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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会会议通知制度分析与缺陷检讨——以《公司法》的修改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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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招租，e-mail:yesize@hotmail.com 作者：蒋大兴 主题类号：D411/宪法学、行政法学 【 文献号 】1-1570 【原文出处】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 【原刊期号】200104 【原刊页号】70～79 【分 类 号】D412 【分 类 名】民商法学 【复印期号】200111 【 标 题 】股东会会议通知制度分析与缺陷检讨 ——以《公司法》的修改为中心 【英文标题】An Analysis of the Notice System of the General Meeting ofShareholders and A Review of Its Drawbacks JIANG Da-xing (School of Law,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China) 【 作 者 】蒋大兴 【作者简介】蒋大兴，南京大学 法学院，南京210093 蒋大兴（1971—），男，湖南邵阳人，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 【内容提要】公司股东会会议通知是关乎股东利益的大问题，但我国公司法理论并未对此给予足够的关注，现行《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亦极为简略，存在颇多缺陷。故应借此次《公司法》修改之机，从股东会会议的通知人、通知期限、通知方式、通知对象、通知内容等方面予以完善。 【英文摘要】The notice of the general meeting of shareholders is a bigissue concerning the shareholdersinterests, but the companyact theory of China has not paid adequate attention to it.The rules stipulated in The Company Act are too brief withmany drawbacks.Therefore,at the time when The Company Act isbeing modified,regulations concerning the notifier,the periodof the notice,the pattern of the notice,the object ofthe notice,and the content of the notice should be perfected. 【关 键 词】公司/股东会/通知/《公司法》 company/the general meeting of shareholders/notice/TheCompany Act 【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DF41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 7278（2001）04—0070—10 公司股东会会议通知常常被认为是一个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技术问题。受制于这一理念的影响，我国《公司法》对股东会会议通知的规定极为简略。实质上，股东会会议通知是股东得以参加股东会并行使其法定“干预权”的前提，在经营者和控股股东合二为一的情况下，股东会已成为少数股东要求大股东解释其政策并提出微弱反对意见的惟一场所。在我国实践中，因公司未遵守通知程序而产生的纠纷已偶有发生，研究公司股东会会议通知的有关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股东会会议通知人之制度分析与缺陷检讨 各国（地区）立法一般将股东会会议的通知人区分为实质意义上的通知人和形式意义上的通知人。前者是指拥有实质通知权，即有权决定召集股东会会议的通知人；后者是指仅拥有形式通知权，即对股东会会议召集无决定权，但可协助召集权人发布通知的人。司法惯例一般认为，惟实质意义上的通知人方可在会议通知上署名，以其自身名义发布会议通知，形式意义上的通知人仅在得到召集权人的特别授权时，方能发布会议通知。