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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劳代尔（ Fernand Braudel ）将金融活动归结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最高形态 （具有超越分工的倾向），列宁则将之归结为资本主义最后阶段（金融寡头垄断） 的核心部分。在深受马克思制度分析影响的制度经济学家眼里，金融是信用关系从 “前资本主义”简单生产扩展到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关键环节。总之，金融是与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密切关联著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危机总是对资本主义生产 关玒的挑战。当人们的物质利益在金融危机中受到损害时，人们便对资本主义制度 的有效性发生疑问。不仅如此，人们还进一步对カ场经济制度的基本原理发生疑问。 在所有这些疑问之上，人们最终会怀疑∶来自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是否真的适用於非西方文化传统诸社会的经济？我在这篇短文里提出来讨论的，就 是由金融危机所揭示的、在经济活动与道德基础之间的关系，以及在“非西方社会” （non-western societies）诸经济的现代化过程（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工业的“转型期”） 中，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问题（关於这些问题的更深入的讨论，参阅文末参考文献）。
金融固然归根结柢是一种信用关系，但是“金融”这种信用关系所要求於一个 社会的道德基础的条件却比一般信用关系强得多。托宾（James Tobin，诺贝尔经济 学奖获得者）在为《新珀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撰写的“金融”词条里说∶一张 借据，仅当它进入流通领域时，即被债权人拿来当做“信用”转让给第三方时，才 具有“金融”的意义。在韦伯（ Max Weber ）的论述传统中，金融，尤其是现代信 息技术基础上的股票カ场这样的金融活动，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大众参与”的过程。 在这里，我把“大众”定义为超越了“私人联系”所能维系的竤体的规模。与托宾 的定义一致，当我们考察一张借据能够成为一项“金融工具”的前提时，马上会注 意到金融与“信用一般”之间的本质差异∶在传统社会里相当常见的借据，只要求 借贷方对出据方的信任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而且经常仅仅依癠於私人联系（血缘、 地缘、业缘）；在大众参与的金融过程中，出具这张借据的个人的信誉，对多次转 让以后的债权人而言几乎没有甚么意义。没有谁会因为不认识一家企业的老板而拒 绝购买普遍被看好的该企业的股票（尽管许多人会因为认识那家企业的老板而购买 该企业的股票）。金融过程所依赖的，不再是几乎每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社会的道 德传统中都具备的人与人之间的“私人信任关系”（即建立在上述私人联系基础上 的信任关系），而是必须依赖於“非个人”( super-individual ) 的、“超越私人联系” 的，被哈耶克 (F. A. Hayek) 称作“抽象规则”(abstract rules) 的那种制度。 这种制度 在韦伯那里被称作资本主义的“支撑体系”(suppportive system)，包括独立的审计和 会计系统、独立的司法与法庭抗辩系统， 以及使“自由契约制度”(free contracting)
得以有效的其他种种制度。事实上，当我们（跟著韦伯）如此重视资本主义制度的 “可计算性”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如果不是因为这些“支撑体系”的超越私人 联系的性质，如果不是因为这种“非人性”的制度里的“铁面官僚”的冷淡，无情 地排除或极大地减弱了那些时刻包围著我们的、无孔不入的“私人联系”的影响， 那么资本主义的“可计算性”就难以存在。
让我从股票交易中提出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上面的论点。在美国流行的网上 股票交易商当中，明确地规定了所谓“跳一价位”（stick up）制度。就是说，当股 票交易的委癠方向代理方发出交易指令时，如果指令是“卖空”，那么代理方只能 在カ场价格从下降过程中停稳的某个价位再跳上一个价位时执行委癠方的指令。跳 一价位的规定是为了防止股票カ场在高度不稳定期间被短期炒家炒到崩盘的地步， 因为从理论上说，卖空股票的数量可以无限大地超此文共有4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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