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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高增长行业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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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招租，e-mail:yesize@hotmail.com 一、经济的快速增长与高增长行业具有强相关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实现了年均达９.４％的快速增长。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人们仍然期望我国经济能够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如果把问题简单化，从产业变动与宏观经济的关系的角度，可以观察到一个基本事实，即经济的快速增长与一批高增长行业具有很强的相关性。由于存在相当数量的高增长行业，这些行业的增长速度往往达到１０％、２０％乃至３０％以上，国民经济总体的平均增长速度才达到较高水平，如７％以上或更高。高增长行业数量多，增长速度高，国民经济的总体平均速度就可能高一些；反之，国民经济总体平均增长速度要低一些。看一个国家能否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很大程度上要看是否存在一批高增长行业。 这种状况的经济学依据是：一个发展中的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后，有一个长达３０～４０年的高速增长时期。这种高速增长以经济结构的快速转换为基础，而在结构转换的不同阶段，都会出现相应的高增长行业。美国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前副行长钱纳里等通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十个国家的发展经验的实证研究，引申出“发展就是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变”重要论断。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实践，为上述论断提供了新的证据。结构转换是这一时期经济快速增长的基本动力之一，而结构转换则表现为不同时期对应着不同的高增长行业。上世纪８０年代初中期，对经济起带动作用的高增长行业主要是轻工、纺织等行业。经过８０年代末的调整后，从１９９２年开始，经济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其间的高增长行业主要是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公路、港口、电力、钢铁等）、新一代家电产品（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机等）和房地产等。 １９９７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趋缓。亚洲金融危机是一个重要的外部影响因素，但对一个内需为主的大国来说，问题主要还是在国内。从以上讨论的角度来看，这次的增长趋缓可以理解为９０年代初崛起的高增长行业到９０年代后期作用力显著下降，而新的高增长行业未能及时跟上，出现了高增长行业的“空档”或“转换缺口”。 二、现阶段我国有无可能出现一批新的高增长行业 对此，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现阶段我国有无可能出现一批新的高增长行业？答案是清楚和肯定的。我国总体上处在工业化的中期。有关经济理论、国际经验和我国的实践都表明，在经历了２３年的高速增长后，再有一个一二十年的依靠结构转换推动的较快增长时期是完全可能的。与此相关联，出现一批新的带动力强、持续时间较长的高增长行业也是完全可能的。在这一点上，国内外的大多数研究者有着相同或相近的的看法。 不清楚或需要讨论的是：新的高增长行业在何种条件下才能出现，在何种结构和机制下作用于整个国民经济？这就要对现阶段我国经济的基本结构和循环过程有较为深入地了解。 概括地说，我国目前仍未摆脱二元经济的特征，农村和城市居民在收入和消费上处于差距较大的两个层次。城市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整体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规模扩大在为城市居民增加就业机会的同时，也为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和城市提供机会，并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而农民收入提高又会增加中低档消费品的需求，拉动相应产业的增长，提高城市居民的收入并促进其消费结构升级，从而使整个国民经济进入良性循环。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故事来描述这种循环关系。一个四川农民Ａ的收入低，是因为北京的一个白领职员Ｂ没有买房。