因此，形式意义上的通知人可视为实质意义上的通知人的代理人，在得到授权时，应以被代理人名义发布会议通知。一般情形下，形式意义上的通知人不得以自己名义自主决定发布会议通知，否则，若非得到实质意义上的通知人追认，该通知不会产生预期的效力。例如：在我国香港，股东会会议一般由董事会召集，会议通知亦以董事会名义发布，董事会系实质意义上的通知人。虽然董事会通常指令公司秘书发布这些通知，但公司秘书不得自行主动发布通知，亦不得依个别董事的指令发布通知。［1］（P573）在Hooper v. Kerr Stuart and CoLimited 一案中，法官严格坚持了这一规则，认为“除非获得董事会集体追认，公司秘书未经董事会授权而擅自发布的股东会会议通知无效”［1］（P573）。我国现行《公司法》并未明确规定谁为公司股东会会议的通知人，但该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一般由董事会召集，似可推导，通知人应为公司董事会。董事会作为一个集体系法定的实质意义上的会议通知人。因此，股东会会议通知应以董事会名义发布。然而，在《公司法》出台以后，证监会的有关规范性文件又有将该通知权赋予“公司”的歧义表述，这些前后矛盾的规定极易产生操作歧解。在实践中，公司股东会会议通知的署名很不一致。就上市公司而言，至少有以下几种情形：其一，署名为公司。例如：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股东年会的公告即直接以其公司的名义发布。其二，署名为董事会。例如潍坊华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度股东大会即以公司董事会名义发布。其三，署名为获得董事会授权的董事会秘书。例如：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度股东年会即以董事会秘书名义发布，署名为“承董事会命邵敬扬董事会秘书”。令人欣慰的是，1997年12月颁布的具有“准法”性质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以下简称《指引》）第47条、1998年颁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以下简称1998年《规范意见》）第2条以及2000 年5月18日修订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以下简称 2000年《规范意见》）第5 条明确规定：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时的通知人为董事会，从而部分地解决了上述问题。但对于非上市公司，上述问题并未完全解决。 此外，现行《公司法》对形式意义上的通知人及其通知规则尚乏明文。例如：若系董事会秘书或其他人代理发布会议通知，其合法性如何？代理人是否必须在该通知中明示代理关系？如系无权代理，能否适用一般无权代理规则进行处理？等等，均待明确。笔者认为，一概否定形式意义上的通知人及其通知行为的效力并不恰当，关键是应对其进行适当规范。这些规范大体应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其一，代理人代为发布通知时，应取得合法授权，并在会议通知中明示代理关系；其二，若代理人系无权代理，原则上应得到董事会追认，通知行为方能生效。在未获追认而又符合表见代理规定时，若通知事由事实上存在，则构成表见代理，通知行为对股东和董事会有效；反之，若通知事由纯系虚构，则不能成立表见代理，该通知对股东和董事会均无约束力，因代理人之欺诈通知而给善意股东造成损害的，由通知人自负其责。 对此， 我国台湾法院1984年度台再98号判决亦采类似做法，即如“股东会之召集经董事会决议，纵其公司公告之报纸上未刊载董事会名义，然已足供一般人了解系依董事会意旨召集；且其召集未侵犯董事会职权，更不危害公司及股东权益。则其召集自属合法。从而该次股东会决议难认为无效。”［2］（P322） 二、股东会会议通知方式之制度分析与缺陷检讨 对于股东会会议的通知方式，各国概有两种立法例：其一，强制主义立法例，即以强行法明确规定股东会会议的通知方式，此为韩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卢森堡等多数国家所采。并且绝大多数国家要求股东会会议通知须以法定的书面形式发布，惟英国的规定较为灵活，即该通知可采取委派专人递送、邮寄、刊登广告或其他方法送达［3 ］（P182）。此外，在采取强制主义立法例的国家，往往针对股东和公司类别的不同而分别规定不同的书面通知方式。对记名股东和闭锁性公司（如有限公司）通常要求以专人递送或信函寄送的方式通知，对无记名股东和公开性公司（如上市公司）则大多要求采用公告送达的方式通知。