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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国企的创业功臣落马了。这一次是有“国企常青树”之称的李经纬，以前还有褚时健、于志安等人，都曾是成绩卓著、能力过人的业界精英。对他们“晚节不保”、“英雄翻船”的原因，舆论的意见基本趋于一致：薪酬过低加上监管乏力。但是，低薪酬和弱监管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以至于类似的“故事”一再重演，让公众也跟着一惊一乍。
造成这种状况更深层的原因在哪里？笔者以为，在于我们的社会管理思想，缺乏一个对人性的合理的前提“假设”，常常以道德家甚至“圣人”的标准来期待成功者，要求成功者。正因为如此，一些好的制度安排—如企业家年薪制、财务审计制度、个人财产申报制度，总是难以及时、完整地兑现。
“假设”之一，是指望成功的企业家安贫乐道，不计较个人得失。企业家的作用和价值，应该已被社会广泛认识，但管理当局在制定薪酬标准时，总是低估企业家对物质利益的需要和对分配公正性的计较。表现就是，主要负责人的工资水平太低，与经营业绩的好坏联系不大，与一般管理人员差别不大—不能说没有差别和联系，但数额太小，只能做个摆设，起不到切实的激励作用。
企业家也不能光靠荣誉过日子，不仅有过体面生活的需要，还对自己获得的报酬与贡献的对称性有着灵敏的感觉。当实际收益过多地偏离他的“心理平衡”时，结果只有两种：一是损公肥私贪污受贿，二是报复性地进行职务消费。
“假设”之二是，指望企业家能够长时间地进行自我约束。对于那些成功的企业家，管理当局给予了充分的放权和信任。这也是企业高效运转的必要。但是，放权和信任动不动就变成了大权独揽和放任自流。有的管理部门甚至觉得例常的审计监督，也会有损企业家的面子，不利于发挥其积极性。在有的企业，所有者对经营者的制约形同虚设，靠的全是经营者的自觉和对最终利害的把握、权衡。
良好愿望的结果，常常是事与愿违。在切实的物质利益面前，监管制约的软弱和虚化，无疑起到了一种怂恿的作用。成功者见的世面多，修炼也可能高于普通人，抗拒小的利益诱惑没有问题，却未必能经受大的刺激；能够抵挡一时的诱惑，却未必能长时间“拒腐蚀永不沾”。所以就有所谓“老革命的堕落”，有所谓“59岁现象”。当事情越闹越大“纸包不住火”时，最后来一个“秋后算账”。
事实一再证明，这两种建立在人的道德觉悟基础上的“假设”都是靠不住的。人都是具体的生活在现实中的个人，有着七情六欲，有着自己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和脆弱性。古往今来，人们还没有发现无私无欲、百毒不侵的“圣人”—如果有，多半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将管理思想建立在这种不切实际的人性观上，既毁了事业，又毁了当事人。
要让李经纬这样的故事不再重演，有必要从“道德人”假设转为“经济人”假设。一方面，要承认人—哪怕是再成功的人—对物质利益的需要，承认人获得公正、合理的报酬的权利。我们不否认奉献的价值，但奉献不能代替正常的以公平为基础的“按劳分配”，奉献只是规范的工作伦理、人际关系的“例外”和补充，奉献只能出于自愿。以伦理学的概念来说，即正义优先于道德，权利优先于善。
另一方面，要承认人在利害面前天然的机会主义倾向，认识到他律是自律的基础。没有他律就没有自律，一个健康的企业和企业家，离不开必要的约束和监督。而且，监督不能是最后的“算总账”，而应体现在日常性的制度上，体现在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体现在防微杜渐上。如果我们以这一“经济人”假设作为管理的基础，最后表现出来的，往往是一个“道德人”—不斤斤计较，严于律己，表里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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