如果白领Ｂ打算买房，将会刺激住宅供应商增加住宅供给，在北京的某个建筑工地上，农民Ａ就可能找到工作，增加其收入；收入提高后的农民Ａ将会购买彩电、冰箱、洗衣机等，扩大了生产这些家用电器生产商的需求，进而增加了在某家用电器厂工作的工人Ｃ的收入，工人Ｃ也考虑改善自己的住房状况，加入了购买新房的行列，从而给更多的四川农民提供了打工和增收的机会。 这是我国现阶段国民经济运行的基本框架结构。其中最重要的是“打开两个空间”：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为非农产业和城镇化发展打开空间；非农产业和城镇化发展为农民增收打开空间。在上述基本框架结构中，处于先导性环节的是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及其带动的产业结构升级。我们所说的高增长行业，主要是与这种升级相关的产业。之所以能够“高增长”，是因为消费结构升级为这些产业创造了旺盛的市场需求。 以往人们用“木桶原理”，即“最短的那根木板决定了木桶中的水的容量”，来说明“瓶颈” 部门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借用这个比喻，可以说“新增的木板决定了木桶中水容量的增长水平”，这个“新增木板”就是新的高增长行业。 那么，现实的和潜在的“新增木板”是什么呢？现阶段我国大多数城市居民已经基本解决了吃、穿和部分用的问题，正在向提高住、行、通讯和其他方面生活质量的层次过渡。与消费结构的这些变动相对应的住宅、汽车、机械、电子通讯、钢铁、建材、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等产业以及为生产和生活提供支持的服务业，都有潜力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期的高增长行业。 三、潜在的高增长行业“起不来”的后果是什么 第一个后果是，由于缺少足够的高增长行业有效吸纳和利用资金、人力等资源，资源的利用率下降，闲置增加。另一方面，资源过多地进入已有产业，加剧了这些产业的生产能力过剩，并使已经激烈的市场竞争更趋激烈。 第二个后果是，高增长行业增长缓慢导致的经济总量扩张迟缓使就业压力加大，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增加，城乡就业冲突加剧，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和城市就业的机会减少，收入增长速度相应减慢。 在宏观上，则表现为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物价水平走低，就业问题加剧，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性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中原有的诸多矛盾，如金融资产质量低、国有企业困难、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农民增收缓慢等问题都会加剧。例如，据统计目前农民新增收入的７０％来自打工收入，即非农产业的收入，而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和城市的机会相对减少，农民收入增速自然难以提高。又如，银行存差大量增加，企业有资金而缺好项目，在资金利用率普遍下降的情况下，要提高资产利用效率、改进资产质量必然是困难的。再如，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与现有金融体制的缺陷有关，因此应当加快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发展。但是，恐怕不能认为目前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比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融资环境更差。那么，90年代的高速增长又如何解释？事实上，除了融资体制上的问题外，缺少高增长行业所导致的投资预期不佳，是造成中小企业融资难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在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的情况下，有几种认识倾向是需要讨论和廓清的。 一种认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起因于经济生活中的深层矛盾，出路在于进行改革攻坚战，彻底化解这些深层矛盾。这种看法的初衷似乎无可非议，从中长期看深层矛盾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解决。但是，在缺少高增长行业支撑、经济增长速度较低的背景下，经济生活中的诸多深层矛盾一定程度上加剧，解决这些矛盾，特别是涉及到人员分流、减少坏账等问题所需要的外部条件实际上变得更为不利。搞得不好还可能使矛盾激化，出现适得其反的局面。 另一种则将国民经济中不同部分或领域中的现象和问题简单分开、孤立看待并试图加以解决，比如讲就业不大讲经济增长，讲农民增收不大讲非农产业和城市化，讲国企改革不大讲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等等。国民经济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整体，缺少整体眼光，局部是说不清楚的。尤其重要的是，现阶段解决宏观经济增长问题的基本方法，应当是在国民经济各个部分和领域相互作用、往复循环的框架下，找出对经济全局有关键性作用的主要矛盾或“瓶颈”。