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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型期融资规模的缩减及化解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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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招租，e-mail:yesize@hotmail.com 我国融资制度变迁是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在改革过程中融资制度充分动员居民储蓄为转轨经济提供持续的资本供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然而，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经济体制转换与融资制度发展之间产生的矛盾与摩擦，直接表现为国民经济运行中融资规模的缩减。为此，必须进行融资制度创新，提供新型的融资制度安排，以持续的资本供给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第一推动力”。 一、制度转换空缺：银行信贷萎缩的内因 1996年宏观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以来，我国融资规模明显呈现收缩趋势，集中表现为银行信贷量的萎缩。银行信贷萎缩与经济增长乏力的现实表明，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的信贷萎缩已经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造成约束，体制性信贷萎缩和由此导致的社会投资不足是制约当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为考察银行信贷萎缩状况，本文用贷款量的增长率以及贷款占存款的比重两个指标，来说明银行信贷融资规模的发展态势（见表1）。 表1 金融机构存款及贷款的增长率 单位：% 年 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存 款 33.0 27.3 20.11 16.1 13.67 13.81 贷 款 26.4 20.9 22.5 15.5 8.33 6.01 存贷比 93.8 89.2 90.9 90.41 86.17 80.26 企业存款 30.5 29.6 27.64 13.4 14.46 13.59 城乡居民存款 37.8 29.9 20.1 27.6 11.64 7.9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 据表1，我国金融机构资金运用中贷款年末余额增长率1995年为26.4%，2000年缩减为6.01%，1998年的贷款增长率比1995年下降了77.2%。近年贷款增长率还包括了与扩张性财政政策相配套的对国家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贷款，如果把这一部分扣除，贷款总额的增长率可以说是下降的。银行存贷比从1995年的93.8%，下降到2000年的80.26%，信贷萎缩的迹象十分明显。 经济转轨期的信贷萎缩，并不是因为银行可贷资金紧缺，而是因为在体制转轨过程中银行具有一定的惜贷倾向。表2显示，从金融机构存贷差的余额看，1994年以前是贷差，1995年以后一直是存差；而从增加额来看，1995年开始出现存差，并且规模逐年扩大，到2000年末存差已达24433.3亿元，占贷款余额的24.59%。银行贷差向存差的迅速转变，难以用资产多元化来解释。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强劲增长的同时，银行存差不断扩大，这表明信贷量增长率出现的萎缩状态，并不是由于中央银行紧缩货币供给而导致的商业银行可贷资金的减少，而是由于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的“制度转换空缺”造成的。 表2 1991-2000年金融机构存贷差额分析表 年度 项目 信贷余额 增加额 存贷差 占贷款余额 存贷差 占贷款增加 （亿元） 比重(%) （亿元） 额比重(%) 1991 -3258.8 -15.27 -411.0 -11.19 1992 -2854.9 -10.85 -4612 -9.25 1993 -3316.1 -10.07 453.5 6.85 1994 -337.6 -8.30 2978.5 37.85 1995 3324.2 6.38 3661.8 37.64 1996 7418.4 12.13 4094.2 38.57 1997 7476.2 9.98 57.8 0.42 1998 14722.6 10.12 7276.4 62.63 1999 15044.6 16.058 322.0 4.47 2000 24433.3 24.59 9388.7 166.56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年鉴》(1998-2000)，《中国统计年鉴》(2001)。 转轨经济中的信贷萎缩主要是体制原因造成的，下面我们从“制度转换空缺”角度对融资规模缩减机制进行分析： 第一，从宏观经济运行层面分析，体制转轨形成融资制度转换空缺。在转轨经济中，我国融资体制出现阶段性转换。在这一转换过程中，传统融资制度已经远远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新兴的多元现代市场型融资制度框架虽已建立，但市场融资制度的效用并未有效发挥，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效果还相当有限。 在这一制度转换过程中呈现的银行信贷量萎缩，实质上是体制转轨过程中融资制度转换空缺造成的间接融资体系紧缩状态。尽管融资制度转换表现为信贷萎缩，但并不能用货币金融现象对这一问题进行完全地解释。存差增大的信贷萎缩仅仅是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其背后原因是国民经济运行的经济性内在紧缩。融资规模的缩减，实质是经济体制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内生性经济紧缩现象；反过来，融资规模的收缩会产生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紧缩效应，进而影响到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由此可见，体制转轨中的“融资制度转换空缺”与经济内生紧缩可以理解为一种双向影响的关系。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到位，国有商业银行的所有制属性和民营企业的所有制属性不对称，信贷融资仍按照“所有制原则”向国有经济倾斜，这必然会造成贷款规模上的结构性需求不足：一方面，是国有银行对国有经济的信贷大量供给对其资金利用效率的低下；另一方面，体制外迅速成长的非国有经济却难以获得发展资金，国有银行的贷款货币和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之间缺乏一个现实结合点。