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探索回族与伊斯兰教的理性发展道路
|
||||||||||||||||||||||||||||||||||||||||||||||||||||
广告招租，e-mail:yesize@hotmail.com 马德新，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著名的学者、阿訇。清朝咸同年间云南部分官吏勾结团练屠杀无辜回民，马德新领导云南东南回民起义，后与政府议和并投身学术与教育活动，著有数十部汉文、波斯文以及阿拉伯文学术著作，开创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云南一派，为中国伊斯兰文化、教育事业作出巨大贡献。马德新在当时极其复杂的社会环境下，试图通过他的政治活动与学术活动，为中国伊斯兰教和回族寻求一条理性的发展道路，为云南回汉冲突寻找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由于种种原因，他的理想未能实现。但我们以为马德新务实的民族观和理性的宗教观今天依然有可取之处。 一、清代回族与伊斯兰教的艰难处境 马德新生活的19世纪，正值社会处于大变动、大转型的时期。当时无论伊斯兰世界，还是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都面临着双重挑战——内部自我变革的社会要求和外来的西方势力的全面渗透。伊斯兰世界由于受到十字军的野蛮蹂躏和蒙古铁骑的无情践踏，加之落后的生产方式和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剥削， 13世纪以后逐渐走向衰落，政治上分崩离析、任人摆布；经济上生产落后凋敝，人民生活痛苦不堪；思想文化上因保守与停滞不前，大大落后于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宗教信仰方面，由于伊斯兰教在世界各地的本土化、民族化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偏离正统信仰的现象，圣徒、圣墓和圣物崇拜随处可见，认主独一的思想被风行伊斯兰世界各个角落的苏非主义淹没。[①] 与此同时，近代西方殖民主义者借助于强大的军事力量、政治力量、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迫使埃及、印度、东南亚、北非以及中亚、西亚的大多数穆斯林地区成为它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面对外来侵略，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们，有的采取抗拒主义，由反抗西方侵略进而反对西方文明；有的主张变革宗教，有选择地学习西方，从而壮大自己。但是总体上看变革的力度不够，缺乏真正有深度的大变革。在阿拉伯半岛、伊朗、北非、印度以及印度尼西亚等地，穆斯林掀起的净化宗教、复归《古兰经》及圣训的宗教复兴运动和反对外来殖民统治的社会运动，都因内部保守势力的强大以及西方殖民统治者的扼杀而遭受失败。 近代中国与伊斯兰世界一样不断遭到外来侵略和凌辱。清政府为维护封建制度，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和专制集权的统治，使得内忧外患日益严重。咸同之后，整个社会更加走向衰败。吏治日益昏乱，国库严重空虚，各地人民不堪政治、经济以及民族压迫，纷纷起义。内外交困下，国家衰败，民族衰败。回族与其他民族一样处在外来的屈辱、压迫和内部的贫困、动荡之中。然而与其他民族相比，广大回族民众处境更艰辛，遭遇更悲惨。清朝统治者在满、蒙古、藏、回、汉等各民族之间实行不平等的民族宗教政策，联络蒙藏、压抑回汉。清中后期歧视回族和伊斯兰教已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甘肃、青海、陕西、云南各地回汉关系不断恶化，各级官吏对回族及伊斯兰教持有偏见、歧视乃至仇视心理，不能公平、正确处理回汉矛盾，反而激化矛盾，甚至煽动民族极端势力进行惨无人性的民族仇杀。