就以上的讨论而言，这个主要矛盾就是如何有效地发挥高增长行业的作用。 第三种是较看重宏观经济指标，而不大关注宏观现象与结构和体制问题的关系。任何一种现代经济都存在“宏观经济”和“宏观经济政策”问题。同样重要的是，中国作为一种发展中的经济、体制转轨中的经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经济，与美、日、欧等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有着实质性的差异。如果成熟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均质性相当强的经济，某种宏观经济政策具有较好的“普适性”的话，那么，中国经济至今仍然是一种均质性较低的经济，试图通过一种宏观经济政策达到“普适性”的效果，往往是不切实际的。不了解某个宏观经济指标背后的结构和体制特征，也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这个宏观经济指标本身。比如，“通货紧缩”是近年来议论较多的一个概念，撇开相关的理论争议不论，仅从政策含义上考虑，是否“松开银根”，增加货币供应就能解决问题呢？一些年来利率持续下调、开征利息税等的政策效应已经给出了答案。 四、为什么潜在的高增长行业起不来 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以来，人们面对着一个困惑：一方面，没有多少人怀疑中国经济的巨大增长潜力；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付出很大努力“扩大内需”。主要原因是潜在的高增长行业在供给和需求两方 面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体制和政策障碍。高增长行业的生长环境与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出现显著差别。 直观地看，过去高增长行业所对应的消费品基本上千元、万元级的，现在的住宅、汽车等则是10万元乃至几十万元级的。居民有支付能力需求的形成要有一个积累过程。然而，考虑到中国人数基数很大，即使仅计算城市人口，一个不大比例的消费者所产生的购买力也是相当可观的，同时考虑到消费信贷的支持，高增长行业所对应的需求条件的形成不应有大的困难。实质性的障碍还是来自体制和政策层面。如果说80年代为了促进纺织工业的发展，需要做的事情是取消票证、放开价格等，现阶段促进高增长行业的发展，在体制和政策层面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明显复杂了。 以住宅产业为例，过去一些年的房地产热，真正与居民住宅发展之间的的市场化联系并不充分。发展住宅产业，首先要打破旧的住房福利分配制度，同时要推进住房实物分配向货币化分配的转型、开放和培育各级住宅市场、发展住房金融服务等。这是一个制度“破”和“立”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大的利益调整过程。如果处置不当，极易形成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由于各地条件不同，住宅市场化进程也呈现出较大差异。 又如，汽车产业发展滞后，主要受制于抑制性的消费政策和严格的产业进入政策。前者使消费者在购买和使用环节支付过高费用，后者则使汽车生产的成本和价格难以下降。虽然中国名义上有一百多家汽车厂，但研究表明，在主要车型上，由于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度，竞争是很不充分的。在垄断的条件下，汽车维持高价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不解决消费政策和产业进入政策问题，不促进市场竞争和企业改革，汽车产业的增长潜力就不可能释放。 由于诸多体制和政策问题的影响，潜在高增长行业或者受到抑制，或者潜力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导致了高增长行业的“转换缺口”和整体增长速度的降低。 五、经济增长动力正在发生重要的结构性变化：新的高增长行业的作用正在显著加强 针对内需不足的状况，国家实行了积极财政政策。事实证明，如果不实行这一政策，近年来的经济增长率难以保持在７％以上。在肯定积极财政政策重要作用的同时，正如人们已经指出的，这一政策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问题在于，当这一政策逐步“淡出”后，如何弥补留下的增长缺口？能够寄予希望的，还是出现一批新的高增长行业。较为理想的状态是，国债资金的拉动作用逐步由新的高增长行业的拉动作用所替代。 令人鼓舞的是，这种替代关系已经出现。首先，国债资金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步减弱。一个基本判断是：近几年内，每年新增ＧＤＰ的总量不断增大，但国债资金基本维持原有规模，表明ＧＤＰ增长对国债投入的依赖度下降。从逻辑上说，如果第二年的国债规模不大于第一年的规模，那么对第二年ＧＤＰ的增量就没有直接贡献。所谓国债“淡出”，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完全淡出，即停发和使用国债；一种是“相对淡出”，即保持原有的国债规模，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大，国债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逐步递减。