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玲*

[内容提要]  有组织犯罪包括犯罪集团、黑社会性质组织和黑社会三种形式。其中，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大陆现阶段一种非常突出和严峻的社会现象，是我国目前正下大力气解决的犯罪问题。本文在对大陆现阶段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现状、特点及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遏制此类犯罪的对策。

关键词： 有组织犯罪 黑社会性质组织 黑社会

    有组织犯罪是世界各国均高度重视的极其严重的犯罪现象。但对有组织犯罪尚没有一个统一并得到普遍公认的定义。我认为，有组织犯罪应包括犯罪集团、黑社会性质组织和黑社会三种形式。其中，犯罪集团是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我国特有的法律概念，指某些已经具有黑社会组织的性质和主要特征，但在组织规模和程度上尚未完全达到黑社会标准的犯罪集团，属于犯罪集团向黑社会过渡的中间形态。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指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的犯罪组织。  黑社会由英文 “Under-world society” 翻译而来，是对社会进行非法控制的具有进行大规模犯罪能力的犯罪组织。从组织形态、程度和社会危害性上说，这三者实际上是有组织犯罪的初级、中级和高级发展形态。根据大陆现阶段犯罪的现状及当局打击的重点，本文所讲的有组织犯罪主要是指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一、 大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现状及特点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一般应具备以下特征：（一）组织结构比较紧密，人数较多，有比较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二）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三）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四）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这是最高法院针对我国现阶段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日益猖獗，为了加强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力度而做出的及时规定。
其实，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在我国并非近些年才出现。从80年代起，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就已经相继在广东、海南、湖南等省出现，并逐渐由南向北、由沿海向内地发展。据有关方面统计，广东省司法机关仅在1991年至1993年3年内就查获黑社会性质组织和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800多个，成员达3917人。  为了适应同此类犯罪斗争的需要，1997年刑法第294条规定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入境发展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司法机关据此加强了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力度，但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目前仍非常猖獗，已成为我国现阶段威胁社会治安最为严重的犯罪之一。
中国大陆现阶段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具有如下特点：
（一）、组织严密，成员众多
大陆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一般都有明确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基本骨干成员固定，内部有严密的分工和纪律约束。如广东番禹市南村镇以曾锦均为首的犯罪组织，正式设坛结盟，排定座次，制定帮规，进行分工，下设9个头目，每个头目手下安排4至8名“马仔”，每个“马仔”发给活动费1万元。该组织还制定了严格的“家法”，下级必须绝对服从上级命令，下级有事必须请示报告，对组织要绝对忠诚，不许中途退出。如违“家法”，轻则剁指手、打折腿，重则招来杀身之祸。  加入组织一般要经过严格筛选，如以张君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入伙”的条件就是至少有一条人命案在身。此外，大陆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一般都有成员众多的特点，十几人、几十人甚至在百人以上。
（二）、采取暴力等多种手段，大肆进行犯罪活动
暴力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最常用的手段。如海南省琼山市查获的以海再文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全部是靠暴力手段开路，长期在当地寻衅滋事，滥杀无辜。许多犯罪组织的武器装备相当精良，犯罪中多动用枪支，且绝大多数是军用枪支，有的还非法制造和贩卖枪支弹药。成都警方侦破的“3.1”涉黑涉枪大案，其首犯经常使用的汽车中便装有冲锋枪。 山东省破获的“徐宗涛黑势力团伙案”，成员多达92人，枪支弹药一大批，疯狂作案86起，致死致伤几十人。罪犯持械犯罪，甚至滥伤无辜，如辽宁营口段氏犯罪组织持械伤害群众120多人。广东一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斧头帮的帮主郭华，为了报复拒交保护费并向公安机关举报的同乡王君明，竟将其左手砍27刀，右手砍6刀，10个手指被砍掉，其中5个被拿走，并挑断了其两只脚的脚筋，  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
（三）、暴敛财富，疯狂攫取经济利益
大陆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多以一定的经济实力为依托，并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在黑社会组织的初级阶段，多以盗窃、抢夺、抢劫等财产犯罪手段聚敛财富，也实施替人讨债、清帐、报复、收保护费、敲诈勒索、放高利贷、拐卖人口等，获取财产利益，如湖北宜昌李发全犯罪组织由100多名歹徒组成，内部划分为鱼帮、菜帮、水果帮、服装帮、客运帮等，设立了手枪队、片刀队等，拦截车船、大肆敲诈，每年仅收取“保护费”就达40多万元 ；还有的是垄断某种或某几种行业的经营权，强买强卖，称霸一方，如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潘家长犯罪组织曾控制了全市蔬菜、水果、钢材三大市场，利用打手队在市场中持枪威胁，强取豪夺；待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黑社会性质组织则以公开身份开办企业，成立公司、工厂、经营歌舞厅、饭店、渡假村等，以商养黑, 以黑护商，攫取犯罪资本。如江苏省曾发现18名境外黑社会组织成员在南京、无锡等地建立合资合作企业19家。黑社会性质组织开办的企业有的从事洗钱、走私、贩毒、色情、赌博等非法行业，有些企业也进行合法经营，使犯罪资本越滚越大。如沈阳以刘涌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1995年创办嘉阳集团，涉足商贸、服装、餐饮、娱乐、房地产等行业，下属公司26家，员工2500人，拥有资产7亿多元。
（四）、营造保护伞，向政府渗透
为了组织的生存和壮大，黑社会性质组织采取各种手段向政府进行渗透。其一是用金钱收买、美色勾引或隐私相要挟等手段，拉拢、腐蚀、威逼、引诱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活动，或为其提供保护伞。目前，在被警方破获的几乎所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背后，都能找到保护伞。如吉林省黑恶势力“于氏三兄弟”的保护伞是县公安局民警；湖北以余林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是市公安局副局长，湖南省庄湘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是原县长，浙江温岭以张畏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被查处的保护伞涉及干部达184人，其中党政机关干部42人，司法机关干部15人，金融机构干部10人，包括原温岭市市长和市公安局局长等要员，沈阳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首犯刘涌最直接的保护伞有三个：原沈阳市检察院检察长（其干爹），原和平区劳动局副局长（其干妈），原市中级法院副院长（其情妇）。其二是用各种手段捞取政治资本，甚至直接得到政治权利。如河南虞县黑社会性质组织首犯何长利，利用93年人大换届选举之机，用暴力和结把兄弟等手段，选上该县某镇副镇长，镇里7个支部中有5个支部书记、10个镇企业中有7个负责人是他们的“自己人”。浙江温岭黑帮老大张畏在非法敛聚了大量财富之后，为了改变自己的公众形象，采取各种手段，先后取得湖北宜都市政协副主席、《浙江法制报》名誉社长、台州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等头衔。沈阳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首犯刘涌本身就是市人大代表。拥有保护伞和政治权利是为了控制社会，而控制社会又是为了更有利于犯罪，因此，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
实事求是地讲，我国目前还没有出现象意大利黑手党、香港14K之类的具有相当长历史和社会根基的黑社会组织，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确实出现了少数具有黑社会特点的犯罪组织，承认这一点，有利于我们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在理论上深入研究，并在对策上及时采取措施，否则可能会因为认识上的滞后造成对策上的偏差，为黑社会在我国的发展带来机会。