从而出现了政府宏观政策宽松和微观上民营企业融资数量偏紧的矛盾现象。 第二，从金融机构层面分析，制度转换空缺造成银行信贷链条的中断。在我国，银行的国有属性使其在自身改革之初就具有双重任务：一方面作为企业要自求资金平衡，追求盈利；另一方面，作为半行政的国家机关，国有商业银行要承担改革成本，政府对银行的干预，维护安定团结局面，如发放安定团结贷款等。在1995年《商业银行法》实施后，银行的经营机制发生了较大变化，风险意识增强，贷款行为趋于谨慎，这就从根本上抑制了银行的扩张冲动和政府的盲目干预。而同期企业效益没有普遍提高，信用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企业的不良债权问题日益暴露出来。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引起银行监管部门和银行自身对巨额银行不良资产引发金融危机可能性问题认识上的高度一致性，控制金融风险成为金融监管部门和国有银行的共同选择。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整顿，如整顿信托业、清理各种合作基金、将信用社并入合作银行等，使中小企业贷款更加困难，导致过去存在的信贷链条中断，这必然影响信贷融资总量。 第三，从微观经济主体层面分析，制度转换空缺导致企业贷款需求减弱。在宏观经济“软着陆”的同时，市场结构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商品供求缺口已被弥补，买方市场形成，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经营发展的外部条件。国有企业由于制度僵化，随着竞争的加剧很难适应市场的变化，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亏损不断增加。1994-1997年，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资金利润率分别为10.21%、8.29%和6.92%。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实现利润由629.0亿元下降到427.83亿元，亏损企业亏损额则由482.59亿元上升到830.95亿元。在企业整体盈利能力水平下降和投资预期收益不确定的情况下，由于项目投资风险增加，企业的行为取向倾向于融资收缩。同时，随着国有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变，企业行为市场取向增强，企业预算“软约束”问题有所改善，企 业不计成本的投资正在逐步改观，市场对企业约束加强，企业贷款需求减弱。 二、资本市场：难以有效弥补融资缺口 1996-2000年的我国融资总规模缩减，有转轨经济过程中的经济体制原因，也有资本市场不发达的金融市场结构缺陷原因。资本市场虽然经过了长足的发展，但尚未充分发育，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总额中的比重仍然较小。资本市场的发展，目前尚不能有效弥补经济体制转轨造成的体制收缩缺口。 这一阶段，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和减轻银行体系资金压力，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拓宽融资渠道，已经成为理论界的共识，政策上也作了相应的调整。 但是，在总需求萎缩与信贷萎缩的经济背景下，储蓄并不能有效转化为投资，直接融资渠道的拓宽并不能完全适应国民收入转变为投资需求的需要，快速增长的资本市场也受到总需求萎缩的影响而出现阶段性收缩（如1998年直接融资受证券市场环境影响呈现增量缩减）。加之资本市场融资总量中的比重小，即使资本市场发展速度最快的2000年，当年股票融资实现222.65%的增长，股票当年融资额仅占银行当年贷款余额的2.12%，扩大的直接融资渠道难以弥补融资规模收缩的缺口。从表3可以看出，我国融资增量在1997年以后出现迅速缩减，这种规模缩减主要是由于信贷融资萎缩所造成，1998年出现25863.1亿元的融资缺口，到1999年扩大到3727.1亿元。2000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其经济运行“轨点”出现融资环境有所转机的现象，信贷萎缩有所缓解，资本市场也实现了突破性进展，融资缺口有所收敛，但并未被资本市场融资完全弥补，仍有535.5%亿元的缺口存在。 表3 1996-2000年企业融资增量变化分析表 单位：亿元 项目 年度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信贷融资 886.9 3142.7 -2147.5 -4399.8 -1573.4 证券融资 622.3 612.1 -1414.6 672.7 1037.9 其中：股票融资 451.3 593.9 -1321.0 555.3 1055.5 企业债融资 171.0 18.2 -93.6 117.4 -17.6 总计 1509.2 3754.8 -3562.1 -3727.1 -535.5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金融年鉴》(1998-2000)，《中国统计年鉴》(2001)，《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2001)有关数据计算。 三、扩张性财政融资：经济持续发展的一种必然 财政融资对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发挥国家信用功能，推动社会再生产有效运转。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社会再生产的市场均衡，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计划模式中的非均衡（即“资源约束型体制”），又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非均衡（即“需求约束型体制”），而是追求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根据马克思的再生产原理，实现扩大再生产，必须保持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平衡。两大部类平衡的前提，就是资金和物质平衡。如果仅追加货币资金投入，而没有追加相应的生产资料，只能导致单纯货币资金的积累。马克思在分析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时指出：“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再转化为资本，另一部分进入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这在表现出总资本执行职能的结果的产品价值本身内形成一个运动。这个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式的制约。”