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关于中国货币一体化的思考
|
||||||||||||||||||||||||||||||||||||||||||||||||||||
广告招租，e-mail:yesize@hotmail.com 摘 要：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的国际形势的压力下，为了实现中国社会资源与力量的整合和中华民族的战略利益，两岸四地必须尽快的实现中国货币的一体化。本文就实现中国货币一体化的必要性、四币的现状、背景、基本的思想与理论、成本与收益、实现的方式与路径、实现的程序与步骤做了进一步的认识和分析，并就其前景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最后着重强调了中国货币一体化必须要有强烈的时间观念，并提出了“时间就是民族的财富，时间就是民族的尊严”的观点。 关键词： 中国 货币 一体化 两岸四地 一、问题的提出 2001年11月12日世界贸易组织在多哈召开的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上通过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议，这是中国15年来积极发展、积极争取和积极牺牲的结果，这也是对中国20余年来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的成果的充分肯定。同样在这一天，台湾省也以“中国台北”的名义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至此为止，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共存在四名中国成员：中国内地、台湾、香港、澳门。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现状是存在着四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①，其各自拥有独立的社会经济管理权利和对外贸易权，拥有独立发行货币、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利。这是由中国的历史因素和政治与制度的分割因素造成的。其结果造成了中国社会资源配置的极不合理、社会经济发展的极不经济、国际竞争力难以有效发挥和提高的现状。 基于此原因，中国有必要对内地、台湾、香港、澳门的社会资源进行整合，使其配置更趋合理化、产品更具竞争力。在人类的历史上实现社会资源的整合，一般有两个途径：军事手段和经济手段。在中国目前的现状下，在新的历史时期和国际环境下，经济手段是首选，也是唯一的最佳选择。依靠经济手段实现社会资源的整合需要两个工具：统一市场和统一货币。统一市场是统一货币的基础，也是实现社会资源整合的基础和平台；统一货币是统一市场进一步发展和统一市场真正形成的标志。本文将着重论述中国货币统一②的必要性、成本与收益、方式、程序、步骤以及实现的时机等。 在中国结束“一国四币”并存的历史，实现货币的一体化，是有必要的，是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从现实来说，在中国实现货币一体化具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内地、台湾、香港、澳门社会发展和经济贸易的融合性和相互依赖性非常强。香港、澳门的水电几乎完全由内地输送。澳门经济的发展完全建立在香港和内地繁荣的基础上。香港的繁荣同样是建立在内地发展的基础上，它的对外商品贸易几乎完全是在内地生产并转运的，它的国际金融市场地位也来源于内地强大经济实力的支撑。台湾经济对内地和香港依赖度也日益增强，据最新消息，2001年台湾对内地的出口首次超过日本，仅次于台湾的第一大出口国——美国2%左右，并且台湾的净出口额几乎完全是由内地创造的。随着内地经济的活跃和市场化程度的深入，台湾掀起了移民内地（主要是商业移民和技术移民）的热潮，台资进入内地的势头日益增强。 第二，就货币本身的性质和在流通中的功能来说，在中国实现货币的统一也是有必要的。从货币主权论的角度来说，一个国家，一个市场，一个货币，货币是国家主权的体现和象征。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只能流通一种法定货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在一个国家中存在着两种或多种货币，会提高市场内部的交易成本，阻碍商品、劳动力、资本、服务、技术、信息在内部市场的自由流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不经济。再者，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货币必将承担着更多的国际职责，“一国四币”现状的存在，必将影响到中国货币在未来世界贸易和金融市场中的地位。 第三，内地、台湾、香港、澳门属于同一个民族，具有共同的民族语言和 思维习惯，相互之间的民族认同感是相当强的。强盛的汉唐、繁荣的南宋、地域辽阔的清王朝、孔孟的儒家学说、屈原和李白、长城和紫金城凝聚为一股强大的文化向心力，成为中华民族相互认同的标志和尊严的源泉，它将始终遗留在炎黄人记忆的深处，给予了炎黄人无限的希望和自强的信心。全球的炎黄人都渴望母国的再次强盛和民族的振兴，中国货币一体化的实现将为此创造条件。再者，货币国定说③是中国传统的货币理论，也是在中国货币史中长期实践和摸索的结晶，在炎黄人的心目中应该具有一定影响和更容易接受的传统思维习惯。 第四，目前的国际形势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形势，使中国愈来愈有危机感。欧元在今年年初的顺利流通，意味着一种国际趋势的到来：全球存在的货币数量将日益减少。受欧元出现的影响，日本在最近两年也极力向亚洲各国推荐“亚元”的概念，中、日、韩、东盟面对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也在金融和货币领域内展开了合作。不少学者认为，从长期来看，“亚元”是一种必然趋势。同时朱镕基总理提出的在10年内实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经济区的目标，则表明中国需要从战略的高度重新整合自己所能支配的社会资源，来实现在国际社会中处于有利的地位。然而真正要实现中国的战略利益，首选的、也是最佳的途径就是实现两岸四地间的货币一体化和社会资源的整合，这样才能充分的发挥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地位。 二、现状及分析 在这里，有必要对内地的人民币、香港的港币、澳门的澳币、台湾的新台币的货币制度、货币汇率政策和货币的流通情况作简单的介绍，以便于下文论述的进一步展开。 内地的人民币采用的是中央银行体制④，这也是目前世界上货币体制的主流形式。也就是说，中央银行是人民币的唯一发行机构，拥有决定人民币汇率和利率的权利，以及具有操纵金融市场的能力，同时也扮演着商业银行最后贷款者的角色。