其二，任意主义立法例，即未以强行法明确规定股东会会议通知的具体方式，而是将其交由公司章程自治，此为美国、瑞士、瑞典等少数国家（地区）立法所采。但在实践中，对记名股东和无记名股东通常亦采区别对待原则处理。并且，为预防纯粹的章程自治主义的缺陷，采此立法例的国家普遍对章程自治进行了限制，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部分国家（如美国）建立了“法律候补适用规则”，即在公司章程未有规定的情况下，补充适用法律规定的通知方式；第二，部分国家（如瑞典）建立了“特定决议通知方式法定规则”，即通知方式一般由公司章程规定，但对于一些比较重要的特定决议则须依法律确定的方式送交通知。 无论采取何种立法例，各国许可或实际采纳的通知方式主要有以下五种：即口头送递、专人送递、邮寄送递、公告送递和现代传媒送递。其中，前四种方式是传统的送递方式，后一种方式是随着现代高科技的发展而衍生出来的较为新颖的送递方式。无论采取何种送递方式，应以能送达各股东为原则。应当注意的是，这几种不同送递方式的生效时间并不完全一致。对此，有些国家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如美国《示范公司法修订本》规定：口头传达通知时，只要通知是能令人理解的即为有效；书面通知如能令人理解，在以下三种情形下生效：其一，专人送递采“签收主义”，以收到为生效。为提高送达效率，该“签收”可由受 送达人本人签收，亦可由其注册代理人、主要办事处的秘书签收，其效果视同本人签收。其二，邮寄送递一般采“推定到信主义”，如果付清邮资并正确写明地址，则在通知投入邮局的五天后便生效，投入时间可以邮戳证明。但特拉华州对邮寄送递采“发信主义”或“投邮主义”，发出通知的时间以已支付邮资，并按公司记录上的地址将通知投进美国邮箱的时间为准。［4］（P65）其三，特殊邮寄送递采“签收主义”，如果以挂号信或证明信件邮寄，并要求有收条，且该收条是由收件人本人或其代表收件人签字的，则以收条上的签字日为收件日。无论采取何种生效主义，对于寄达开会通知的举证责任，应由公司或通知人承担。在我国台湾，此一举证责任亦由公司负担。［5］（P431）此外， 对于公告送递各国一般采“发信主义”，通知公告一经发出，即视为到达生效。如在韩国，会议通知公告后，无须过问到达与否，因未送达而导致的损失由股东而非通知人承担［6］（P356）。 我国现行立法和规范性文件对公司股东会会议通知方式的规定并不完全一致。《公司法》除对无记名股东明确限制为“公告通知”外，对其他股东的通知方式并无明确规定。1994年证券委发布的《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以下简称《条款》）第57条第1款、2款规定，股东会会议通知应采取书面形式，可以以专人送出或者以邮资已付的邮件送出。对内资股股东的通知也可用公告方式进行。其后，证监会在1996年《关于规范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第3 条第2款、3款中又规定， 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采取公告方式。发行境内上市外资股的公司通知召开股东大会，可以依据公司章程规定采取书面形式通知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这些规定实际上将公告通知的范围扩大了，即在上市公司中，无论对记名股东还是无记名股东均应采取公告的方式传递股东会会议通知，但对内资股东与外资股东的通知方式仍有所区别。《指引》第161 条采取了类似于《条款》的灵活规定，即上市公司的股东会会议通知可以专人、邮件、公告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形式送出。1998年《意见》第2条和2000年《意见》第5条基本重申了《通知》的规定，即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以公告方式通知各股东。依此规定，无论是记名股东还是无记名股东、无论是内资股股东还是外资股股东均应以公告方式通知。这一规定实质上简化和统一了上市公司股东会会议的通知方式，但其与《公司法》的不协调之处亦较明显，按《公司法》规定至少并未否定对记名股东采取非公告方式通知的合法性。以公告方式通知股东，对公司而言可能是成本最小的一种通知方式，公司可以省去同时采取其他通知方式而产生的不便和麻烦。例如：公司无须对记名股东一一单独送达通知，亦可避免采取口头通知、电话通知而面临的举证困难等等。但笔者认为，尽量简化通知的方式未必是最佳选择。因为，从《公司法》的立法精神来看，设计股东会会议通知制度的目的在于成功地向股东告知开会事宜。一种通知方式应否被通知人选用，关键在于该种方式能否实现上述目的。与此同时，通知方式的选用应尽可能地给通知人提供便利，降低通知成本。但成功通知股东始终应是通知制度意欲实现的首位目标，而提高通知效率、节约通知成本只能是附属性目标。