[1]在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中，同样需要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平衡。 根据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平衡公式： Ⅰ(c+v+m)＝Ⅰc+Ⅱc+Ⅰ△c+Ⅱ△ c (1) Ⅱ(c+v+m)＝Ⅰ(v+m/y)+Ⅱ(v+m/y)+Ⅰ△v+Ⅱ△v (2) 式中：m/y为公共消费。 为进行扩大再生产，必须追加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 Ⅰ(c+v+m)-(Ⅰc+Ⅱc)＝Ⅰ△c+Ⅱ△c (3) Ⅱ(c+v+m)-Ⅰ(v+m/y)-Ⅱ(v+m/y)=Ⅰ△v+Ⅱ△v (4) (1)式表示扩大再生产对部类Ⅰ的平衡关系。(2)式表示扩大再生产对部类Ⅱ的平衡关系。(3)式表示追加生产资料的条件，这里追加的资料取决于Ⅰ部类生产和两大部类用于固定资金的补偿之差额。如果补偿需求小于补偿资金，且追加的不变资本不变，则有： Ⅰ(c+v+m)＞(Ⅰc’+Ⅱc’)+(Ⅰ△c+Ⅱ△c) (5) (Ⅰc’+Ⅱc’)代表补偿需求，它与补偿基金之差为M＝(Ⅰ△c+Ⅱ△c)-(Ⅰc’+Ⅱc’)，这表示生产资料有一部分滞存。则有： Ⅰ(c+v+m)-M＝(Ⅰc’+Ⅱc’)+(Ⅰ△c+Ⅱ△c) (6) 这时，应利用财政融资簿集相当于M量的资金，用于生产性投资支出。货币投资量增加之所以能起到充分发挥现有生产能力的作用，是因为现实存在的生产能力还未完全利用，货币投资量的作用是作为货币而起的作用，即“第一推动力”的作用，这是生产能力得以发挥的基点。在此，M是非通货膨胀赤字融资的界限，其条件是把相当于补偿资金的一部分价值转移到政府手中，作为积累资金使用。 四、制度创新：化解融资规模缩减的路径选择 目前融资规模的缩减，根源于转轨经济中融资制度的内在缺陷，这必然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能力造成一定的阻滞与制约。为推动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只有通过融资制度创新，根本解决其制度内缺陷，才能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资金支持。中国融资制度创新，必须包括合理的制度安排： 第一，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促进金融发展。目前，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整体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这突出表现在国有银行在金融领域的高度垄断性与金融效率的低下。低效率的金融体制，不但阻碍了金融业本身的发展和竞争能力的提高，而且与已经变化了的经济结构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发生矛盾与摩擦，金融市场的融资能力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及需求不适应，严重阻碍了社会资金的积累以及储蓄向投资的转化，限制了经济的发育与成长。要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对中国的金融体系进行根本性改革。对于转轨经济的中国而言，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动金融发展，关键是培育统一的资本市场和发达的金融业，消除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割裂”状态，通过健全的金融体系和发达的金融市场，有效动员社会闲散资金向生产性投资转化，甄别选择各种投资机会，发挥金融增长的投资效应，提高投资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实现金融—经济良性互动发展。 第二，构建现代市场型融资制度模式。现代市场型融资制度，是中国融资制度创新的模式选择。在融资制度模式构建中，有必要对传统融资模式进行重新审视。中国传统融资制度发展模式，过分扩大了以股票市场为主的直接融资的作用，片面主张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融资，这无疑是流行理论的一种误区。尽管资本市场对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并存在相当广阔的发展空间，但不应将其作用绝对化。在中国特定的经济环境中，股票市场在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受到了种种条件的限制。与此作出对比，银行体系改革以及可能发挥的作用不应该低估。并不因为银行体系的种种问题而简单否定其在我国资本形成中的重要功效。其实，导致我国金融体系诸多弊端的主要原因不是金融中介体在金融体系中居主导地位，而是表现在金融中介体所提供的金融服务严重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储蓄资金难以有效地转化为产业部门实际运行的资金。因此，融资制度创新过程中必须按照市场化、效率化和经济发展协调化的原则，建立合理的融资制度模式，对三种融资方式合理定位。在此，我们认为，融资制度创新模式构造应建立在市场驱动的基础上，定位于以英美式的市场融 资体系为主体，兼容吸收日德式以银行信贷为主体的融资制度的合理内核，构建银行信贷融资和证券市场融资协调发展，财政融资为调控并且适时适度发展的综合融资制度目标体系。 第三，推进金融组织创新，建立融资制度创新的市场化体系。中国现实金融组织体系与融资制度市场化的金融组织体系之间，还存在一定差距。我国应继续改革金融组织体制，发展金融市场，逐渐形成大中小并存、全国性和地方性并存、专业化和全方位服务并存、不同所有制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为此需构筑多层次的金融体系，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所需资金。这就要求推动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创新，发挥国有商业银行强大的金融资源动员能力，特别是为国有经济提供金融支持，从而保证产出的连续性和改革条件下社会的稳定；大力发展中小金融结构、民营金融机构对非国有经济进行金融支持。既然我国要素禀赋特征决定了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中小企业的大量发展来推动，建立一个以中小金融机构为主体的金融体系就成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特别是发展企业债券市场，发挥其在提供流动性和风险方面的功能效应；建立完善的政策性金融体系，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资本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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