最高统治者在处理回汉关系以及伊斯兰教内部的教派纠纷时，一再失误，作出极端错误的决策，激起乾隆四十六年、四十九年的哲赫林耶穆斯林两次大起义。清政府在严厉的痛剿之后，颁布了一系列限制伊斯兰教的措施，挑拨新教与老教关系以实施“以回治回”目的，加剧了政府与哲赫林耶穆斯林民众之间的矛盾，导致新老教各族穆斯林的共同反抗，政府再镇压，穆斯林又反抗，最终形成恶性循环，直到清朝灭亡。回回民族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处在朝不保夕的生存困境中，失去了发展的可能性。大肆屠杀，强迫迁徙，强卖为奴，强逼叛教，使中国穆斯林更加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元气大伤。 而云南八十万回民，更面临着政府、团练以及汉族的强势力量的重重逼迫，大有亡族灭教之灾。伊斯兰教在元代传入云南，经过元明两代发展，至清时已有80万穆斯林生活在云南各地。由于种种原因，云南各民族之间、尤其是回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回汉民族之间矛盾和纠纷不断。[②] 特别是清代，昏暗的政治与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宗教关系交织在一起，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空前高涨。云南回汉矛盾激化的原因很复杂，既有因信仰、习俗的差异引起的误会和矛盾得不到妥善解决，矛盾激化后引起冲突、仇杀，也有因政治、经济利益的冲突导致的回汉仇杀，还有不法之徒利用回汉矛盾挑起事端，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意图。此外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与纷争，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利的斗争，以及不同民族、不同信仰者之间的纠纷等等，与回汉矛盾交织在一起，甚至还有汉族的不法之徒冒充回民抢劫掠夺，以及回族中极少数人自恃勇猛，血气用事，挑起事端等。长期的历史积怨和民族矛盾在清朝后 期演变为大规模的民族仇杀，自19世纪以来，云南各地回汉械斗、仇杀屡见不鲜、愈演愈烈，由彼此间的口角、械斗发展到大规模的武装仇杀，由一村一乡的“屠回”、“灭回”逐渐扩大到全省回民居住地区，回民被驱逐，被屠杀，财产被掠夺，房屋被烧毁，田地被霸占，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却又无处哭诉。清云南地方政府既不能制止仇杀，又无力惩办元凶，加之相当一批满汉官员对回民持有偏见和恶感，往往坐视不管，甚至纵容恶人的暴行逆施，有些官吏直接参与屠杀回民的罪恶行径。 在危难之际， 马德新深切感到云南回民的苦难，深切感受到战争、仇杀、动荡对社会、对民族、对民众的极大破坏力，深切感受到回汉之间的矛盾、积怨带给广大人民的痛苦。他在对现实的切肤之痛中，思索着结束战争、化解民族仇恨的良策，并以自己的积极努力，为云南的回汉民众谋求安定的社会环境，为云南回民求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二、马德新为解决回汉冲突而采取的措施 马德新先后采取武装抗暴、议和止战及以学术化干戈等措施，意在制止战争，为回族、为汉族，为整个云南谋求一个安定的局面。 云南地方官员及部分汉族富绅、团练推行的惨绝人寰的灭回暴行，激起云南各地回族民众的反抗，他们以教坊为单位，形成众多的起义队伍，后逐渐联合形成东、西两支大军。马德新以其宗教权威、文化权威成为云南东南众孚所望、统领全局的领袖，与马如龙、徐元吉等领导东南广大回民，占领府县城池并于咸丰七年、十年、十一年先后三次围攻省城，[③] 惩治残杀回民的练首和恶官，保障回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马德新于咸丰八年、十一年（同治元年）两次与政府议和，[④] 缔结条约，政府采取一定措施、委任部分回族担任官职并保护回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东南回民则保证永不滋事。