二、 大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成因
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大陆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有封建帮会的影响，有反社会心理的作用，有文化和道德的因素，有社会控制机制弱化和政治保护等因素，这里主要分析现实中国社会中存在的有利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生成的因素。
（一） 、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的组织基础
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给社会带来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分配上的不公和不均，国企转制甚至破产造成的千百万人的下岗失业大军，加上每年进入劳动就业年龄的人口，形成了巨大的市场压力。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城市从90年代到2000年，平均每年进入劳动就业年龄的人口在2000万以上，而平均每年退出劳动年龄的人口却不足900万，每年净增劳动人口1100多万，而每年安排就业的人数平均只有730万。这些失业、待业人员在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得不到很好满足的情况下，就容易产生反社会情绪，其中一部分人便走 上了拉帮结伙犯罪的道路。
此外，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流入城镇，形成了巨大的民工潮。他们在为城市建设发挥作用的同时，也感受着“城里人”的歧视和排斥，一部分民工由于社会对自己的不公正待遇便产生了对“城里人”的不满和敌视，当这种敌视心理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会以非理性的方式发泄出来，犯罪就是其中之一。再加上流入城镇的农民中并不是人人都能找上合适的工作，为维持生存，一些人于是干起了偷、抢等违法犯罪勾当。据深圳市公安部门的统计，在深圳特区发生的抢劫、杀人、强奸、卖淫、贩毒等恶性刑事案件中，90%以上是来自农村的“三无”人员（无固定工作，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所为 。人以群聚，物以类分，在一些流动人口较多的大中城市中，便形成了诸如新疆村、浙江村之类的以地源划分的民工聚居区，他们在城市活动包括违法犯罪活动中互相照应，天长日久，便有可能发展为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
（二） 、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形成提供了经济基础
当今中国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体制。虽然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为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在社会管理体制尚待完善的情况下，也有可能为犯罪分子从事有组织犯罪提供机会。一些不法之徒利用工商管理部门对企业登记的疏于管理，乘机注册一些所谓的公司，打着经营企业的招牌，搞违法犯罪活动。如内江市一黑恶势力团伙在市直工委之下开办了一经济实体，在该实体内开设餐饮、酒吧，实则进行赌博，以色情招客，并借机物色对象，拉帮结伙，进行有组织犯罪。
（三） 、黄、赌、毒的泛滥，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形成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从国外有组织犯罪的发展历史看，黄、赌、毒与黑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美国为例，自30年代毒品交易被法律规定为犯罪以来，非法毒品行业就在美国获得空前的发展，尤其是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的嬉皮士运动，首先是在美国，继而在全世界产生了对毒品的爆发性需求，使得美国的黑社会组织借机完成了它的继20年代“禁酒法”之后的第二次飞跃。  黑社会还通过对卖淫者收取保护费或直接操纵组织卖淫而从中牟利。在美国有组织犯罪每年约1500亿美圆的收入中，有230亿来自卖淫业。澳门、阿富汗等地的黑社会的发展，也与赌博业、色情业和毒品有关。
自改革开放以来，黄、赌、毒在大陆迅速蔓延，据统计，我国目前的吸毒人员超过300万，被查处的卖淫嫖娼人员超过千万，这之中的许多活动，包括毒品买卖、卖淫组织等大都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有关，并都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在沿海地区，黑社会性质组织介入色情业已是公开的秘密。如广东某地有海丰与陆丰两个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强行向酒楼和服务小姐收取保护费，每家酒楼每月交200元，服务小姐每晚交10元，甚至每位食客也要交保护费10元。
(四)、社会控制机制的弱化为黑社会非法控制势力的壮大提供了条件
目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社会转型过程中，与封闭、统一的社会相比，国家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在下降，基层政权组织和群众组织的控制力在下降，社会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也在下降，这就为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控制势力的兴起提供了条件。在一些地方，家族势力凌驾于村委会之上，族权代替了基层政权。家族势力的死灰复燃，不仅妨碍了国家政令的实施，而且容易为不法之徒所利用，成为称霸一方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如浙江温州市苍南县以许海鸥为首的许氏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就是依托地方宗族势力发展以来的。他们利用宗族影响拉拢人心，发展势力，组织者宣称族内是兄弟、是亲戚，很容易地拉拢了不少同姓人加入。从1992年至1995年，该组织大肆从事杀人、抢劫、绑架、走私、诈骗、敲诈勒索、非法拘禁等犯罪活动，作案136起，杀死1人，打伤30余人，冲砸工厂、民房、店铺40余处，走私、敲诈勒索数额近200万元 。
（五）、政治腐败现象的不断升级，导致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升级
现代黑社会犯罪的发展与政治腐败现象密切相联。当前国内的贪污贿赂等腐败现象已蔓延到党内、国家机关和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甚至个别地区还出现了政府官员集体腐败的现象。如1997年发生在河北省宁晋县的“拜把事件”就是如此。该县的权势人物—企业老板、电视台编辑、县委常委、县财政局长、交通局长、纪委副书记、公检法领导、副县长的丈夫等18人，“皆以兄弟相称，遇事当鼎力相助”。此事惊动了中南海。  腐败现象给千方百计寻找政治靠山和保护伞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以可乘之机，而一些手中有权的腐败分子，在收受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好处后，也置国家和人民利益于不顾，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保驾护航。