人民币已于1996年12月实现了经常项目的对外开放，并且开放程度在不断的扩大。随着内地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进一步稳定，特别是在内地入世之后，在世界贸易组织各成员国的强烈要求下，人民币的利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对外开放的时间表更加明确，在2010年以前人民币实现资本项目的对外开放完全有可能。在汇率制度上，人民币采取的是与美元挂钩的有管制的浮动汇率制，有充足的外汇做储备，截止2001年年底，中国内地的外汇储备已达2100多美元，继续稳居世界第二位。 尽管目前人民币没有实现资本项目的对外开放，但是人民币在较强的经济实力和庞大贸易额的支撑下，特别是近几年来人民币顶住不断恶化的国际经济环境，坚持不贬值，赢得了周边国家的信任，已有不少国家在与中国的交易中以人民币作为计价手段和结算工具。“在边境贸易中已经使用人民币，或人民币全境或局部流通的国家和地区，包括缅甸、越南、泰国、朝鲜、澳门、蒙古、俄罗斯、巴基斯坦等”，（姜波克，1994）特别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人民币在东南亚国家倍受欢迎。人民币在香港的微观经济体中经常项目帐户中经常出现，在现钞的流通中亦时有出现。但同时也应注意到，人民币的境外流通质量并不高。“目前，除越南和蒙古外，人民币的使用和流通基本属于民间性质。但是人民币的民间接受为人民币的官方接受奠定了基础。”（姜波克，1994） 香港的港币采用的是货币局制度，它发行按固定汇率可自由兑换为某种“外汇储备资产”——美元的纸币和铸币。简单的说就是所发行的港币与美远保持7.8：1的固定汇率制。香港金融管理局不发行货币，货币是有汇丰银行、中国银行、渣大银行三家银行发行的，也不扮演商业银行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唯一的功能就是储备百分之百的、甚至略微大于流通中的港币的美元资产，以保证港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它本质上已无异于外币（即美元）本位制。也就是说，货币局制度是以丧失独立的货币政策为代价建立起来的。张宇燕博士曾肯定了货币局制度的存在价值，认为“采用货币局制度的经济体（如阿根廷和香港特区）大多拥有良好的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记录。”（张宇燕，1999） &nb sp;然而就在本文的酝酿之机，阿根廷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并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和大规模的社会动乱，2002年1月7日执政当局迫于强大的压力宣布取消货币局制度，重新恢复浮动汇率制，随即阿根廷比索与美元的汇率由1：1变为1.4：1。阿根廷的社会经济危机表明，货币局制度自身的缺陷和局限性还非常强，它的出现只是现行国际金融体制下权宜之计。香港在坚持与美元固定挂钩的货币局制度的同时，于近期在东亚经济论坛的峰会上尽力吹捧“亚元”这个新出现的概念，香港特区的此行为似乎是意识到货币局制度缺陷和局限性，目前的货币局制度并非长远之计。 澳门的澳币采用的同样是货币局制度，它采取盯住港币的固定汇率制，也就是说，它是变相的盯住美元，同样是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其货币的发行单位是中国银行和Banco Nacional Ultramarino。然而，澳门作为一个以服务业为主的微型经济体，港币在澳门的流通量占澳门货币流通量的50%以上，同时，人民币和美元在澳门也有不小的市场份额，依此来分析，澳币早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但是历史因素和制度的分割却造成了目前的这种局面。 台湾的新台币采用的也是中央银行体制，实行的是与美元挂钩的浮动汇率制。但是由于其经济体的经济规模有限，并且其贸易伙伴主要是美国和日本这两个经济大国，在贸易过程中缺乏支配力。再加上其在政治上几乎没有影响力，其货币的影响力也极其有限，甚至没有港币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大。 三、现实背景 该问题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和国内背景，这些背景使单一货币的实现具有强烈的时代紧迫感，同时这些背景也为两岸四地间实现单一货币创造了条件。 当今世界的最显著的特征是经济的一体化、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日趋加强。首先表现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迅速发展上。据统计，1995年全球贸易的进出口总额突破10万亿美元，占世界总产值的1/3。这就意味着，当今人类每创造的1美元产值或财富中，就有30美分来自于各国或各地区的贸易。1995年国际投资总额已积累到2.66美元，而这个数字在1945年为200亿美元，1983年为6250亿美元。近半个世纪的经验统计表明，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增长存在着一种相对稳定的互动关系。世界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国际贸易往往就增长两个多百分点。（张宇燕 马杰，1998） 另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区域经济集团化浪潮的掀起。世界各国或地区在 “得自交易的收益”（gain form trade）的驱动下，都在国际经济和贸易的合作中采取了积极的态度，推动了经济区域集团化的发展。欧盟便在此方面上屡屡开创先例，从首先实现关税同盟、到市场一体化的实现、以及到目前欧元的发行和顺利流通，是人类社会上自国家出现以来首次以非军事手段实现的国际合作的最高形态。而欧盟的一体化的潜在收益也对全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据世贸组织统计，目前世界上共存在着140多个国际组织，其中以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最有影响力。对中国来说，东盟的形成和不断加强将影响整个亚太地区的战略布局。与此同时，“亚元”概念自日本于2000年提出后受到不少亚洲国家的推崇，而不少国内专家认为，“亚元”对亚洲来说是一个必然趋势。 2001年11月6日朱镕基总理在中国——东盟第五次领导人会议上提出在十年内实现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经济区的目标，中国以极其优惠的方式首先向东盟十国敞开了自己的国门，目的就是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政治的合作实现自己的战略利益。