咸丰八年正月，统治者看到马德新在回民中有重要影响，意识到通过马德新约束回民，收效会远远胜于武力围剿，故请求皇帝允许议和。马德新等人得知皇帝谕令“持平办理”、“只分良莠、不分汉回”，被统治者的安抚措施蒙蔽，带领聚集在省城的回民呈诉求抚，就城内外街道房屋及从前遇难回民遗产如何拨抵等事宜，与政府官员、回汉绅士、头人达成协议并写立合同，双方署名画押，然后呈递“永不滋事”甘结，陆续遣散聚居省城的各地回民，令他们回本籍安业。回民选留一千名守于城外，由掌教马德新管带。汉练千人分配六营，其余回众汉练全部解散[⑤]，于是“省城解危，道路疏通，人心安定”[⑥]。云南地方官员因马德新议和有功请示皇帝赏赐四品顶带，并责成马德新承办云南全省回务[⑦]。 咸丰八年议和后，政府官员徐之铭以及不法团练违约，屠杀回民，再次激起回民起义。咸丰十年、十一年马德新等率领回民第二次、第三次围攻省城，未能克服。十年十月，马德新递禀徐之铭，恳请招抚。徐之铭奏请皇帝批准，但因部分汉民侵占回民房屋，不愿政府安抚回民，致使议和受挫，后因无法收拾乱局，同治元年双方再次议和。马德新试图在云南全省范围内实现回汉和解，所以数次劝导杜文秀与政府议和，[⑧] 均遭到拒绝，[⑨] 他的设想未能成功。 同治二年后，马德新看到扑朔迷离的政治局势和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毅然栖身于学术活动中，一面培养弟子，一面著书立说。他阐述伊斯兰教的教义、教法、伦理道德及天文、地理、历法知识，把异质的文化符号翻译为回族民众能够接受的文化信息、文化原理，另一方面又把伊斯兰文化的思想、观念予以符合儒家价值取向的阐释，以促进两种文化的相互理解、相互沟通。他以伊斯兰文化为本体，融合着中国本土文化，以建构一个不为主体文化所拒斥、又有助于保存自身、发展自身的文化系统[⑩]。他积极促使伊斯兰教与儒家文化相互认同，引导广大民众化解仇恨，消融冲突。 三、务实的民族观 云南回民起义之前，甘肃、陕西等地的回民起义均以失败而告终。起义的失败，统治者的残忍屠杀，给广大回族人民、给中国的伊斯兰教，带来了巨大的破坏性。云南连年的战乱，给回族民众带来惨重的损失。残酷的历史和无情的现实促使马德新冷静地思索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道路，促使他思索回族苦难的根源，反省“回回路窄”的原因，寻求解决回族苦难的途径和超越苦难的方法。马德新自幼接受系统的经学教育，后到陕西跟从著名经师周大阿訇学习伊斯兰教知识，在埃及、土耳其、新加坡以及阿拉伯半岛等地的游学和考察，以及对王岱舆、刘智、马注等先辈回族学者的汉文伊斯兰教著作的研究，对儒家典籍的学习，使马德新积累了渊博 的学识。他担任过清真寺的阿訇，到麦加完成了朝觐功课，获得“哈吉”称号。又在清真寺招生讲学，著书立说，还领导过云南东南回民起义。丰富的阅历，开阔的眼界，使马德新具有超人的睿智，使他得以为回族与伊斯兰教选择一条理性发展的道路。宗教家所特有的强烈的济世胸怀和历史使命感，激励马德新为回族、也为包括汉族在内的云南各族人民探索结束动乱、恢复和平的道路，激励他在不宽松的政治环境中、在激烈的民族对抗关系中，寻求一种非对抗的和平道路。在对反抗与镇压、激烈反抗与血腥屠杀的反思中，马德新意识到回族在中国是少数民族和弱势群体，与政府的激烈对抗，与汉族的水火不容，势必给强势力量包围下的云南回族带来灭种之灾，因此对抗不是出路。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马德新试图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 马德新以为，一个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与政府的良好关系，和谐的民族关系，是回族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伊斯兰世界七年的游历使马德新深知，没有强大政府的领导，人们既不能走上发展的道路，也无法抵挡外来侵略。马德新认为清政府有压制回民的一面，但同时也有管理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的一面。