就此而言，立法应给通知人提供尽可能多的通知渠道，以方便通知人根据公司和股东的具体情形选择适用。将通知方式压缩为单一的“公告通知”，不利于实现设计通知制度的本旨。因为，“通知公告”发布以后，并非即如法律推定的那样，所有权利人都会看到公告。而且，个别权利人未看到公告可能完全是主观因素以外的原因造成，此时其获得通知的权利事实上将被不公正的制度设计所剥夺。例如：对已知名址的记名股东而言，公告即不是最佳的通知方式，若强令采取此种通知方式，无非给通知人创造了懒惰的机会，股东的利益极有可能受到损害。鉴于此，笔者认为应抛弃目前流行的“压缩主义”立法思维，维持《公司法》所确定的“多元主义”通知方式，但应对“通知”一词的含义予以细化。尤其应当明确对于口头通知（含电话通知）以及特殊的书面通知如数据电文（含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现代传媒送递方式的态度。 此外，对不同通知方式的生效时间，我国《公司法》和《意见》（1998年、2000年）并无明确规定，其他规范性文件亦仅有零星规定，很不完整。如《条款》第57条第2款规定，股东大会以公告通知时， 一经公告，视为所有内资股股东已收到有关股东会议的通知。《通知》第 3条第3款亦有类似规定。惟《指引》第166条的规定相对较为全面，即“公司通知以专人送出的，由被送达人在送达回执上签名（或盖章），被送达人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公司通知以邮件送出的，自交付邮局之日起第［］个工作日为送达日期；公司通知以公告方式送出的，第一次公告刊登日为送达日期。”这些规定至少存在如下缺陷：其一，仅适用于特定的公司类型 ，即境内上市公司和境外上市公司，对于大量存在的非上市公司并不适用；其二，仅适用于对特定股东的通知，即仅规定了对内资股股东的通知生效的时间，未规定对外资股股东（尤其是境外上市公司中的外资股股东）的通知生效的时间；其三，仅适用于特定的通知方式，即专人递送、邮寄送达和公告通知方式，对除此以外的其他通知方式（尤其是现代传媒送递等通知方式）的生效时间未作明确规定，在实践中容易产生歧义。而且，对于专人送递强调以被送达人本人签章为确认送达效力的惟一依据，未明确规定相关权利人（如代理人、法人之收信员、自然人之家属等）接受通知亦视为送达，显然不利于提高送达效率。而将邮寄送达的到达时间交由当事人自治，必然人为地造成适用标准繁杂的现象，很不恰当。这些缺陷，有必要在修改《公司法》时予以克服。 三、股东会会议通知期限之制度分析与缺陷检讨 对于股东会会议的通知期限，少数国家（地区）采取统一主义立法例，仅规定一个统一的通知期限，如奥地利规定至少为14天，瑞士规定至少为10天，卢森堡规定不得少于8天。 多数国家（地区）采区别主义立法例，区别公司类型、股东会议或决议的类型、股东类型、通知方式等分别设置不同的期限要求，但仍有以下共同之处：其一，多数国家（地区）要求通知人发出股东会会议通知时应遵守一个最低时限，而且，对开放性公司股东的通知期限一般长于非开放性公司股东的通知期限，对公告通知的期限大多长于其他通知的期限，对无记名股东的通知期限大多长于记名股东的通知期限。其二，多数国家（地区）不允许以公司章程压缩法定的通知期限，但对公司章程规定更长的通知期限却并不禁止。公司法要求维持最低的通知期限旨在确保有参会资格的股东能有充裕的时间考虑和准备出席股东会会议。因此，有些国家（地区）规定，在全体或绝大多数股东出席或同意的情况下，股东会会议期限可以缩短。此外，亦有个别国家同时限制股东会会议通知的最长期限，如美国《示范公司法修订本》第7.05条（a）规定， 公司应在会议召开日前不少于10天不多于60天的时期内通知股东。加拿大及安大略省《商业公司法》规定，该通知期限为会前21日—50日。此立法意旨在于，防止公司规定过长的通知期限，致使领受通知的股东产生遗忘，间接损害其利益。其三，多数国家（地区）规定通知期限的计算以“净天数”为准。如在英国和香港，通知期限不包括通知送达或视为送达的当天和会议召开的当天。我国台湾“经济部”在1971年2月以“商6804 号文”对“公司法”的通知期限进行解释时，亦指出：对股东之通知期限不“包括开会本日在内”。 我国《公司法》对股东会会议通知期限亦采区别主义立法例。该法第44条第1款、第105条第1款、2款规定，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应于会议召开15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股份有限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应于会议召开30日以前通知各股东；发行无记名股票的，应于会议召开45日以前作出公告。《通知》基本上维持了这一规定。