为了对抗中国，2002年1月中旬日本的小泉纯一郎首相匆忙的奔赴东盟五国，提出了各种经济合作的方案，意图在未来的5至10年内实现东盟——日本经济联盟。 2001年11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向中央政府提出在祖国内地与香港设立类似自由贸易区的建议，在12月初澳门特区经济 财政司司长谭伯源对香港特区的此建议表示欢迎，并表示愿意加入。2002年1月中旬，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梁锦松率团进京与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安民将就该问题进行磋商，意在确定磋商原则和工作模式及渠道，并就内容初步交换意见。这意味着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外贸部人士语）机制的正式启动。这充分的表明，内地与港澳经贸和金融方面的合作仅仅靠功能化——民间社会资本力量的自发推动——是远远不够的，要想把握时代的潮流，必须在制度化方面展开充分而全面的合作。 台湾的政治局势是两岸进行正常交流的最大障碍。自李登辉下台后，随之上台的“台湾之子”陈水扁采取回避“一个中国”的立场，在政治上对内地的中央政府采取消极的态度。但是迫于台湾民众特别是商界的强烈要求，不得不在对内地的经济政策上采取较宽松的态度，特别是近期两岸同时加入世贸组织，为两岸经贸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台湾当局在入世前夕用“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有限开放政策代替“戒急用忍”的限制政策，其积极支持数额为2000亿美元以下的内地投资，这意味着台商可以直接对内地投资。同时在今年年初宣布在此前的基础上又允许多达2000多种内地商品向台湾出口。更为引人注意的是，目前在内地台商已有50万人（也有报称多达100万），仅上海一地就有10万之多（也有人称30万），他们基本上都是技术移民和商业移民，对内地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资金、技术和经验。从以上台湾当局的经济政策特别是民间的资本动向来看，两岸只会朝好的方向发展，除非出现个别“台独”势力能够完全控制民众的意愿的局面。 四、基本的概念、思想和理论 中国货币一体化的概念是在“一个国家，一个市场，一种货币”思想与动机的驱使下提出的，其核心内涵是内地、台湾、香港、澳门四地在实现市场一体化的基础上，发行新的单一货币，创造出一个新的中华中央银行体制和货币制度，以及实现单一的对外汇率制度和政策，并且力图实现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创新。其货币一体化核心取向的深刻意义在于降低交易成本，实现社会资源的整合和民族的战略利益，并且进一步的解决民族发展的外部性问题。 中国货币一体化的制度化安排的基本原则：效率、公平、稳定。建立统一的市场，实现单一的货币，将给两岸四地的企业提供自由竟争的环境，广阔的市场空间利于实现企业的规模经济，提高经济的效率。公平即通过社会发展的结构基金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机制来缩小地区经济的发展差异。在实现中国货币一体化的过程中，坚持稳定的原则，以保证顺利的实现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 中国的货币一体化有必要参考欧盟的货币一体化模式——从商贸到要素、从功能性合作到制度性合作、从微观到宏观、从经济到政治逐步扩大合作的过程。但是，中国货币一体化与欧盟货币一体化在性质上有本质的差距。中国的货币一体化是在同一个主权国家的范围内由具有共生、共荣的民族利益而紧密结合的一体化经济区，其货币一体化的对象是同一主权国家内的四个独立关税区。而欧盟的货币一体化则是不同主权国家结成的经济联盟。“一国（一个主权国家）四区（相对独立的关税区）”的定位是对目前两岸四地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最适当的表述。 欧盟的货币一体化无论实在理论建设方面、还是在实践操作方面，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和效果。从1961年罗伯特﹒孟德尔（Robert Mundell，也有译作芒代尔、蒙代尔）首次提出“最优货币区”理论（Theory of Optimal Currency Area），即在同一区域 内的各国实现固定汇率制或单一货币的条件上进行探索,其思想基础是“一个市场，一种货币”。随后不少经济学家各从不同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共提出了诸如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经济发展水平和通货膨胀率的近似、民族文化和社会经济政策的社会认同程度等实现单一货币的条件以保证单一货币实现后的内部均衡（充分就业、价格稳定）和外部均衡（国际收支平衡）的实现。 欧盟在实践操作过程中做得更为出色和现实。欧盟在建立单一市场的过程中首先实现了四大自由流通——商品、资本、人员、服务，提高了微观经济体的效率和参与国际竞争的机会。还较早的实现了汇率的统一，并且在社会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上取得了相当程度的协调。这些都为欧元的最终发行并顺利流通创造了条件。对欧元于今年年初顺利流通的深刻意义，有不少专家认为，其政治上的战略协同利益绝对大于各国在经济上所获得利益。 中国货币的一体化与欧盟货币一体化有许多类似之处（独立关税区的存在），但是却存在着实质的区别：欧洲自古以来统一的梦想仅仅是停留在“梦”的阶段，并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将是这样。而中国则不同，中华民族的统一是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永恒。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共同生活的过程中，形成了共同的民族语言，凝聚了伟大的民族文化。也正如前文所述，强盛的汉唐、繁荣的南宋、地域辽阔的清王朝、孔孟的儒家学说、屈原和李白、长城和紫金城已成为一个民族的符号和语言，把每一位炎黄人的心都紧紧的栓在一起。从本质上讲，中国货币的一体化是“货币的统一”，但由于两岸四地之间存在着在政治和制度分割的现实，以及相对独立关税区的存在，中国的货币的一体化的实质只能是“货币统一”与“货币一体化”的交融物。 如果说欧盟货币一体化的思想基础是“一个市场，一种货币”，那么中国货币一体化的思想基础是“一个国家，一个市场，一种货币，制度协同”。 “一个中国”在这里并非是一个假设的概念，姑且不论其社会、历史、文化、民族因素，就现实而论，香港和澳门已顺利的摆脱殖民地的身份，恢复了中国的国籍。