三、 遏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对策
针对上述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成因的分析，笔者认为，要遏制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大陆 蔓延的势头，主要应采取如下对策：
（一）、进一步完善立法，加大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打击力度
现行刑法有关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立法不尽完善，主要表现在：1、对罪名构成要件的规定过于笼统，缺乏规范性和针对性，有混于一般犯罪集团，也未对黑社会犯罪做出明确规定。2、法定刑偏轻，最高刑罚仅10年有期徒刑，不足以应对社会危害性如此之大的犯罪。3、刑种单一，对于以追求经济利益为其基本目标的黑社会性质犯罪来说，应处以一定的财产刑。因此，应在借鉴各国有关反有组织犯罪立法经验和总结前一时期打黑除恶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刑法上对黑社会犯罪做出明确的规定，加大处罚力度，对情节严重者应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同时，增加罚金和没收财产刑，为打击黑社会犯罪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武器，使打击黑社会犯罪的斗争早日纳入完善规范的法制化轨道。
（二）、反黑与反腐败相结合，打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要加强党政干部和司法干部队伍的廉政建设，切实惩治腐败，同时，应尽快完善廉政监督制度，建立各级领导责任制和追究制，完善领导干部财产登记申报制度，惩治腐败，从根本上清除庇护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社会势力与基础。
（三）、加强社会整合，解决分配不公等社会问题，从源头上铲除滋生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土壤
如前所述，社会结构不合理，社会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下岗职工增多，流动人口失控等，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的重要社会基础。因此，要遏制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蔓延，不是简单地打掉一个又一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问题，而是必须要调整社会结构，加强社会整合，切实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清除黑社会性质组织滋生和蔓延的土壤和气候。
此外，成立专门的反黑机构，发动公众参与打黑斗争，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加强国际合作等，也是遏制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有效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