在他看来，对抗朝廷，对回族、对伊斯兰教、对国家均不利，因此应该承认政府的合法性。他率领东南回民武装抗暴，不称王称帝，不与朝廷为敌，而要 “为朝廷除贼官，为朝廷保良回”， 希望借助政府维护云南地方安定、保护回民利益。在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的关系上，马德新试图通过采取一定的措施，既能保护国家利益，又可保护民族利益。他被统治者“持平办理”、“只分良莠、不分汉回”的政策蒙蔽，认为清廷与云南各地屠杀回民的恶行没有直接联系。马德新认识到当时云南政府对回民虽有反感甚至敌视心理，但政府也仇视它无法驾驭的不法武装团练。因此回民可以联合政府共同对抗不法分子。否则，与政府毫不妥协的对抗，与拥有百万军队的政府的激烈对抗，只能把同样仇视不法团练的官府推向回族的敌对面，使政府与团练及不法汉民结成强大的、牢固的联盟，使他们在镇压回民叛乱的幌子下进一步屠杀回民，那时不仅不能惩罚屠杀回民的凶手，还会使回民遭受更大的损失。马德新以为，惟有消除与政府的激烈对抗，回族才有可能获得相对宽松的生存空间。因此他率领东南回民采取务实的措施，以一定程度的妥协（不是投降）换取政府的支持，惩处凶手、保护回汉人民，从而解决当时的民族矛盾与纠纷。 马德新对于民族关系也有独特的认识，他认为回汉关系对回族的生存与发展非常重要，缔造和谐的民族关系，是回族生存与发展的主要任务。在中国，回族缺乏共同居住区域且又高度分散，人数大大少于主体民族，这样一个弱势民族若与强势民族对抗，对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极其不利。马德新指出，回民与人数十倍、百倍于自身的主体民族的对抗，终究只会给回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处在对抗、战争、动乱中的回族，既不能求发展，甚至不能求生存。在云南，回汉族人民长期共同生产、生活在一起，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形成互相依赖、难以分离的密切关系。云南回汉之间往来频繁、联系密切，但信仰习俗差异较大。回汉交往时，礼仪的分歧常常引起彼此之间的矛盾。其中既有无知、误解所致，也有蓄意嘲弄、侮辱而发；既有汉族歧视回族、侮辱回民之事，也有回族嘲笑汉族之举。马德新认为有些别有用心者利用回汉文化差异与生活习俗的不同，蓄意制造回汉之间的冲突。双方的极端狭隘民族主义者惟我独尊，视他族为异端，不容异己，这种偏激思想与回汉之间的政治、经济利益冲突交织在一起，引发了大规模的械斗、仇杀，酿成悲剧。马德新以为，回汉矛盾虽然由来已久，但历史的积怨应该而且可以化解。因为回汉失和，始则诉讼相争，终则干戈相见，由零星的回汉纷争，到一地的回汉仇杀和小规模械斗，进而演化为大规模的仇杀，混战期间，杀人如麻，回民遭到惨痛损失，汉民也是满目创痍。汉族团练不仅大肆屠杀回民，也屠戮无辜汉民，戕官踞城，无法无天，广大汉族民众同样仇视团练，一样渴望太平。战争、动乱使云南广大回汉族无辜百姓遭受巨大的生命财产的损失。久经战乱的云南回汉人民都有期盼和平的愿望，马德新以为在政府及回汉民众的共同努力下，回汉冲突能够得到妥善解决。 马德新反对回汉两个民族中的极端狭隘者盲目排斥异己的行为，[11] 尤其反对极端分子有意夸大民族文化及思想信仰上的差异从而制造事端的做法，力主民族和解。他反对民族极端主义者挑起的仇杀，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主张回族与汉族和谐相处、互相尊重；主张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和而不同”、相互包容。为避免回汉矛盾的进一步激化，马德新两次与政府缔结回汉互保的和约，一定程度上给东南回汉民众带来了相对的和平与安宁。他试图通过伊斯兰教的“和平、宽容”精神及儒家“和为贵”的思想，引导回汉民众忘掉 历史恩怨，着眼于现实，共建美好未来。他引导人们以仁慈化解仇恨，以宽容取得谅解。他以伊斯兰教的后世说，以真主公正无私的末日审判和赏善罚恶原则引导众人了结已往的恩恩怨怨，缔造和谐、友善的回汉关系。他著书立说，阐释回汉民族及其文化的区别，揭示回汉之间民族的、文化的、信仰的以及风俗习惯的差异。他解释回族特殊的风俗习惯及信仰，以消除汉族的疑惑和猜忌[12]。