台湾虽与内地存在着政治分割的现实，但是其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接受和认可，在目前的国际社会中只存在着“一个中国”。从历史的进程来看，民族国家自出现以来以及其运作的经验表明，民族国家在空间上所覆盖的才是最稳定和完整的市场，并且民族国家是民族市场的受益者和其利益的维护者。同时“一个国家”社会资源的整合，只有在“一个市场”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所以必须实现“一个国家”和“一个市场”的统一。然而“一个市场”的形成必须有“一种货币”的流通为条件。“一种货币”在“一个市场”的流通，使“一个市场”内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巨大的空间内真正的实现无障碍的自由流动和组合，充分体现“一个市场”的健全、完善和完美。再者，“一个货币”是“一个国家”的利益代表和核心主权 ，实现“一个国家”资本和金融资源的整合，是对国家主权和尊严的维护。“制度协同”则是针对目前两岸四地的政治和制度分割的现实，务须采取的一种有效的社会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与趋同的手段。就两岸四地间的社会文化认同感和风俗习惯而言，在不久的未来，社会政策的趋同特别是政治制度的趋同将会变成现实。宏观经济政策的趋同经济发展水平的接近和相互依赖的加强，将会提前变为现实。相信时日不久，台湾也将就有目前的政治分割障碍变为制度分割的障碍。“制度协同”将伴随着从实现“一个市场”到“一个货币”的全过程。 就实现中国货币一体化的基本理论来说，首先从“功利主义最优标准”来认识和理解最为适宜。所谓的“功利主义最优标准”即最优货币区应使货币区内各经济体的整体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说，在新的货币区内会产生“1+1〉2”的效果。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实现货币一体化的过程中，坚持的基本原则应是在尽力不伤害任何一经济体特别是台港澳的基础上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再者，从实现的条件来说，商品与服务的自由流通，生产要素诸如资本、技术、人员、信息的自由流动和组合，社会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充分协调，货币制度和汇率政策的充分协调与合作，还有财政政策上的协调和合作等，都是中国货币一体化实现的重要条件。而这些条件在实现的过程中，对任何一方来说，都会在付出一定的代价的基础上获得更大的收益。 五、成本与收益 中国货币一体化对各经济体存在着潜在的成本和收益，其大体上可以用货币联盟理论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加以分析。可能出现的成本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中国货币一体化的各经济体将失去独立的货币政策。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香港、澳门尽管已回归，但是其享有除外事权和驻军权以外的所有社会经济管理权，特别是金融货币的管理权，台湾的目前是这样，在未来也可能是这样。货币的独立权广义上指某经济体依据经济运行状况来实施货币政策的能力，包括汇率升降、货币供应量的调节和汇率变动等；狭义上指实施货币政策时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对直接与美元、实施固定汇率制的港币和直接与港币实施固定汇率制的澳币来说，根本没有依据经济运行状况来实施有效的货币政策的能力，但货币的一体化中新的中央银行体制必将影响到香港的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运行，特别是在短期时间内。货币一体化在前期将可能对台湾的通货膨胀和就业造成一定的压力。对内地来说，货币一体化在充分的尊重和照顾港、台、澳三个充满活力的发达经济体的前提下，对内地经济的发展也必定有一定的影响。 第二，中国货币一体化将可能造成各经济体铸币税流失。所谓铸币税，原指铸币成本与其在流通中的币值之差，现通常指中央银行通过发行纸币而获得的收入。按照一般的估算，铸币税占一独立经济体GDP的0.2%。（张宇燕，1999）这对各经济体的财政收入来说是一项不小的损失。但如果考虑到在全球金融一体化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弱势经济体特别是开放程度特别大的弱势经济体将会出现严重的货币替代现象⑤和美元化趋势⑥，这相当于向强币所在国交纳铸币税，那么中国的货币一体化对各经济体在铸币税方面的损失将不能造成事实。 第三，中国货币一体化除了将造成上述两项显性损失之外，还存在着隐性损失，即同一的货币政策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巨大的“一个市场”的实行，将可能对各经济体、各产业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失。这无论是从世界范围来看，还是从中国内地的范围来看，都是一个不争的现实。 内地、台湾、香港、澳门四经济体从中国货币一体化得到的好处，除了各经济体获得的收益外，还取得了更大的整体收益，即市场空间扩大、规模经济、国际竞争力增强所带来的收益。从更高层次上讲，货币一体化利于实现中国的战略利益。具体的表现有四个方面。 第一，汇率风险将消失。其积极的影响首先表现为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在这里主要是指因货币不同而引起的成本，其中包括货币交换的手续费，因汇率风险的存在而阻碍的贸易机会之收益，以及为规避汇率风险而采取的措施而引发的成本。而目前两岸四地的经贸依赖度非常紧密，但其货币不同所引发的交易成本却始终存在，货币的一体化将会改变目前的这种现状。其次，庞大经济实力的支撑，将会使未来的中国货币成为一个币值较稳定的货币。货币一体化而造成的两岸四地的经贸统一，具有较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潜在的发展实力，更重要的是，庞大的、潜在的市场内需能力将会造成内部交易的加强和资本的“内流”。在这一点上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如香港，20余年来香港一直是内地的最大投资者，截止2000年底，香港对内地的累计投资额高达1122亿美元占据整个外资的57.4%（《人民日报》海外版）。而这些投资仅仅是功能化的需要，一种自然的行为。最后，稳定的币值，特别是在强大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支撑下的稳定币值，将会形成一个区域的、乃至世界的强币，成为区域乃至全球贸易交易的结算工具和储备工具。而其货币的广泛流通所带来的铸币税收入也是相当可观的。 第二，中国货币一体化将有利于提升中国货币和中国金融资本市场在国际上的地位。