然而，有关上市公司的其他一些特殊规范，如《指引》第47条、1998年《意见》第 3条和2000年《意见》第5条、《条款》第53 条以及《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到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别规定》（以下简称《特别规定》）第20条第1款却修改了《公司法》的上述规定。 这些规范性文件将境内上市公司的股东会会议通知期限统一规定为30日，而将境外上市公司的股东会会议通知期限统一规定为45日，这一修改并非完全吻合《公司法》之精神。因为，就境外上市公司而言，我国目前仅允许其发行记名股份，故境外上市公司的股东均为记名股东，将通知期限定在会前45日尚无违反《公司法》之处。而境内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记名股和无记名股之分，将会议通知期限统一压缩为30日，难言妥当。至少，对无记名股东而言，依《公司法》所定之45日期限而能获得的期限利益已告丧失。此外，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对股东会会议通知期限的规定尚存在以下不足：其一，通知期限过长。其他国家所规定的通知期限一般未超过30日，我国现行立法规定最短为30日和45日，似嫌过长。并且，现行立法对于最长通知期限未予限制，显得过于宽松，这对股东权之维护有害无利。过长的领受通知期限对股东而言反而是一种负担，这可能是有关规范性文件压缩通知期限的原因之一，似宜在修改《公司法》时采压缩主义，再行缩短通知期限。其二，未明确规定通知期限的计算方法。即该期限是否系指“净天数”，并不明确。惟《通知》将其界定为“会议通知的公布日至股东大会召开日不得少于”30日和45日，似采“净天数”计算规则。《指引》第47条注释部分也强调，公司在计算30日的起始期限时不应当包括会议召开当日。从目前上市公司的做法来看亦多采用此解释，如上海九百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度股东大会拟定于2000年6月30日召开，其会议公告系于同年5月30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 但亦 有个别上市公司未完全遵守这一规则，如江西昌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度股东大会拟定于2000年6月29日召开，其会议通知系于同年5月30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其间净天数仅29天。因此，笔者认为，修改《公司法》时应明确规定这一计算规则。而且，《公司法》还应对该净天数的计算始期予以明确。因为，就公告方式而言，实践中，许多上市公司会议公告上所载明的发布日期与该公告实际刊登的日期并不一致，应明确规定以后一日期为计算始期，以防个别不道德的通知人与媒体串通，埋伏通知期限，损害股东利益。对于非公告方式而言，这一问题同样存在，例如邮寄送达时，是以通知发出之日起计算，还是以股东实际收到或推定收到通知之日起计算，对股东权利影响较大，亦应明确。其三，未明确规定通知期限能否以公司章程压缩。笔者认为，为确保少数股东不受压榨，应采否定主义立法例，在《公司法》中明确规定股东会会议通知期限不得以公司章程缩短。 四、股东会会议通知对象之制度分析与缺陷检讨 对于股东会会议通知是否必须发给每位股东，各国（地区）亦有两种立法例：其一，限制主义立法例，即股东会会议通知无须对全体股东发布，仅部分股东（通常指有表决权的股东）享有获得通知权。此为美国、加拿大、韩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立法所采。其二，无限制主义立法例，即股东会会议通知必须对全体股东发布，公司所有股东均有权获得通知。此以英国和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最为典型。 无论采取何种立法例，各国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如何确定有权获得通知的股东之资格？这在证券市场流动性日趋增强、股东变动不居的现代经济社会，更显重要。对此，香港采取了“关闭股东名册”的办法确定通知对象，股东名册一旦关闭，公司就不再接受股份的注册转移。《公司条例》规定，股东名册可以多次不定期关闭，但一年不能超过30天。这一制度遭到了学者猛烈批评，何美欢教授认为：这是“一个笨拙、不方便的措施”［1］（P580）。因为， 对股东名册的强行关闭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注册迟延，将会影响到希望注册的人的交易。随着公众持股比例的不断提高，总有一天股东权利的不确定会变得无法容忍。与香港的做法不同，在一些公众股东为数众多、股份交易十分活跃的国家，不是采取关闭股东名册的消极办法解决上述冲突，而是以一种更为合理的股权登记日制度取而代之，以避免为确定与会股东资格而影响公司股份交易的正常进行。