我的这一带弱质的敏感心态不满，故又以权威叙述者的身份在第十一章中把静女士判定为“怯弱，温婉，多愁，而且没主意”，并在静女士心理上仰视、依赖慧女士、王女士的叙说中加强这一判断，从而顺理成章地把静女士不同于慧女士、王女士的游离于群体、革命的感受归之于静女士自我的个性缺憾，而消解它的批判锋芒。然而，恰是这种被权威叙事者判定为有缺撼的个性，支撑了作品的人性深度、支撑了作品反思革命潮流的思想深度。 《动摇》中，作家让方太太为自己辩解说： “……跟着世界跑的，或者反不如旁观者看得明白；他也许可以少走冤枉路。”（《动摇》） 从而使女性反思历史、反思革命的眼光与男性人物追赶革命潮流的强烈焦虑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微弱对话。 而方太太在两性关系中受伤害的感觉，则与作品中与革命激情相交融、相置换的性激进观念形成了势均力敌的对话关系，从而更进一步质疑了性激进观念和革命激进观念。方太太在向方罗兰提出离婚时说： “这世界虽然变得太快，太复杂，却也常常变出过去的老把戏，旧历史再上台来演一回。不过重复再演的，只是过去的坏事，快乐的事却是永久去了，永不回来了。我们过去的快乐也是决不会再来，反是过去的伤心却还是一次一次地要再来。……”（《动摇》） 这里，方太太把夫妻间由于方罗兰对孙舞阳的迷恋而产生的裂痕上升到“悲观的哲学”的高度，其所用语言几乎都与前面她对历史、革命的感叹相同。对两性关系的悲观感受与历史循环论交织在一起，这样，方太太在感叹爱情不再的同时，实际上也对革命所负载的线性历史进步观念形成质疑，对盲目的革命狂热激情进行了反思。其实，即便只是方太太并不直接涉及历史反思的爱情痛苦本身，由于具备审视方罗兰不能直面自己的性爱波动这种懦弱个性的功能、具备审视孙舞阳靓丽风姿中的放荡意味的功能，就已经具备了批评孙舞阳形象中、方罗兰价值观中与革命激情相互激发的性激情的功能。这就使得女性注重爱情生活的日常思维也成为与革命主流话语相并存而构成实际对话关系，而没有使之简单地沦为阐释社会历史进化逻辑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为女性个人情感生活在现代意识形态中争得了一席之地，在一定程度上质疑了孙舞阳形象中所代表的现代历史时间意识。 静女士、方太太，可以说是茅盾性格中敏感、细腻、苦闷、狷傲的一面带上女性面具后的形象表现。这些女性尽管没有象孙舞阳、章秋柳那样以虚幻的英雄姿态来承担茅盾宣泄追逐时代革命潮头、整合现代时间意识、自由操纵两性关系的渴望，却以现代人的真实面貌承载了茅盾另一些丰富、细致的生命体验。她们所谓的落后，恰恰是脱去虚幻的神性、魔性光辉之后的现代女性的人性真实，恰是作家对人历史、革命进行深刻反思之后的思想深刻。她们的女性生命逻辑，质疑了狂热的革命激情，从而使得作品在追赶革命主流之外，又产生了反思革命风暴、质疑历史理性的审美张力，使得作品的价值趋于多元。 四、女性日常人生与民族、国家 < br> 生命超越自然存在的又一种方式是把个体生命与民族、国家观念相结合，从而在追逐现代历史理性之一的民族、国家信念时获得生命的升华。但是对具体生命存在的任何一种升华都有可能对生命存在造成异化。是否会形成异化，关键要看对生命某一内涵进行升华时，是否依然保存了个体生命的人性丰富性，是否依然尊重了个体生命的主体性价值。 在父权制历史常态之下，女性一般只被认做是社会历史之外的自然存在物。现代男性叙事的一个进步表象便是女性开始直接投身于民族国家事业中，开始被直接整合进民族国家话语中。但这种整合有时是以象征的方式为女性的自然生命存在寻找符合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宏大意义。这样，民族国家意识形态需求作为一种先在理念，往往难免对女性的生命丰富性作出削足适履的取舍，从而对女性形成新的压抑。老舍四十年代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中的韵梅便是应作家反思国民性、整合民族国家意识需求而设置的女性形象。 《四世同堂》中的韵梅是《离婚》中李太太的形象延续。但她与丈夫祈瑞宣的精神分歧在作品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而主要归结在双方对日寇入侵问题的认识这一点上。祈瑞宣有着极为敏感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羞耻感，一直在为家庭尽责与为国尽忠不能两全的痛苦中自我折磨着；而妻子韵梅只懂得柴米油盐，在抗战这样重大的问题上缺少见识，以为 “反正咱们姓祁的人没得罪东洋人，他们一定不能欺侮到咱们头上来！” 但同时，韵梅既麻利又和气，既机敏又厚道，是一个既能干又通情达理的当家孙媳妇。在日本人占领北平的艰难岁月中，富有传统女性美德的韵梅成为大家庭实际的顶梁柱。也正是从日常生活伦理出发，韵梅在日本人占领下体会到日常生活的艰辛，因此逐步对侵略战争形成直觉式的朴素批判；由目睹日本孩子的霸道而迸发出朴素的民族反抗意识。这样，韵梅在男性作者的眼中，其精神缺憾就由《离婚》中家庭主妇缺乏形而上的人生诗意追求转化为家庭主妇与社会历史的隔膜；但同时，韵梅作为家庭主妇，在男性视阈中，又由于其坚韧的母性品格，而于不自知中天然地被当作社会历史的坚强后盾；又由于其朴素的生活直感，而被赋予与社会历史理性暗自息息相通的意义。母亲型女性，作为男性视阈中民族日常生活原生态的典型代表，在民族存亡的危难之际，成为作家阐释新的历史理性、思考民族文化优劣性的理想人物。“辛劳一世的劳苦妇女被人记起母亲式的形象特点，因而成了慷慨、博大、宽厚、能承受命运给予的一切的大地之母。闇哑的女性获得了远远超出自身性别个体之外的价值，她代表著社会革命的新兴意识形态极要寻找的精神及物质之根――理想中给人安全感和希望的下层劳动大众。”