人民币在庞大经济实力的支撑下，并且由于在近几年屡次的区域金融危机和国际经济衰退中坚决不贬值的承诺，赢得了足够的国际信任。港币在发达的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支撑下，有丰富的国际化经验，是未来的中国货币走向国际化的最好平台。实现单一货币后有利于实现优势互补，有利于降低融资和金融管理成本，有利于投资手段的多样化和灵活化、投资组合方式的多样化。未来中国货币的金融资产将会高于日本，在国际上居于重要的位置。中国货币的一体化将会较早地使中国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之一。 第三，中国货币一体 化将会有利于区域公平和提高微观经济的效率。货币一体化是生产进一步融合的需要，更有利于社会资源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和要素的自由流动，特别是人员、资本和技术的自由流动，将有利于消除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同时两岸四地将会动用更多社会资源和力量推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实现低成本的市场容量扩充，实现可持续的高速发展。货币一体化也将提高微观经济的效率，其主要的表现一是节约经贸交易中的汇兑成本和汇率风险规避成本，二是市场空间的扩大和竞争的加剧，将有利于规模经济的实现，三是信息环境的改善（如价格高透明度和可比性引致的资源配置功能完善化），将增进企业参与国际经贸的竞争和发展。 第四，中国货币一体化是中国战略利益实现的需要，是中国战略利益的关键步骤。首先货币一体化将会有力的推动内地的市场化进程，加深内地的市场化程度，这是中央政府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渐体会到的战略性目标之一。其次是为“亚元”的出现做准备，未来可能出现的“亚元”必将是建立在“一篮子”货币的基础上，而货币的强弱将决定中国货币在“亚元”中的地位。最后就是民族利益的实现。中国在近代史上长期处于弱势局面，今日和平的环境是挽回和维护民族尊严，实现“盛世中华”的最佳时机。而货币一体化所实现的要素流动和资源整合，是民族利益实现的开端，是中华民族“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六、方式与路径 中国货币一体化方式和路径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它会影响到货币一体化的进程乃至于成败。其方式和路径的选择有多种方案，以下将分别加以论述。 方案一：以人民币为唯一的法币，也就是说，用人民币代替港币、新台币、澳币的流通，人民币作为中国唯一的法币出现在两岸四地和国际的贸易过程中。其依据是从经济实力上来讲，人民币所代表的经济体是主体，具有庞大的经济力量和潜在的市场空间。从法理上来讲，在四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中，真正能在国际上行使国家主权只有内地的中央政府。就人民币的流通情况来讲，虽然人民币还没有实现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但是却在周边国家和地区赢得了较高的信任，并且在边境交易乃至部分国家全境内使用和流通。 但是，以人民币作为唯一的法币也有不少的缺陷。其一人民币自身发展得不够健全和完善；其二《中英联合声明》中规定，在香港回归后的五十年内将保持原有的货币金融制度。如果用人民币直接取代的话，将为某些人的反对提供借口，并且招致不必要的国际麻烦。其三由于内地与台湾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的差异，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人民币难以为台湾的“中央政府”和普通民众所接受。简言之，就是制度和政治的分割造成人民币难以广泛流通的局限性。 方案二：以港币或新台币或二者的结合作为唯一的流通法币。其依据一是港币和新台币都已实现了货币可自由兑换，自身的发展比较健全、完善，特别是港币，具有丰富的货币运作经验；二是香港有发达的国际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利用港币作为法币将有利于中国货币的国际化。但是此方案较之方案一来说具有更大的缺陷。首先是港币实行的是货币局制度，其货币的发行需要等值的美元作储备，完全以等值的美元为储备对中国这个大国来说是极不经济的。新台币的影响力也不足以支撑起庞大的经济体，何况意识形态因素的存在。再者，港币和新台币都是“小国开放型”经济体，都过分依赖于美元，其影响力极其有限。特别是新台币，基本上没有国际市场。 方案三：由新组建的中央银行发行新货币。新货币的发行有两种方式，其一在由四种货币建立的“一篮子”货币的基础上发行新货币，也就是说与欧元产生的方式基本相同。其二以人民币为基础发行新的货币，也就是说，新的货币是以人民币的价值作为价值基础，但在新货币的式样和图案上做一定幅度的改动，并且积极的吸收港币和新台币的国际化经验。众所周知，发行新的货币要付出一定代价，况且其新币被居民普遍接受也需要一段过程。上述发行的第一种方式比较复杂且成本较大，但似乎更显得公平和合理。第二种方案有欠于公平，其具体的实际操作过程却比较简单，并且其成本代价较低。方案三本身就是一种折中的方案，其具体可探讨的内容很多，而未来的中国新货币可 能必将在第三种方案中产生。除非在近期内出现海峡两岸统一的现实。 七、所需的程序 在这里值得说明的是，中国货币一体化的程序指的是社会资源和生产要素实现自由流通的次序，也可以说是从纵的角度即时间的角度来认识两岸四地货币一体化的进程。 在货币一体化的程序方面，需要借签欧盟的成功经验。旅欧博士李金珊在对欧盟货币一体化的里程考察之后提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五个阶段：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货币联盟。⑦并且她认为，货币联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高境界和形态。（李金珊，2000）然而就目前的形势来看，还可能会出现更高层次的一体化形态：形成更到层次的区域协调机制和统一的国民收入再分配机制。 鉴于目前两岸四地经贸的功能性合作已得到很好的发挥，经济的融合性和相互依赖性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特别是内地与港澳之间，制度性的创新已是水到渠成的必然趋势。现在最需要的是观念创新。对中国货币一体化的程序来说，由两个阶段——微观经济一体化与宏观经济一体化——已足够了。所谓的微观经济一体化，指李金珊博士所说的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三个阶段。