例如：加拿大和安大略省《商业公司法》规定，为确定有权收到股东会议通知的股东名册，董事会可以预先确定一日作为决定股东名册的登记日。但该登记日不得早于会前50天，亦不得短于21天。在登记日那天，其名称或姓名未登载于公司或其过户代理人的记录上的股东无须给予会议通知。但这些股东的表决权并不因未获通知而受到影响。美国《示范公司法修订本》和《特拉华州公司法》亦采取了登记日规则，惟其具体规定的登记期间有所不同，前者规定“股东登记日不得确定在会议召开的70日以前”；后者规定，该日期要定在会议召开前10—60天以内。从加拿大、美国的规定来看，法律对通知人选定的股东登记日通常有下限和上限的要求，这是因为，时间过短，不利于公司对已确定的股东履行通知义务。时间过长，难保已登记的股东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如在此漫长的期间内，多数已登记之股东已转让其股权，获得通知的该等股东大多将为名义股东而非实际股东，这会使股东登记日制度变得毫无意义。此外，个别国家（地区）如英国、加拿大、德国以及我国香港还要求股东会会议通知必须发给股东以外对公司业务经营活动拥有特定监督权的人（如审计师、查账员、监事等），其立法意图有二：其一，使监督人员了解股东大会的会议计划，促使其更好地行使监督权；其二，在监督人员和股东大会之间架设沟通渠道，使股东大会能及时了解公司运作中的不正常状况，及时调整经营方针。 我国《公司法》和有关规范性文件对股东会会议通知对象亦采无限制主义立法例，即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应将有关事项通知全体（各）股东。这些规定较为合理。因为，无表决权之股东尽管没有表决权，但其出席股东会的权利不应被剥夺，否则其表决权以外的其他诸项权利（如知情权、质询建议权等等）将会受到侵犯。我国台湾学者武忆舟先生亦持这一观点，他认为：“无表决权之股东，并无剥夺其出席权之必要。以无表决权为已足。故似宜通知列席。故董事会召开股东会时，如不通知出席者，自非适法。因其仅不得加入表决而已，非谓董事会有不通知其出席之权限也。”［2］（P325） 至于如何确定获得通知的股东资格，我国《公司法》第145条第3款系采“关闭股东名册”的办法进行处理，即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召开前30日内，不得进行股东名册的变更登记。《指引》第34条系采登记日制度，即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时，由董事会决定某一日为股权登记日，股权登记日结束时的在册股东为公司股东。并且， 第47条要求，登记通知应在会议召开30日以前发出。《条款》则兼采“关闭股东名册”和股权登记日两种规则确定接受通知的股东名单。其第38、39条规定，股东大会召开30日以前不得进行因股份转让而发生的股东名册变更登记。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时，应当由董事会决定某一日为股权确定日，股权确定日终止时，在册股东为公司股东。至于股权确定日的具体期间，《条款》尚无明确规定。一般而言，设置股权登记日（或确定日）旨在确定“股东身份”暨有权收取“股东会会议通知的股东范围”，因此，从逻辑上而言，股权登记日应在公司会议通知发出之前确定。然而，在实践中，上市公司关于股权登记日的确定几乎完全背离上述逻辑。如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度股东大会拟定于2000年6月9日召开，其会议通知于2000年5月9日公告，股权登记日确定在2000年6月2日，即于该日下午交易结束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登记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该公司股票的股东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具体登记事宜于2000年6月3日—6月7日办理。这一通知显然并未完全遵守上述逻辑。因为，在5月9日—6月2日之间，公司股东仍处于变换之中，有权获得会议通知的股东范围仅在6月2日方能确定，在此之前，通知对象并不确定，无法对其发送通知。并且，将股权登记日通知与会议通知合并发布，还会产生两个问题：其一，可能致使通知期限违反法定要求。假如某股东系于6月1日购买公司股份，则其获得会议通知的期限显然短于法定要求的30日。其二，可能诱发道德危机。由于登记日和具体登记的办理往往确定在正式会议召开前很短的一段时间内，难以防止个别道德危险者利用此点谋取非法利益。在实践中，为吸引股东与会，上市公司往往于登记股权时向股东发放价值不菲的纪念品，因此，在上海等上市公司较为集中的城市产生了一批“开会专业户”。