在承认民族差异的基础上进而指出回汉人民要互相尊重，他奉劝统治者及汉族民众以公正之心尊重回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告诫他们不要以“异端”对待回族。他积极学习儒家文化，高度肯定孔子的伟大历史作用，引导回族民众在保持伊斯兰教信仰的同时学习儒家优秀的思想文化，要求回族民众尊穆罕默德圣人的同时尊重孔子圣人。他引导广大回族在双重认同中建立友好的回汉民族关系，从而为回族的生存与发展赢得宽松的外部环境。他的著作，送与总督、巡抚及云南高层人物传阅、作序、评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伊斯兰教，对满、汉官吏及文人士大夫了解伊斯兰教、了解回汉文化差异大有裨益。[13] 马德新对回族自身存在的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反思，主张回族在坚守信仰的同时，对外开放，积极学习其他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精华部分，以利于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马德新不满清政府以回制回、分化回族并在回族中制造矛盾的恶毒政策，告诫回民不要上当；针对东西回民各自为政的局面，他劝诫东西回民互相顾持；他既反对回汉之间的相互仇杀，更反对回民内部的自相残杀，因此想方设法阻止这一悲剧的发生。针对回族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马德新给以批评和指正，他严厉斥责世袭掌教不学无术、贪财取利的不良现象[14]，谴责少数回民杀人劫掠的违法行为，指出持守天理、行善戒恶的人，即使异族人，也能得到真主的恩惠，而那些放纵私欲、伤天害理、违法作恶的人，即使有再多的宗教功课，也会受到惩罚。他积极进行文化建设活动，引导回族走上理性的发展道路。 四、理性的宗教观 回族与伊斯兰教在近代中国的状况，使马德新深感忧虑。他痛恨异族的歧视、压迫，同时也在反省回族自身存在的弊端。看到伊斯兰教的理性光辉被阉割，看到部分穆斯林强烈排斥异己的偏激行为，看到回民文化教育的不昌，马德新痛心不已。而世袭掌教的不学无术，知识分子的远离教门，更使他愤慨无比。他批判回族及伊斯兰教中不合理的制度，抨击掌教世袭制的弊端，反对回族知识分子原离教门。他致力于宗教教育和学术研究，努力消除信仰与理性、信仰大众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对立，力求使健康、理性的信仰成为全体回民的精神食粮，使回族和伊斯兰教得以健康发展。他对来自云、贵、川及全国各地的求学者同时讲授阿拉伯语、波斯语和汉语，同时教授宗教知识和科学知识；[15] 他在乱世中带领弟子著书立说，翻译《古兰经》，弘扬伊斯兰教的真精神，以期为回族及伊斯兰教的健康发展指明正确的方向。他苦心孤诣，一方面消弭回族内部知识分子与信仰大众之间的鸿沟，为信仰寻求知识的支持，为知识注入信仰的力量，摆脱回回民族“愚”的面貌；另一方面，他致力于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沟通工作，在承认两种文化各具特色的基础上，打破殄域，消弭隔膜，期盼两种文化既能并行不悖，又能互相补充、共同发展，以期改变“回回路窄”的状况。马德新反思回族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试图追求更具普遍意义和更加健全的文明价值。他坚持伊斯兰教的正统思想，批判异端，反对一切违背“认主独一”核心信条的言行及派别；他宣扬伊斯兰教的宽容、理性精神，尊重那些遵守伊斯兰教法的宗教派别，主张各派友好相处；他注重宗教教育，引导人们了解伊斯兰教的真精神；他注重宗教的文化内涵，以期人们的信仰理性化；他把近代科学知识引入伊斯兰教，以求宗教的健康发展；他强调伊斯兰教的道德功能，引导人们遵守社会公德，积极行善。 马德新较早地意识到回族和伊斯兰教所面临的文化危机，他意识到民族的危机与民族文化的危机有着内在的联系，因此选择了一条通过解决文化危机来解决民族危机的道路。马德新著书立说，兴办教育，目的在于提高回民的文化素养、为回族的伊斯兰教信仰注入理性的光辉。