这一阶段里的目标是实现商品、服务和诸如人员、资本、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组合，为实现该目标的所实施的主要手段是消除内部存在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统一其对外关税，并且就某些产业的发展进行密切的合作，以便于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实现优势互补。宏观经济一体化指的是李金珊博士所说的经济联盟、货币联盟以及形成国民收入再分配一定程度上的协调机制。这一阶段是对商品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进一步深化，其目标是通过货币一体化真正的实现民族市场的统一，其使用的手段如共同的对外经贸政策、相互协调的社会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实现固定的汇率制乃至“单一货币”。而就启动“单一货币”而言，同样需要三个阶段：实现各种货币之间的固定汇率制、启动中国的“单一货币”并锁定其汇率、启动中国“单一货币”的纸币和硬币并是各经济体的本币退出使用。 中国货币一体化的过程不可能完全按照欧盟货币一体化的程序来，因为在两岸四地在功能性合作的过程中，其各方面合作的发育程度有所差异，并且其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关系。依据两岸四地目前功能性合作的具体情况以及刚刚迈出的制度性合作意向，中国货币一体化的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以实现微观经济领域的一体化为主，并且在宏观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进行紧密的协调以辅助。在这一阶段里，通过消除相互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建立其统一的对外关税，并且实现宏观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在某种程度上的协调，以尽力的推动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为下一阶段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协调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二个阶段主要是以实现宏观经济领域的一体化为主，通过共同的对外贸易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协调与统一，积极的推动中国的货币一体化，是中国真正的成为一个单一的民族大市场。 而此后两岸四地将可能出现第三个阶段的经济一体化⑧：实现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的协调一致甚至于统一，这将会形成统一的国民收入再分配机制。这样必将增强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该阶段在这里只是为了指明方向，并不做重点探讨。 八、实施的机构及步骤 要想保证在未来的十年内（2012年前）实现中国货币的一体化，必须组建一个稳定、效率、公平的中华经贸协调与发展委员会和中华商务仲裁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要职能促进中华区内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民族市场的统一，并为中华中央银行的组建作必要的准备和贡献。而商务仲裁委员会则应为两岸四地的商务关系作出公正、合理的仲裁。这是目前中华区内 经济关系由功能性合作转变到制度性合作所必须建立的平台。同时这也要求中华经贸协调与发展委员会和中华商务仲裁委员会由两岸四地的高层次的官员直接参与实施。 中华经贸协调与发展委员会和中华商务仲裁委员会的组建，在制度的设计上，应坚持效率、公平和稳定的原则。两岸四地的高层次的经贸合作协调机制乃至未来的中央银行，无论在人员的参与和安排上，还是在地点的选址上，都应保持公平的原则，以此来保证制度的效率和权威。而就日前的动态信息告诉我们，香港与内地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磋商机制已于2002年1月25日正式启动，这就意味着该新机制的建立对内地、香港、澳门三地来说没有什么障碍。最重要的是台湾“中央政府”对此的态度和积极的程度，如果台湾未来的执政者还像李登辉、陈水扁一样，未来的经贸协调与发展委员会和商务仲裁委员会必须把台湾民间经贸机构诸如商会和有威望的社会名流囊括在内，以突出和尊重台湾人民的利益。而对此问题台湾的主流民众和工商界人士绝对持支持态度。最后必须保证组织与制度的稳定性。如果未来设计新的中华中央银行的成本太高，不妨可采用委托——代理制，由两岸四地的经贸合作协调机制在四地推选出一个有信用、有权威、有能力且适合于新的中央银行体系运作的中央银行来代理，同时必须接受中华经贸协调与发展委员会和中华商务仲裁委员会的监督和约束，以保证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货币一体化的步骤也即从空间上加入的先后顺序必然有所差异。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为了在矛盾中达成共识，在中国货币一体化的磋商机制由四者共同参与并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可实行有步骤的相互开放。如两岸四地在共同的磋商机制下达成实施对外统一的关税，可先在内地、香港、澳门三地实行，然后再把空间扩展到台湾，但拖延的时间以不妨碍下一步骤的实施为前提，因为时日毕竟太短，对炎黄人来说机会太少，不善于把握的话，将会成为民族的罪人。 至于说在空间上究竟怎样实现这个先后顺序，要根据两岸四地间的比较优势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而定。实现货币一体化的目的是通过社会资源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各地的比较利益，促进金融资本的“内流”，减少对外经贸的依赖度，加速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如果中国货币一体化在空间次序上安排不出妥当的办法，必然影响到整个货币一体化的进程，不利于其整体利益的实现。 九、前景展望 实现中国货币一体化是中华民族民心之所向，顺乎炎黄人民之夙愿，合乎“大一统”之天理。但是，我们并不能否认在此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种种障碍和困难，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政治和制度的分割。如果不能顺利的排除所存在的障碍和困难的话，作为炎黄人，只有仰天流泪…… 就目前所存在的困难和障碍，可分为三个方面。 