该等人士专门在公司登记股权之前购进少量股票，待办妥股权登记，领取了纪念品之后即抛出股票。据说，如此操作，在年会集中期间，每天均有100余元纪念品入囊。 虽然不能将此种情形的产生完全归咎于股权登记日，但显然不合理的股权登记日对该种现象的产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采取“关闭股东名册”的办法确定出席或获得会议通知的股东资格，无疑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公司股份交易的正常进行，应予放弃。而同时采纳“关闭股东名册”和股权登记日规则确定股东名单亦无必要，实际上单采股权登记日规则已足以应付，关键是要完善现行规则。具体可从三方面来操作：首先，修改《公司法》，废止“关闭股东名册”制度，改采股权登记日规则，并将其统一适用于所有股份有限公司，以避免其目前仅适用于上市公司的弊端；其次，明确规定董事会可选择的股权登记日的法定区间，即应如加拿大及安大略省、美国特拉华州一样明确规定该登记日只能确定于会议召开以前“××日—××日”之间，以防止董事会规定过长的登记日，从而使与会股东丧失真正的代表性；其三，对股权登记日和股东会会议通知以及登记的具体办理日期采分离主义，明确规定股权登记日必须确定在会议通知之前的某个区间，而登记的具体办理日期则确定在会议召开前的某个很短的日期内，以防止出现前述违反法定通知期限和衍生“开会专业户”的道德危机现象。此外，我国《公司法》和有关的规范性文件并未规定监事等其他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有权获得会议通知，此与我国现行立法并未赋予该等人员出席股东会的权利有关，实际上赋予监事股东会会议出席权对于强化监督刚性，加强股东会和监督机构之间的沟通无疑大有裨益。在实践中已有大量上市公司采取了类似做法。例如：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召开1999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即将公司监事列为出席会议的对象予以通知。上海钢管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度股东大会公告亦将监事列为了通知对象。因此，我国有必要借鉴英国、加拿大、德国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明确将监事列为股东会会议通知对象。 五、股东会会议通知内容之制度分析与缺陷检讨 各国（地区）几无例外，均要求股东会会议通知必须将会议的地点、日期和时间告知被通知人，这是确保股东出席会议的起码条件，正如何美欢教授所言：“这些细节必须是绝对的、无条件的。”［1］（ P577）惟对于会议议决的内容以及与此有关的其他信息是否须在通知时言明，不同国家（地区）的立法态度有较大差异。但概括而言，基本上有两种立法思路：其一，有的国家（地区）根据股东会会议的类别来确定是否需作详细通知，年度股东会因其议决的事项相对较为稳定和常规，且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大多对此有明确规定，一般均为股东所了解，故无须就其内容作详细罗列。而除此以外的特别股东会议则大多要求详细通知。此以美国、英国和我国香港为代表；其二，有的国家（地区）则根据股东会所要议决的具体事项来确定是否需作详细通知，一般性的事务无须作详细通知，而对股东利益或公 司业务经营有较大影响的特别事务大多要求在会议通知中详细告之。此以加拿大及安大略省为代表。无论采取何种立法思路，其基本立足点均在于方便股东对是否与会以及如何表决进行充分决策。 我国《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会议通知的内容未作任何要求，仅在第105条第1款、2款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召开股东大会， 应将会议审议事项通知各股东（或公告）。临时股东大会不得对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作出决议。这一规定既未区分股东会议类型，亦未区分会议议决事项的性质而对通知内容作不同要求，过于笼统和简略。而且，《公司法》甚至并未强制要求股东会会议通知必须载明会议的地点、日期和时间，其缺陷十分明显。正基于此，在实践中，有些上市公司在其会议通知中埋伏会议地点。如上海第一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在其“关于召开1999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中，即表明“会议地点另行通知”。