他的研究范围宽广，并且富有科学的实证精神[16]。他把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介绍给国内的穆斯林，他把《古兰经》、圣训精神介绍给广大回族民众，用伊斯兰教的真精神指导回族民众的行为。他把开展文化、教育作为振兴民族和发展伊斯兰教的手段，这一思想无疑具有超前性，深受穆斯林知识分子的欢迎，有利于外界对伊斯兰教的了解和理解，有利于文化之间、民族之间的沟通。 马德新批判回族及伊斯兰教自身存在的一些弊端并致力于促进民族与宗教发展的不懈努力。他批判不学无 术的世袭掌教。[17] 教门赖以发展的社会基础——阿訇，他们应是饱读经书、知识渊博的学者，他们应是恪守功修、引人向善的信士，他们应是教门的根柢，是传播主道、弘扬主道的人。然而由于掌教职位的世袭，导致了掌教素养的普遍低下，一些德、才均不能胜任掌教这一神圣职位的人，却借着世袭的便利，长期占居贤位，毫无建树。更有一些徒有虚名、游手好闲、利欲熏心之辈，只知教人舍散钱财以饱私囊，严重败坏了教门，使人产生了清真教是“惑众敛财之道”、“苛徒（图）衣食之路”的错误认识[18]。对此，马德新给予猛烈的抨击。对那些饱读儒书的回族知识分子远离教门的行为，马德新同样坚决反对。他认为伊斯兰教有其独特的神圣关怀，有些思想为儒家所不及，有积极的社会功能，理应为穆斯林世代相守。他著书立说，翻译经典，以伊斯兰教的真精神吸引回族知识分子，他的学术努力受到“回儒”的拥护，包括进士马安礼、马开科等“回而业儒者”投身马德新门下，学习伊斯兰教知识，并参与马德新的著书译经活动，为沟通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为弘扬伊斯兰教的理性精神发挥了积极作用。 对于宗教教育，马德新也有自己独到的认识。他在经堂教育的发源地——陕西，跟随著名经师周大阿訇学习，但因 “真经未得，名师罕遇”而前往伊斯兰世界游学、考察七年，终于找到了伊斯兰教原有的理性精神，并以此校正中国穆斯林的偏颇。他通过“杜虚诞不经之谈”的学术努力，力图使中国伊斯兰教走上理性发展的道路。他以发展教育和开展学术文化活动作为振兴民族、振兴教门的手段，不仅在乱世中兴教育，开创经堂教育云南一派，而且扩大教学内容，把天文、历法、修辞、汉语等纳入宗教教育体系，他的阿拉伯文著作《寰宇述要》、《天文历法》等，成为穆斯林宗教教育的重要教材，他“改善了寺院教育，大量地把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经典译为汉文，并诠释古典著作，撷其精华，弃其繁冗，释其艰深难解的字句，使之浅显易懂”[19]，马德新虽然没有走出传统经堂教育的历史局限性，但他看到了经堂教育的不足并努力改变这种不足，无疑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他扩大教学内容，把汉语、天文、历法、地理、文学等纳入经堂教育；他提倡在礼拜寺中讲经之余兼令读书，建议当局让回族子弟同时接受伊斯兰教和儒家双重文化教育。[20] 这些举措值得充分肯定。 马德新不仅介绍伊斯兰教的宗教教义、教法知识，强调信仰，而且积极弘扬伊斯兰教的伦理道德思想。他以为，伊斯兰教的五功、三乘等宗教功修不仅要求穆斯林敬畏、顺从、虔信真主安拉，不仅是穆斯林表达依赖、恐惧、谦恭、敬慎等宗教情感的途径，同时也是穆斯林克制私欲、消除邪念、培养良善的手段。他把宗教信条和功修赋予道德意义，甚至把道德看作宗教的核心内容，要求人们以宗教约束自己的行为、克制自己的私欲。[21] 他反对有些人打着宗教的旗号，干违背教门的事情，指出为求名而施舍、为夸誉而仁慈的伪善，反不如舍名而求利的行为。马德新宣扬伊斯兰教的后世思想、大化思想、会归思想等，在于强调伊斯兰教的道德教化功能。他的明德说将穆斯林的信仰——伊玛尼与儒家的明德思想结合起来，突出道德意义，引导人们克除私欲、贪欲，追求良善，把人性的升华、道德的提升以及宗教境界的提高合为一体。 对于汉族信仰的宗教以及外来的天主教，马德新表示尊重，他承认伊斯兰教之外的宗教也有值得肯定的内容，“各教之道，皆有可取”[22]。他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文化独尊，认为各种文化均有合理的一面，指出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以及西方文明可以并存不悖，共同服务于人类社会。