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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有可能提高，这是近来媒体比较关注的话题之一。不过，笔者注意到，在北京市，这项将涉及到几乎所有家庭的可能变动在公众中的关注度，远没有交通法规个别条款的修改问题所带来的关注度高。
公众的此种态度，也许就是他们对媒体所谓“800元起征点名存实亡”的一种正常反应。当然，除了
应对起征点的种种变通方法之外，还有一些大家心照不宣且通行良久的“潜规则”，使得人们可以不大在意个税起征点的小幅变动。这里的“不在意”，又不仅仅是经济的原因。
有论者言，我们不应仅仅把目光盯在起征点上，因为，要想合理地调节个人收入分配，增加财政收入，其前提条件是要拥有一个更科学的税制模式。此话固然不错，但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一个可以让每个个体公民“在意”的对个税起征点乃至整个税制起作用的途径或机制。为什么是“每个个体公民”？因为从根本上讲，国家的税收就是直接或间接地来自每个个体公民的税赋，而国家财政的形成实际上就是积公民之少成国家之多、集公民之腋成国家之裘、化个体之零为国家之整。
由此，起征点于公民个人而言当然不是可以“不在意”的问题了。实际上，这个“点”是整个税制的基础，起征点的高低与国家财政规模的大小有密切的关系。这个“点”相当于在公民与国家（政府）之间划出了一条边界，边界的一边是公民个人的经济自由，另一边是国家（政府）提供的服务。自然，国家（政府）的服务不仅有多寡的问题，更有品种与质量的问题。作为“纳税人”的公民，应该拥有决定税的用处及其使用的轻重缓急的权利。税制边界的划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政府职能限定的最坚硬的约束之一。
眼下，税制订制的交易制度尚有待于建立。没有这样一个制度，政府服务的范围以及服务的定价标准就无以确立，如此，服务的质量也就缺少经济上的判断依据。说到底，政府的有限性取决于纳税人在纳税数额上的限定：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该提供的服务有哪些，服务的标准是什么，哪些事政府必须负责，哪些事政府不必管，这些都应该是税制订制过程中加以解决的问题。
有了这样一种谈判和交易的制度，政府就失去了去管那些“管不了、管不好”的事的经济基础，纳税人也就不必操心政府应该自行了断的事务。比如说精简“机构”，只要我们限定“机构”用钱的规模、用处以及必须达到的标准，我们就大可不必反复絮叨“精简”的话题：试想，一个人可做的工作由十个人来做，在服务质量等标准未变的情况下，只要付给十个人的薪水仍在一个人工资额的限定内，那么，“机构”用人的多少与我们其实并无太大的干系———税制划定的边界，作用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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