从这个意义上说，近年来国债已经和正在的“淡出”。 在这种情况下，近年来经济增长率仍保持在７％以上，说明其他的增长力量正在发挥作用。分析表明，这些增长力量主要来自与居民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相关的高增长行业。这一点今年以来表现得相当明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的“中国产业增长景气指数”研究成果显示，2002年１～７月，汽车、机械、建材、钢铁、医药、家电、食品、煤炭等行业表现出显著的景气上升态势（参见下表），房地产、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等行业保持了较高增长速度。这些行业大多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及其带动的产业结构升级相关。 截止2002年7月工业领域主要行业的景气指数 注：该指数越高表示景气状况越好。 下图是２００１年上半年与２００２年上半年各行业在工业销售收入增量中所占比重的变化。 各行业增长贡献变动情况 最突出的是汽车行业：1～7月，汽车生产178.42万辆，同比增长32.08%，汽车销售180.46万辆，同比增长31.23%；其中轿车累计生产53.72万辆，同比增长40.82%，销售54.34万辆，同比增长40.13%。预计2002年汽车产量可能近３００万，轿车达到９０～１００万辆。据我们初步分析，2002年上半年工业产品销售收入增量部分中，比重上升最快的 是汽车制造业。汽车行业已经取代电子通讯行业，成为对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带动力最强的行业之一。汽车工业直接拉动以及对其他工业间接拉动所形成的新增增加值，占到今年上半年ＧＤＰ新增值的２０％。在７.８％的增长率中，贡献达到１.５个百分点。 房地产业继续保持快速发展态势，今年上半年，全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２８２１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３２.９％，新增部分占新增ＧＤＰ的２１％，在７.８％的增长率中，贡献达到１.６３个百分点。 综合起来看，汽车和房地产两项占到今年上半年ＧＤＰ新增量的４０％以上，７.８个百分点中占到３个百分点。 其他行业的高增长也与汽车、住宅产业的高增长有关。以钢铁行业为例，2002年１～８月，成品钢材达１２４１２万吨，增长１９.６％，年内可能达到或超过１.８亿吨。据分析，近６０％的钢材与住宅产业发展有关。换言之，只要住宅产业依然保持快速增长，钢材的需求量将会相应上升。 从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看，住宅、汽车、包括公共交通在内的与城镇化进程相关联的基础设施建设，将成为对经济增长综合带动力最强的几个高增长领域。据初步估算，仅住宅、汽车和城市轨道交通三项所创造的需求，就可以支持我国未来１０年ＧＤＰ的增长率达到７％以上。这与国际上的大国经验是相符的。以美国为例，在很长一个时期，以提高住、行水平为特征的汽车、建筑、钢铁是国民经济的“三大支柱”。 从２０００年开始，房地产投资连续两年超过２０％，今年速度进一步提高。据有关研究，在未来１０年，每年需新建城镇住宅５亿平方米以上，城镇住宅投资占ＧＤＰ的比重将达到５％以上。 今年以来汽车的爆发式增长有一些短期因素（如入世后预期调整引起的购买力释放）的作用，但汽车产业进入一个高速增长时期是合乎逻辑的，汽车的增长率在今后一些年达到２０％左右是有可能的。根据国际经验，汽车产业的高速增长可以持续二三十年。汽车工业对上游产业的带动力大体上１∶１，对下游产业即汽车服务业的带动力超过１∶２。据估计，在今后10年，汽车产业直接和间接带动力对每年ＧＤＰ新增量的贡献可达1/7左右。可以说，其他产业中没有一个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可以超过汽车产业。 高增长行业作用的加强，主要得益于一个时期以来与这些行业相关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不同程度的进展。今年以来经济增长呈现出良好态势。在关注总量变化的同时，应当更多地关注新的高增长行业拉动力量的加强，关注经济增长动力的结构性变化，关注与高增长行业相关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因为这些因素对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可持续性有着实质性影响。 六、发展导向的改革与政策调整 应当看到，高增长行业呈现出的发展势头还不稳定，很大一部分潜力尚有待发掘，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健康因素，如房地产中有一些泡沫因素，汽车产业发展中也出现了由地方政府主导的盲目建设倾向；经济增长动力的结构性变化是初步的，还不能适应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要求。为使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有一个稳固基础，应将保持和加强高增长行业的良好势头放在优先位置加以强调。 发掘高增长行业潜力的关键是进一步排除有关的体制和政策障碍，为高增长行业在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创造宽松环境。