他要求穆斯林在捍卫伊斯兰教的同时，尊重其他民族的宗教信。他弘扬伊斯兰教，试图为饱受战乱之苦的云南社会提供一个能引导社会精神生活的意识形态。他试图通过道德宗教化、宗教道德化的学术努力，为社会重建道德规范以改变道德失衡的状况，使社会走上有序、和谐的发展道路。他的学术活动的方向是正确的，有助于道德秩序的健全，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五、结语 马德新坚持务实的民族观和理性的宗教观，今天看来，依然有其积极意义：首先，民族之间的和平相处、互相尊重是民族关系健康发展的根本前提，在承认民族独特性基础上建立和谐的民族关系，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美好愿望。其次，以宽容及理性的方式处理民族矛盾、民族冲突，为我们处理现实中的民族纠纷提供了很好的历史经验。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斗争哲学和狭隘的民族观既给人类带来数不清的灾难，也使奉行它的民族遭受祸患。用对抗方式处理民族关系只能导致两败俱伤。对抗不能解决民族矛盾，唯有彼此的尊重和理解，唯有相互的宽容和体谅，才能消除隔膜、成 见，才能消除偏见和宿怨[23]。历史上回汉之间不能互相理解，互相体谅，彼此之间存在着隔膜、成见、歧视，甚至敌对和仇恨，由于历史积怨颇深，有些仇恨世代相传，很难化解，马德新则以远见卓识，以其大智慧、大魄力从事开导工作，通过学术著作与满汉官吏、文人进行对话和交流，以期缔造和谐友善的民族关系，这是值得肯定、值得学习的。马德新以和平的方式解决民族争端，这种良好愿望很难说是错的。相反，主张用文明对话取代冲突，这种思想具有超前性。但是，马德新仅仅把化解回汉之间的民族冲突作为解决当时社会矛盾的唯一手段，则有认识上的误区，表现在：第一，当时云南最根本的社会矛盾当是统治者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以革命的方式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推翻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当是广大人民、尤其是倍受压迫的回族民众的当务之急。马德新在当时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民族冲突中，不能超越时代的局限性，不能超越阶级的局限性，对清政府的腐朽、反动面认识不足，对回汉冲突背后的深层原因没有清醒的认识，对杜文秀革命缺乏正确的认识：，马德新自武装起义之初提出“只为报仇，不图谋反”的口号就有认识上的偏颇，议和后基本放弃了革命斗争，体现了他的局限性。第二，民族冲突、民族矛盾有其历史根源，但终究起于历代统治者的压迫政策。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以和平的手段化解民族仇恨，以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实现民族平等，只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梦想，根本不可能实现。 但是马德新在处理民族关系时，能够超越民族的畛域，在当时错综复杂的矛盾中，能够以理性的方式有效解决最严重、危害最大的回汉仇杀事件，是绝对不能一概否定的。 -------------------------------------------------------------------------------- [①]我们认为苏非主义既有宣传、扩大伊斯兰教势力的积极作用，也有不利于伊斯兰教发展、偏离认主独一的核心信仰、使伊斯兰教发生分化等消极作用。 [②]关于云南回汉矛盾的历史原因，云南学者纳麒先生有非常精彩的论述，参见纳麒《传统与现代的整合》导读部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③] 《滇垣四十年大祸记》：“时有马复初，迤西下关人也，由天方归来，又名曰老爸爸，道德学识，远过同教，众推为首，率迤东迤南回众，向省进发”。