[7]正是基于这一意识形态需求，韵梅在作品的后半部形象越来越往正面价值方向发展，其形象所蕴载的国民性批判主题逐渐为整合民族意识主题所遮掩，以致于“女主人公韵梅的‘世界’‘由四面是墙的院子开展7到山与大海’，她的母亲的‘爱’也由‘家庭’‘放射’到‘社会’、‘国家’，这些描写显然带有很大的抽象性，其实是表达了作者的一种主观体验与意愿：‘母性’（‘女性’）不仅作为‘家庭’，更作为‘国家’、‘民族’的支撑力量。对‘女性’作用的这种夸大，在社会学上自然是毫无意义的，但却反映了一种心理上甚至本能地对于‘女性’（ ‘母性’）的依恋、归依。”[8] 无论是作为缺乏民族整体观念的大众代表，还是作为支撑民族心理的母性代表，韵梅这一形象在《四世同堂》中的作用都是男性作家在特定时期反思民族心理、整合民族国家意识的道具。作品的民族国家话语压倒了人物的个性话语，人物成了作家演绎民族国家理念的传声筒，因而韵梅的心理只能围绕不正确和正确的民族国家理念展开，其余的一切诸如夫妻精神不能共鸣时的女性痛苦、大家庭中只能任劳任怨时的复杂感受等均被省略、被压抑了。当她抗日观念糊涂时，她的思想与祁老太爷完全相同，有广大“老中国儿女”的共性特征，而没有多少自我的个性面目；当她作为民族的母性心理支撑时，她仍然不过是大众的典型代表，她的刻苦耐劳、母性力量都是民族心理需求的形象凝聚，具有平均约数的无个性特征，而独独缺乏了个体生命的鲜活魅力。 这一形象在作家的阐释中因与民族国家意识挂上钩而提升了价值，但这一提升价值的升华实际上是以牺牲女性生命真实、个体生命的丰富多样性为前提的，因而对女性的生存真相形成了遮蔽。它遮蔽了女性在只有奉献、没有索取的生存状态中的苦难体验， 从而使得女性再次沦为迎合男性寻找精神归宿的弱质心理需求、而丧失自我生存真相的意识形态符码；使得《四世同堂》文本显出民族国家话语与传统男权话语合谋的性质，而区别于以女性苦难体验与民族国家一体化观念尖锐对立的女性文本《生死场》[9]。对女性母性美德的这种单一歌颂，由于在价值判断上肯定了把女性异化为一种丧失人性完整性的母性对象物，虽然把女性价值抽象化到支撑民族心理的至高无上的地步，在本质上仍包含着从男性心理需求出发、从民族国家意识形态需求出发而对女性人性进行割裂、掠夺的霸权意识。 中国现代男性叙事在以生命的诗意追问与历史理性追求这两种超越性人生追求为价值尺度，批评缺乏自为意识的生命自然状态时，由于强大男权集体无意识的渗透，往往流露出压抑女性合理生命欲求、否定女性生命价值的价值错位。这种价值错位，即便是鲁迅、老舍这样的大家也未能幸免。茅盾的《蚀》等少数文本，在某一个侧面能够超越男权立场偏见，在尊重、理解女性生命逻辑的同时，也实现了对历史、革命观念的有益反思。在整合民族、国家观念时，中国现代男性叙事虽然出于意识形态需求，有时也把与日常生活原生态息息相通的女性抬升到崇高的地位，但实际上是以牺牲女性生命丰富性、把女性抽象化为空洞符码为前提的。中国现代男性叙事在落后型女性的形象指认中，呈现出男性性别立场的复杂性、呈现出男性面对日常人生关怀与生命超越性追求时理念模糊的价值杂乱。对之进行细致辨析，是有益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探究的必要工作。 -------------------------------------------------------------------------------- [1] 李之鼎、周玉宁、李怡、冯金红、周楠的论文分别从不同侧面对该主题进行了相当有深度的论述，参看何云贵：《近年来〈伤逝〉研究综述》，《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9期。 [2]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坟》，鲁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9月第1版第119页。 [3] 周玉宁：《性别冲突下的灵魂悲歌――〈伤逝〉解读》，《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121页。 [4] 周玉宁：同上。 [5] 冯金红：《忏悔的‘迷宫’――对〈伤逝〉中涓生形象的分析》，《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5期。 [6] 丁帆在《人格的矛盾，矛盾的人格――20世纪名作家重读之三（茅盾）》中认为：“……在灵与肉的搏杀中，茅盾作品中表露出的人格分裂是显而易见的”。见《夕阳帆影》，丁帆著，知识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第157页。 [7]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研究》，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9月初版第43页。 [8] 钱理群：《“流亡者文学”的心理指归――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一个侧面》，《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王晓明主编，东方初版中心，1998年7月第1版第254页。 [9] 对《生死场》中女性立场与民族国家立场尖锐对立关系的阐释，参看刘禾《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王晓明主编，东方初版中心，1998年7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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