这里需要强调“发展导向的改革和政策调整”的观点，即在改革和政策调整头绪多、任务重的情况下，应优先推进那些与高增长行业发展直接相关的改革和政策调整，因为这样的改革和政策调整有巨大的市场需求背景，能够带来显著的增长效应，而增长加快、蛋糕做大，又能为其他方面难度较大的改革创造条件。过去一些年的经验证明，与高增长行业相联系的改革和政策调整往往容易获得成功。 从上述思路出发，当前应着力推动如下一些改革和政策调整。 ——加快住宅产业的市场化进程。近几年住房制度改革有了较大进展，但发展不平衡。要抓紧落实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出台的有关住房货币化补贴、二级市场开放和培育、降低房屋交易费用等方面的政策，使原先住公房的广大居民与住宅产业真正建立起市场化关系。应在短期内使一些进展迟缓的城市在二级市场开放，特别是房改房上市交易上有突破性进展。这个环节打通了，住宅产业的市场容量和可持续发展将上一个大的台阶。 ——保护、引导、加强汽车产业的良好增长态势。在今年以来汽车产业“爆发式”增长中，也含有一些不稳定和不健康的因 素。汽车消费政策有所放宽，但尚不到位，应加快新政策的制定和出台。汽车消费环境的改善，要同城市发展战略结合起来统筹考虑。加入ＷＴＯ后，汽车行业进入政策有所松动和调整，但在放宽限制、公平竞争上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当前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某些地方政府制定并着手实施雄心勃勃的投资达数百亿的“打造汽车城”计划。这种行政性驱动的投资项目是否符合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令人怀疑的，有可能对汽车产业的发展带来严重负面影响。在汽车产业投资问题上，必须加快改革投融资体制，贯彻“政企分开”的原则，“管住政府，放开市场”。政府的基本职责是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如果还有能力的话，可以向企业提供相关信息，改进产业发展所需要的生产要素的质量等，而不宜拿财政资金进行直接投资。对市场化的投资主体，特别是民营投资主体，则应进一步解除行业进入限制。经验证明，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上，真正负责任的投资者常常是相当谨慎的。 ——保持电子通讯产业的快速增长势头。近几年该产业的增长率大都在３０％以上，位居各产业前列，为整体经济７％以上的增长率作出了突出贡献。去年以来，该产业的增长率仍在２０％以上，但景气状态出现下滑迹象。中长期看，增强我国电子通讯产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竞争力，是保持其快速增长的基础。其中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是推动电子通讯产业的区域集聚。据我们最近的调查，珠江三角洲的电子通讯产业集聚已初具规模，在专业化生产、分工深化、物流供应等方面形成显著的特点和优势。长江三角洲等地区也出现了类似趋势。与其他地区相比，这些地区的电子通讯产业的采购和生产成本有着明显优势。下一步应当继续推动这一积极变化，在电子通讯产业的社会支撑服务体系、政府管理方式等方面进行必要调整和改革。 ——加快城市建设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建议试点发行市政建设债券。城市建设仅靠政府财政资金，已远不能适应需要。国际国内在吸收包括外资在内的社会资金促进城市建设上，已经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应在总结、提升这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各地的实际加以推广。就政府建设资金而言，建议在有条件的城市试点发行市政建设债券。为了防止和降低可能出现的还债风险，可请国际权威的信用评估机构对拟发行市政债券的城市进行信用评估，符合信用等级要求的城市方有机会获得发行资格。此举在拓宽城市建设资金来源的同时，也可减轻中央政府举债建设的压力。 ——改进和完善国有股减持办法。国有股减持对于充实社保基金，推动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依然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点并不因为减持中的波折而改变。通过证券市场减持国有股已经停止，但不应等同于国有股减持全部停止。从本来意义上说，证券市场只是国有股减持的渠道之一，不过在一个时期将这个渠道的作用被夸大了，甚至被误解为唯一渠道。其实，即使证券市场减持国有股可行，由于国有企业能够上市的毕竟是少数，多数情况下减持必须借助证券市场以外的途径。应当积极探索国有企业改制中通过引入新的战略投资者，使国有资本退出并转入社会保障基金的可行办法。我国加入ＷＴＯ后，境外投资者对规模较大的国有企业购并的可能性增加，将为国有股减持提供新的机会。随着国内非国有企业实力的增强，与国有企业进行股权交易的能力也在相应提高。即使是国有企业之间的股权转换，只要部分股权变现后注入了社保基金，从国有企业总体上看也是实现了减持。近期已经可以观察到一些在证券市场之外通过拍卖、转让等方面减持国有股的案例。应认真总结相关经验，改进和完善减持办法，使减持取得积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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