首先，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众所周知，截止目前为止内地的人均GDP仅800多美元，而香港的人均GDP是其内地的近30倍，台湾的人均GDP是内地的近15倍。同时两岸四地之间的产业水平也有很大的差距，香港、澳门的服务业发达，台湾的制造业特别是电子工业发达，内地可以称道的是资源丰富和较强的军事工业技术。但是如果从内地区域差距来看，沿海经济较发达的地区的人均GDP是中西部落后地区的5倍以上，而香港的人均GDP是其沿海地区的近10倍，台湾仅是其5倍左右。从这个角度讲，这种经济差距算不上大的障碍，特别是在10年之后，内地初步实现工业化后，与港澳台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经济的国际化程度的差距已大大缩小。 其二，经济和货币在国际化程度上存在着巨大差异。香港特区连续几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全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系，而内地在几年前还被主流的发达国家扣以“非市场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台湾和澳门的国际化程度也由于其具有较发达的产业结构，也具有较高的开放度。另外，人民币至今还未实现利率的市场化和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在这里所引发的问题是，中国货币一体化 后到底需要有什么样的国际化程度。就目前内地的经济开放度，是绝对需要继续发展的；香港实行“自由港”的高度开放政策，是绝对不适合于整个中国这个巨大的空间范围。最佳的选择是内地在对外开放上要继续积极的发展，与台湾的开放度基本相温和就可以了。同时也需要以特殊的策略来对待具有百年“自由港”历史的香港的存在，否则难以保障香港在世界金融中心中的地位。 其三，政治和制度的分割。这是由于历史因素造成的，近代史上由于外国的入侵造成的列强分割和动乱政治中造成的政见分歧，形成了目前这种政治和制度分割的局面。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污点，也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可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的存在，造成了目前各经济体争相维护自身的即得利益，往往忽视其整体利益的存在。在这一点上，关键靠各经济体观念的开脱程度，或者说是观念的创新程度。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其观念的创新程度取决于民族感情的深厚程度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区域经济一体化所造成的压力。特别是台湾在失去国际政治空间的同时，也丧失了与其它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国家结成经济联盟的可能，这对对外依赖度相当强的台湾来说，无疑是心头的一块重病。 对四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而言，共同的利益就是在强大的民族文化聚心力下的民族尊严感以及民族的战略利益。存在的分歧也是有的，如内地想保持强烈的意识形态，香港想永久的保持其“自由港”地位，台湾想维护目前的社会经济“自治”的状态。故而在只有国际经济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的强大压力之下，各经济体才会对此表现出主动、积极的态度。而目前正处于这样的国际环境之下，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向中央政府提交的报告以及澳门特区政府积极响应的事实也充分的表明，在外部强大的压力下，两岸四地逐渐的走到一起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中国货币的一体化和通过货币一体化所带来的资源整合，其潜在的收益是巨大的。内地的中央政府若想走向国际的政治强国地位，必须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发达的金融市场：香港若想保持其亚太金融中心的地位，必须有一个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具有国际货币功能的强币做基础；台湾的制造业技术只有在庞大的民族市场中通过比较优势才可能更具竞争力；澳门的博彩业在发达的金融市场中更富有生机。从这些角度来看，中国货币一体化的前景绝对是明朗的，并且其为期已不太远。 障碍和困难是存在的，是不可否认的现实。然而，这些困难的程度并非完全由现实的政治和制度分割决定，而是两岸三地间的炎黄人的诚心和尊严决定的。只要有诚心，中国货币一体化必然能够实现。只要有诚心维护炎黄人的尊严，实现中国货币一体化指日可待。炎黄人需要这份诚心，需要用自己的这份诚心来维护民族的尊严，树立民族的自爱和自强形象。 结束语 在近代，中国饱受西方列强入侵与掠夺、军阀争战和社会政治动乱之苦，在丧失大量社会财富和国土的同时，丧失了与世界主流国家共同进步、共同分享技术进步成果的机会，造成了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史上的最大遗憾。而现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国际环境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给发展中国家造成强大压力的同时，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发展的机会。中国的四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正是在这种国际环境下获得新生，再一次开始开创中国的繁荣。而在旧的世纪已结束、新世纪刚刚降临之机，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的浪潮又滚滚而来，再一次为中国社会资源和力量的整合提供了机会，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创造了条件。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世界的近现代史上，西方主要的发达国家的财富积累是在对殖民地的军事抢劫和强制性贸易的基础上完成的，其技术的进步也是靠可以获得巨额利润的海外殖民贸易来推动的。而现在新崛起的新兴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财富积累过程则与发达国家的财富积累过程完全不同，新崛起的新兴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财富积累是在被迫出卖自己国家的资源和对发达国家的乞求、降伏的基础上逐步完成的。