上海龙头股份有限公司亦采取了类似做法，其股东会会议通知系于2000年3月29日公告，而会议地点却在2000年5月9日以另一公告通知。 如此“补丁通知”，势必给准备与会的股东徒然增添了许多麻烦。《特别规定》部分地弥补了《公司法》的上述缺陷，该规定第20条第1 款要求境外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应当将会议审议的事项及会议日期和地点告之所有在册股东。《通知》第3 条对境内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内容进行了类似补充，即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应当将拟审议的事项、开会的时间、地点等通知股东。《指引》和《条款》对此作了更为详细的规定。这些规定主要有以下特点和不足：其一，区别公司类型（境内上市，还是境外上市）分别规定不同的通知内容，严格来说，这一分类标准并无多大的科学性；其二，对会议的一般要件（日期、地点、期限）都作出了明确规定，就具体开会时间的措辞而言，《条款》的规定比《指引》更为合理，因为前者使用“时间”的概念，要求具体到时点，更为精确，后者使用“期限”的概念，易使人误解为可仅具体到日，无须具体到时点，不甚精确；其三，都要求在通知中载明会议讨论或审议的所有事项，这对公司而言可能是一种负担，并且，《指引》对于该类事项的通知应披露到何种程度并无原则性和具体性的要求，这显然易使该种披露流于形式。在实践中，许多上市公司对会议审议事项的披露过于简略，根本起不到帮助股东决策是否与会以及如何表决的作用。例如：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在其关于召开1999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中载明，该次年会将“审议公司199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然而，对于该方案的具体内容却无片语言及，显然披露极不充分。此种差强人意的披露与前述规范的缺陷不无关系。相较而言，《条款》对某些重要的特别事务（如合并、购回股份、股本重组或者其他改组）的披露作了列举，并要求该披露必须达到“使股东作出明智决定所需要”的程度，对于特别决议强调必须披露全文，这些规定更为科学、合理；其四，都要求载明股东代理事宜，但《指引》未规定应载明投票委托书的具体送达时间和地点，不利于具体操作。而且这些要求在实务操作中均不同程度地走样了。如各上市公司基本上均未在其会议通知中言明“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其五，《条款》要求会议通知披露议决事项与特定人员的利害关系，《指引》对此无特别要求，此亦其缺陷。1998年和2000年《意见》与前述文件相比既有进步，又有退步。进步之处表现在，它确立了充分披露的原则。如1998《意见》第3条指出：“董事会提出涉及投资、 财产处置和收购兼并等议案的，应在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充分说明该事项的详情，……证券交易所认为公司披露的内容不足以使股东和其他投资人了解该事项的实质的，有权要求公司在作出补充后公告。”2000年《意见》第10条指出：“董事会在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应列出本次股东大会讨论的事项，并将董事会提出的所有提案的内容充分披露。”退步之处表现在，《意见》对会议通知中必须具备的一些共性规则（如会议的日期、地点、时间和代理表决等规则）未予规定，这或许不会影响实务操作，因为《指引》和《条款》仍在生效，但作为一个系统规范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官方文件，因此而产生的缺憾是十分明显的。 收稿日期：2000—06—15 【参考文献】 ［1］何美欢．公众公司及其股权证券（中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武忆舟．公司法论［M］．台北：三民书局，1985． ［3］R·E·G·佩林斯，A·杰弗里斯．英国公司法［M］．上海：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4． ［4］姜凤纹．美国公司法选译［M］．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84． ［5］黄川口．公司法论（增订版）［M］．台北：三民书局，1984． ［6］李哲松．韩国公司法［M ］．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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