转引自白寿彝《回民起义》册一，29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清实录》卷14，10-11，咸丰十一年，徐之铭与练首联合，残杀回民，马德新、马如龙率领回民第三次围攻省城。 [④] 咸丰八年议和后，政府官员徐之铭以及不法团练何自清等人违约，屠杀回民。再次激起回民起义。咸丰十年、十一年第二次、第三次围攻省城，未能克服。十年十月，马德新递禀徐之铭，恳请招抚。 [⑤]《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卷八，《回民起义》册一，332页。 [⑥]《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卷七，《回民起义》册一，328页。 [⑦]《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卷七，《回民起义》册一，329页。 [⑧] 咸丰八年马德新第一次与政府议和后，就写信劝导杜文秀同治元年四月徐之铭奏言：“滇省抚局已定…惟迤西大理府一带，尚费筹办。经臣委员前往澂江府，约同掌教四品伯克马德新，于本月十九日到省。该掌教年已七十，心地忠正，愿往迤西安抚回众”。 《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卷八。同治元年与清政府二次议和后，马德新再次劝说杜文秀及其部下与政府议和。 [⑨] 杜文秀答复马复初说：“官吏反覆无常，前车在鉴，未可信也。且满人夺我中华，主政二百余年。今之官吏，大都忘其根本，吾迤西回汉一心，势绝满虏，有进而无退。况今者天平天国业已克服十有余省，石达开奉命来滇，将欲吾歃血为盟，互为援助，扫尽腥膻，以安居民，特指顾间耳”。白寿彝《回回民族的新生》58页。 [⑩]参见李佩伦《绿野沉思》第86页。 [11] 《回民起义》第二册，48页“婆兮事略”：马德新说“无论哪样人，都有好有歹，有善有恶。好的善的应当保护，歹的恶的应当惩办。如此不分善恶良莠，只以地方种族教道而说，不知要冤枉多少好人”。 [12]马复初《会归要语》问答章 [13] 为马德新著作作序及评注者计有：云贵总督张亮基为马复初《四典要会》作序（1859年）并为该书卷一作评；云南巡抚徐之铭为马复初《朝觐途记》（1861年）、《醒世箴》作序（1863年）；云南按察使宋延春为马德新《天方性理注释》作序（1864年）；汪谷一、吴存义（吴学院）等分别为《四典要会》作序、作评。 [14]马复初《会归要语》 [15]马德新的天文学、地理学著作《天方寰宇》、《天方历法》以及《朝觐途记》等被列为经堂教材。 [16]马德新的科学实证精神是否与18世纪中国社会的汉学研究、考据及学术的实证精神有关？这一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17]马复初《会归要语》：“今之掌教，无学且不贤，而自居上位，不能自明，能明人乎？不能正己，能正人乎？且更有素餐尸位，游手徒食，既无明道之学，而世袭贤位；无毫厘之德，而自立教长。惟知利己而饱其欲，不能为教之赖，反而为教之害”。 [18]马复初《会归要语》。 [19]纳忠：《一代经师——马德新》。 [20]张亮基在《四典要会》序言中指出，将来云南安定后，要在回民义学中令其读儒家经典及《性理本经》（刘智《天方性理》本经一册）和《实录宝训》（刘智著、马德新整理、注解并刊发）；马安礼在《清真释疑补辑》中以率真子之名表达了要在清真寺同时教授伊斯兰教和汉语的愿望：“天方经中所载圣行，因时制宜，常则守经，变则达权。绝非拘泥者流，亦百无忌讳也。是书虽出，惜吾教习经文者未必能读。安得天下各礼拜寺中，遍立义塾，讲经之暇，兼令读书，互相发明，并行不悖，俾正道昭然于天地间，以共成为清真儒者也。岂非大幸也哉！” [21]马复初《醒世箴》。 [22]马复初《大化总归》。 [23]参考牟钟鉴先生《儒家仁学与普遍伦理》。
|
|
|||||||||||||||||||||||||||||||||||||||||||||||||||
|
||||||||||||||||||||||||||||||||||||||||||||||||||||
加入最爱
热门小游戏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