用张宇燕博士的话说，发展中国家被迫所做的这种行为是因为其能够获得“得自交易的收益”（ga in form trade 张宇燕，1998）。可是这种“得自交易的收益”其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其过程是艰难和难得的。无论那一个新崛起的新兴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为其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才换得发展的机会。香港、澳门、台湾、内地同样都是通过付出极大的代价来换取今天的发展成就的。 也正是由于机会难得，并且外部的压力特别强大和“得自交易的收益”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所以中国的货币一体化必须要有强烈的时间概念。用10年的时间（也即到2012年）也许比较仓促，但是却抓住了一个较好的时机。届时中国以“单一货币”的形象出现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体系中，也就意味着新的中国货币将可能成为中国（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内地）与东盟贸易中的结算工具，并可能成为东盟国家的储备货币。如果听任其货币一体化拖延下去，任其各经济体自由的发展，必然会出现严重的货币替代现象和美元化趋势，真正的待到中国内地经济实力强大之后，澳币、港币、新台币可能已经不存在了，人民币存在的意义也不大了。故此，在实现中国货币一体化的过程中，必须有强烈的时间观念。时间是真理，也是金钱。对中华民族来说，时间就是民族的财富，时间就是民族的尊严。 在最后，不得不再着重强调的是，鉴于内地的特别地位（经济上的主体、尚呆开发的具有庞大规模的市场空间、政治上是唯一主权国家的代表），在中国货币一体化的过程中，绝对以不能伤害港澳台三个经济体为前提。如果有必要的话，内地做出一定的牺牲也是有必要的，但是这种牺牲以绝对不能伤害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为界限。 注 释： ① 对两岸四地而言，造成“独立经济体”的原因是政治或制度的差异以及“独立关税区”存在的现实。在本文“独立经济体”更侧重于“独立关税区”存在的内涵。 ② 具体的说，“货币一体化”一般是指描述现代意义上的以欧盟经济与货币联盟为代表的货币一体化实践；“货币统一”一般被视为国家主权在货币层面上的具体反映，是国家主权确立的标志。为避免歧义，下文将一律采用“货币一体化”。但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货币一体化”已完全超出了欧盟货币一体化的内涵。 ③ 货币国定说最早由元末明初的马亨、刘基提出，在实际操作中比此还要早。（见《当代中国货币理论的历史轨迹》第一章） ④ 张宇燕博士在《美元化：现实、理论及政策含义》中称，货币局制度、自由银行制度、中央银行制度是并列的三大银行制度。联系汇率制又称联汇制，与货币局制度的划分标准不同，但在这里的具体内涵相同。 ⑤ 姜波克对货币替代的定义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内对本国货币币值的稳定失去信心或本国货币资产收益率相对教低时，外币在货币的各个职能上全面或部分替代本币发挥作用的一种现象。（《人民币自由兑换和资本管制》168页）同时他认为，内地和香港存在着货币替代现象，但香港比较严重。并且其货币替代的原因均是作为价值贮藏的手段。（《货币替代研究》201页） ⑥ 张宇燕认为美元化的基本含义如下：作为一种事实，它是指美元在世界各地已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作为一个过程，它是指美元在美国境外的货币金融活动中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均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政策，它是指一国或一经济体的政府让美元逐步取代自己的货币并最终自动放弃货币或金融主权的行动。并且认为，从中长期的角度看，美元化将成为许多新兴市场经济的选择，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将因此而得到某中程度的加强。(见《美元化：现实、理论及政策含义》) ⑦ 李金珊认为，自由贸易区即区内各国取消相互间的关税保护；关税同盟即建立起统一的对非成员国的关税；共同市场的目标是实现商品、人员、资本、服务的自由流动和组合；经济联盟的实现手段主要是共同的对外经济政策、区内的社会协调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见《欧盟经济政策与一体化》) ⑧ 货币一体化是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一体化的阶段性目标。 参考文献： ⑴ 姜波克等著， 《开放经济下的宏观金融管理》（第一卷）《人民币自由兑换和资本管制》，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年。 ⑵ 姜波克等著， 《开放经济下的宏观金融管理》（第二卷）《货币替代研究》，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年。 ⑶ 张宇燕 马杰著， 《共享繁荣——世界经济的现状和未来》，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8年。 ⑷ 张宇燕著， 《美元化：现实、理论及政策含义》， 《世界经济》1999年第九期。 ⑸ 李金珊著， 《欧盟经济政策与一体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 ⑹ 屠启宇著， 《制度创新——货币一体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年。 ⑺ 张幼文著，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程》， 学术出版社。 ⑻ 汪祖杰著， 《当代中国货币理论的历史轨迹》， 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年。 ⑼ 李成勋主编， 《1996—205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走向现代化的构想》， 北京出版社出版，1997年。 ⑽ 曹小衡著， 《海峡两岸经济一体化的选择和定位》， 中国网2001年8月10日。
|
|
|||||||||||||||||||||||||||||||||||||||||||||||||||
|
||||||||||||||||||||||||||||||||||||||||||||||||||||
加入最爱
热门小游戏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